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中国青年报》，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请辞独立董事为切入点，刊发了报道《公心私心难分叩问经济学家良心》。此文非常有参照意义，笔者对之品读再三，发现“经济学家的良心”确是一个饶有趣味且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

    许多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这完全可以理解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老板们拥有相当的财富，但其中大部分却苦于“话语权”的缺乏；而这些名声赫赫的经济学家们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舆论甚至公共政策，同时作为世俗中人，当然也会追求私利。所以，撇开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资本”和“知本”的一场交易，并且能出什么样的价钱请到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有人总结过“一流经济学家做顾问”，说的就是这个理，他们不遗余力地鼓与呼，以此制造舆论，引起决策高层的关注，为相关的利益集团创造价值。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学家都是这样。在我国至少10以前，就已初露端倪。如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博士就撰文——《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第一次在国内鲜明地提出经济学家“操行”问题，“文字发表之初，可谓‘一石千浪’，至今余波在漾”，国防大学的卢周来先生作如许评价。2001年初，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围绕股市引发的争论，也再度突显了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

    经济学家在社会中能严格恪守价值中立，不被任何外在的利益所诱惑——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但这也是一种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境界。正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巨匠弗里德曼所言，“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经济学家无法摆脱对私利的追求，因而他们的观点不可能“公正、客观、超脱”。所以，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相似，在同一经济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百个经济学家就有一百种意见”，甚至有的意见竟然违背一般常识。这仅用所信仰的理论模型不同来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实质上，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公心和私心孰重孰轻的问题。

    怎样才能保障经济学家的良心?因为经济学家利益集团化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个人认为，不要对经济学家的自律抱有过高期望。“这个世界的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何况他们不是圣徒，只是些“世俗哲人”，尽可能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已。对于他们的言论，社会公众尤其是决策层要有清醒的价值判断。

    让经济学家将公心置于私心之上，惟有建立完善的回避制度，严格经济学家进入人大、政协、政府咨询机构等任职的准入制度。对于那些或在人大财经委员会担当要职，或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政协常委等的“政府经济学家”，不准他们同时身兼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大财团和基金会的顾问；同时要求他们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公心来研究经济运行情况、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影响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