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面对面接触,很难想象一个影响中国高层决策的学者是如此言辞犀利、性格张扬,好像没有传统经济学家的谦和与冷静。
如果不是采访交流,很难想象他的视野如此广阔,思想如此深邃,完全超越了传统学者专注个别领域的认识局限。
这就是胡鞍钢。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很多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云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中国国内的陈东琪、李京文、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等。但如果要评选最受关注学者的话,胡鞍钢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记者注意到,从20日举办的预备会到22日闭幕的每一场论坛,他几乎都有言论发表,20日下午一场专门的记者招待会上,主角只有两个,他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唐纳德·约翰斯顿。论坛间隙还总有记者在采访他,包括本报记者。
尽管刚刚度过50岁生日,但胡鞍钢看上去起码要年轻十岁。在会议间隙和记者交谈时,他有时是站着,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有时是坐下来,两只腿随便地交叉成“二郎腿”。
他现在的身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不喜欢别人称呼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而自称是“国情研究专家”。从1985年起,胡鞍钢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0年初,胡鞍钢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编辑出版的《国情报告》专供省部级领导参阅迄今已发行550多期,其中的大部分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批示。
我们的话题从这次论坛开始。胡鞍钢介绍,参加这次会议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唐纳德·约翰斯顿,在会上介绍该组织推出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国》报告,其中文版是由他主译的。该报告形成于2002年,在当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曾公布过部分内容,很多内容在国情研究中心的《国情报告》中连续推出。当年的OECD报告及后来在《国情研究》上刊登的内容,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关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及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调查及建议。后来,由他出面与OECD协商,推出了这个报告的中文版。
胡鞍钢说,中国政府新的发展观与OECD的报告内容基本一致,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绿色中国”。这还要从去年的SARS危机说起,那场危机成为中央改变发展观念的契机。温总理先提出了四个协调,后来提到五个协调,进而在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五个统筹的基本思想。这个以人为本、五个协调的发展观,需要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进一步认识。
他认为,我们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支付了比较昂贵的生态成本,或者说环境成本。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自然灾害的频率是加剧的,受灾的面积是明显提高的。在50年代平均每年因粮食减产大约是380万吨,相当于我们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1%,而到了90年代,粮食因为灾害减产大约已经达到了2300万吨,占粮食总产出大约5个百分点;从大气和水污染的角度来看,导致的死亡、生病是严重的,还有铅污染、水污染、酸雨污染等,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损失,还有人身健康和生命损失。
他介绍,世界银行采用“绿色账簿”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损失,特别是自然资产的损失。用名义GDP减去自然损失,包括能源耗竭、矿产品耗竭等,结果发现,中国20多年经历了一个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先耗竭后节约,先砍林后种树的过程。自然资源损失在70年代末期还比较低,但是在80年代迅速上升,达到了GDP比重的百分之二十几,这是非常惊人的。在80年代末期,中科院就提出生态赤字问题,推出了绿色GDP概念。很多学者及官员都认为,中国必须走一条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新的发展观,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胡鞍钢说,生态环境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资产,也是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保护生态环境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共识,这就是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绿色中国”。
他解释,传统的经济发展是从生产角度出发的,要求量的扩张,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消耗、大批量排放、大批量抛弃等等。而绿色发展是从需求的角度来提出的,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对绿色的需求与日俱增,这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绿色的食品、绿色的药品、绿色的住宅、绿色的服务、绿色的能源、绿色的市场、绿色的工厂等等,就做到了以人为中心,目标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际上,这也是目前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正在追求的目标。中国目前提出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和发达国家已经同步在探索。
他最后指出,中国不必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可以直接进入绿色发展阶段。这需要我们进行绿色改革,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能够激励我们的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我们的生产者生产绿色的产品或者提供绿色的服务。只要坚持不懈努力推行那么一个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绿色中国就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