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5月4日消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2003年GDP增长9.1％，GDP总量达到1.4万多亿元，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经济已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也意味着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期。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进入人均1000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加快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战略起点，也是矛盾凸现的时期。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过程中，资源约束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各种利益摩擦也可能加剧。在这个起点上，如果战略和政策都能把握得非常适当，我国经济就可以迅速起飞；韩国、新加坡等国就是这样做的。

　　相反，这一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动较为剧烈、各种突出矛盾同时并存，重大机遇一旦不能把握好，一些突发情况和深层次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会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增长出现停滞；长期徘徊在人均GDP1000或2000美元的一些拉美国家就是这样的。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4000美元，美国花了整整100年，日本用了70年，而韩国只用了25年。相比较而言，印尼、菲律宾比韩国起点要高，但速度却慢得多，出现了人均GDP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的情况。因此，在这个关键的起飞时刻，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经济当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一、局部出现瓶颈，结构性矛盾明显

　　主要表现在投资方面，尤其是房地产等行业。去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31.1％，创下10年来的新高。2004年前2个月，全国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是1994年以来同期增幅最高的，其中，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增幅同比提高24.7个百分点。在制造业30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投资增幅超过一倍，而钢铁行业投资增长172.6％，建材行业增长137.4％。同时在投资迅猛增长的带动下，与投资有关的价格指数也上涨较快。此外，煤炭产量去年达到16.67亿吨，今年前2个月同比增长13.9％，但仍供不应求。由于电力供应紧张，现已有21个省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交通运输能力严重不足，铁路运输车满足率只有40％左右。特别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一些行业已经过热。目前全国有11个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速超过50％，35个大中城市有10个房地产投资增速超过70％。

　　投资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地方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2003年上半年，中央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实际上下降了7.7％，但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却出现了41.5％的增长。2003年1－8月，全国在建的钢铁项目2598个，增长70.1％，完成投资增长1.4倍；在建水泥项目868个，增长46.1％，完成投资增长..5倍；在建汽车项目1122个，增长75％，完成投资增长1.5倍。截止去年底，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投资分别增长96.6％、92.9％和12..9％。这种增长速度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虽然目前这些行业还是产销两旺，但是潜伏着过剩的苗头，从而使供给不合理矛盾更加突出。如去年全国钢材生产2.4亿吨，还进口了3700多万吨，但新增钢材有60％以上都是长线产品。新建的炼铁高炉81座，规模合理的仅有6座。

　　除投资外，现在货币增长过快，信贷规模扩张过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导致的热钱大量流入；二是为了降低坏账比例，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大量增放贷款。去年全社会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16万亿元，接近3年的工作量。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联系的是货币信贷投放偏多，也是导致局部投资过热的另一重要原因。

　　当前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高达70.95％。过快的投资增长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消费需求的支持，往往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即供过于求。此外，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没有改变，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

　　二、就业、“三农”和金融问题

　　首先是就业问题比较突出。中国就业问题表现出总量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还是总量性矛盾。即经济增长不足以吸纳全部新增劳动力，使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有限；而且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增长，就业压力还将增大，估计这一矛盾将持续20到30年，即中国人口达到15亿左右的顶峰后逐步下降才会有所缓解。近几年来，就业压力一直较大。当前就业压力总量达6500万。按目前的就业弹性系数计算，国民经济多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提供70—80万就业岗位，按今年提出的国民经济增长目标7％计算，就可以提供500－560万就业岗位，随着第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将创造出一批就业岗位。因而2004年就业工作的目标是新增就业900万人，实现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其中困难人员再就业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7％左右。如果扣除2004年安置的1500万，还有5000万人待就业。当前就业压力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大学扩招后毕业生的就业矛盾以及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等几个方面。

　　其次是“三农”问题亟待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越来越突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消费市场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农民收入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慢，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倍，2002年高达3.l倍。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3％，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4.3％。特别是农民进城打工，有相当部分工资被拖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由1998年的2.51：1扩大到2003年的约3.24：1。

　　农村消费市场问题表现为农民消费乏力，市场规模不断缩小。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2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消费市场发展不完善，导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趋势。

　　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主要表现在城市吸纳能力越来越弱。据预测，2001年－2010年全国农村将新增劳动力6350万左右，农村需要转移的劳动力基数越来越大，但适合农村劳动力或对其开放的城市就业岗位增长越来越慢。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乡镇企业为例，其吸纳能力明显下降。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曾达到1.36亿人，但到了2000年为1.28亿人，比1998年下降了0.08亿人。2003年进城务工农民有1个亿，按清华大学做的调查，有3个月以上失业经历的人员占36％，那么全国就有3000多万进城农民是失业农民。

　　再次是金融领域累积的风险。目前由于一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而与国有企业低效率紧密相关的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数额越来越大，使得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目前，银行系统主要金融企业存在大量不良资产，2003年按五级分类银行系统主要金融企业不良贷款比例为17.8％，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20.4％，虽然都分别比去年下降5.3和5.9个百分点，但这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高的。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之前，贷款增长越多，企业投资效率越低，不良资产的增长就会越大。目前，以增量资本产出率来衡量的投资效率也越来越低，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趋势。目前我国钢材消费占世界的1／4，氧化铝约占1／4，水泥约占1／2，煤炭约占1／3，发电量占13％，而我国GDP总值却不足世界的1／30。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中国1万亿美元GDP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6倍。目前之所以能维持低效率的高增长，主要是存在四个条件：高消耗率；高投资率；高储蓄率；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但是，这些条件在未来5－10年内可能发生剧烈变化。如果不及早应对，很可能会发生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又会进一步引发社会风险。

　　三、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1、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坚持经济政策稳定与适度调整相结合；继续坚持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和放大经济增长的合理因素，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扩大投资走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宏观经济调节应从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转向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搞一刀切，不下猛药，要采取温和而坚决的措施加以解决。要强化信贷审核和监管，适当控制货币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城市建设贷款的审查管理；加强用地管理，继续清理开发区，整顿规范土地市场，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保证煤、电、油、运输行业和重要原材料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命脉、能带动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产业、高科技产业加大投入；增加解决“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投入，加大对中小企业、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的信贷支持。

　　2、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制造业发展，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结构调整上要淡化行政力量的作用，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从投资转向消费，大力发挥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支持汽车、通讯、旅游、文化、体育、家政服务等新兴消费产业快速增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投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使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投融资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3、进一步深化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催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形成经济发展内在的自主增长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力发展由多元投资主体形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各级政府要坚决实行政企分开；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政府运行机制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在高效、廉洁、廉价的基础上，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形成政府处理紧急情况的运行机制；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4、要切实加强对国家经济安全工作的领导。加强对外资大量流入流出的监管；加强对金融部门资金的监管，进一步降低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加强对能源供应的长期规划，充分认识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能源消耗明显增加的趋势；重视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福利和救济体系。要充分认识到，没有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就难以持续快速发展，不但人均GDP1000美元的水平难以提高，而且可能会使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有可能倒退。

　　5、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切实加强对政府投资的管理，从严控制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中心建设项目；改变单纯以增加投资来追求速度的倾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把工作的着力点转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大力发展节地、节能、节水产业，加强对某些高耗能行业生产和投资的调控，严格控制能源和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政府在战略性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国土规划、核心技术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都要有长远考虑和有效的具体实施措施；在实践中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区域经济统筹发展，人和自然统筹发展，国内经济和对外开放统筹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