周小川说，中国正在进行的商业银行改革，已经耗费了很多现有的资源来消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并且“可能还会再剥离不良资产，以达到上市的水平”。

　　4月16日，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3楼会议厅内，4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们会聚于此。身体尚未复原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拄着单拐，向出席“国际金融协会2004年春季成员会议”的代表们用流利的英语作了演讲。
　　这位乐观的银行家谈及中国的银行改革时毫不讳言，他认为应该正确认识银行的不良贷款，以及它们正在进行的改革。
　　他说，现在银行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央行今后将继续支持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创新。周同时坦言，中国的银行改革需要更大的竞争和压力的推动。
　　周的坦率与幽默在会场不时激起阵阵笑声，一位外国记者在向周小川提问时说：“您的坦率让我吃惊。”
　　正是这种坦率让我们更为接近中国银行业的真实一面。

　　三问三答
　　上市。
　　这是现阶段中国银行改革的焦点。
　　为什么要上市？
　　这是中国银行业乃至所有中国人关注的核心问题。
　　会上，面对众多的国内外银行家，周小川自问自应，提供了一个来自决策层的答案。
　　“政府为何给银行施加压力改变其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把银行的管理人员都换掉，或者等三五年后再公司化、再上市呢？”周小川面带微笑，首先抛出了这个问题。
　　紧接着周开始了他的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国的国企类似，任何国企所面临的问题，都在国有商业银行有映射”，比如银行负责人是组织部任命的，他的决策权受到一定限制，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激励机制、缺乏市场意识等。
　　“商业银行与政府部门类似，而不像个商业机构。”周小川说，现在银行正在改变这种状况，但如果没有外部压力，没有哪个领导人会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力，这样的话改革的时间就会延长。两年前起草的十六大文件中曾提到必须改革中国的国企，只有改变所有制结构、改善治理结构才能改变国企的状态，这是非常正确的思路。而这个思路同样适合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周小川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何银行要匆匆上市，中国的银行缺钱吗？”
　　“是的，中国的银行缺钱。”周的坦率的确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说，银行要扩充资本、降低不良贷款、达到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等，这些都需要钱，“但这不是上市的主要考虑”。
　　主要考虑在于，如果不上市，不调整股权，那么银行改革的内部压力就不够。因此必须通过上市的改革来为银行施加外部压力。上市后，银行要接受监管机构及公众的监督，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和会计制度，要考虑股东的权利，这些能更好地促进商业银行提高效益。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习惯往前走几步，再退后几步，然后再往前走几步，再后退几步。如何防范这种‘之’字形改革呢？”
　　针对此类担忧，周小川开出的处方是：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实行公司化改革。他说，惟其如此，才能避免“之”字形问题的发生，这也是为何强调上市对银行改革至关重要的原因。

　　细分不良资产成因
　　中国金融改革是一场长距离的接力赛，周小川从他的前任手里接过了接力棒，这根棒还会一站站地传下去。
　　回忆起改革的动因，周小川说，中央下决心进行银行改革，既是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是降低国有商业银行当时高达40％至50％的不良资产率的需要，同时也是转变国有大型企业经营机制的需要。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很多人认为银行已经差到没法维持的地步。”周小川说。
　　他同时提醒在座的人士，应该仔细分析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以此来正确认识中国正在进行的银行改革。
　　根据周的分析，目前接近30％的银行不良资产是各地政府的不良决策造成的。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商业银行留下了巨大的不良资产。“（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周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进行转变，“决定把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当地商业银行的经营告一段落”。
　　另有30％乃国有企业所致。国企的经营不善及其改制过程给银行造成了损失，现在“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这部分的问题”。
　　再有10％是法律法规造成。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如《破产法》方面的有些规定，影响到了企业对商业银行的负债的逃弃。
　　还有10％是政府在改造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关闭了一些亏损企业造成的。
　　剩余的20％则应归结于商业银行的自身因素。周小川说：“这是个很大的数字。我不想低估商业银行在向市场机制转变中存在的问题。”
　　不过周小川对银行改革的前景依然乐观，这基于中国银行业“正在进行的巨大改良”。
　　周小川说，商业银行已经开始越来越注重市场机制和银行客户结构的改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指引中曾经明确提出，国有商业银行要为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但现在，国有企业在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群中的占比已经开始下降，它们现在只是“商业银行的一小部分客户”。2003年人民银行的统计信息显示，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不到其贷款余额的50％。
　　外部环境也正在发生一些好变化，如全国人大正在制定新的《破产法》、《证券法》和《公司法》，法律环境的大大改善将有助于推动银行改革。
　　在周小川看来，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目前还存在金融工具不完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跟不上市场等落后地方，但是中国的银行改革也具有一些无可比拟的有利因素。如13亿人口为银行发展提供了足够大的市场，而广义货币M2与GDP高达200％的比例，亦说明中国经济对间接融资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商业银行盈利空间巨大。

　　不良资产可能再剥离
　　这位理性的银行家同时坦言，中国的银行改革也面临着一些负面因素。
　　“国有银行改革对政府是个巨大的挑战，比如不良贷款的比例仍然是个很大的数字。”周小川开玩笑说，“从2002年底开始，媒体对不良资产进行了多方面讨论，我不知道你们IIF会员是否还会和中国打交道。”
　　周小川希望来自国际金融界的朋友能够理解中国政府和中国银行界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他说，中国正在进行的商业银行改革，已经耗费了很多现有的资源来消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用外汇储备来注资银行，并且“可能还会再剥离不良资产，以达到上市的水平”。但他没有谈及剥离的具体方式，即究竟是银行内部划转还是向外剥离。
　　周小川说，基于四大行中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是最低的，所以选择了这两家行先上市。今后，政府将“处理一些更加棘手的问题，如工行和农行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在注资后如何有效控制银行新增不良资产的问题上，各界讨论激烈。针对这一点，周小川表示，中行和建行很注重股改，目前的第一步就是要依据《公司法》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并寻找合适的战略投资者；对于这两家银行注资和上市后如何抑制新增不良贷款的问题，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已经下了坚定的决心，将在银行内部建立严格的资本制度，并严格遵守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存款准备金的要求。
　　会上，有记者提出，即使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有了多个股东，但政府依然是大股东，占少数的外资股和公众股能否给银行以足够的压力来保证银行的资产质量？
　　周小川回应说，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控股股东和小股东到底持有多少股份才合适”这个问题很重要。不过，从中石油的例子可以看到，因为有了独立董事的存在，它们可以避免上市公司走过去的老路。银行的改革会有不同的阶段，现在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进行公司化改革，达到上市要求。
　　让改制上市显得如此迫切的另一个因素是，外资银行正步步进逼。
　　周小川说，对商业银行来讲，最重要的是10％的大客户，这些客户为银行带来了80％的利润，2006年底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不受限制的外资银行极力竞争的就是这些大客户。“如果这些银行10％的客户被外资行抢走了，中资行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