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与国企重组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相当重要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７月３日，在ＮＢＥＲ（美国国家经济经济研究局）—ＣＣＥＲ（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六届年会的最后一场专题会上，由于张新、姚洋两位主讲人的精彩演讲和在座专家之间的激烈争辩，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国企重组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成了本届年会的压轴好戏。

　　张新：短期内更突出的问题是银行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际ＭＢＡ兼职教授张新曾任中国证监会上市部主任。就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张新分析说，中国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组成。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资本市场尚未发展成熟，银行体系仍占重要地位。统计表明，中国９０％的融资量建立在银行借贷的基础上。从长期看，虽应注重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但是短期内更突出的是银行改革问题。

　　张新指出，中国银行体系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占的资金比例非常大，地位也相当重要，因此，四大商业银行的改革格外引人注目。但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不良资产高达１８９００亿人民币，官方公布的不良资产估值数量仅次于日本，排世界第二。导致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的原因很多，包括政策性贷款、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银行自身的经营失误等。其中，政策性贷款导致了２９．２％的银行不良资产，位列首位。“要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就应减轻银行的政策压力，实现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但并不是说不需要政府的监管。尤其在２００６年底在ＷＴＯ要求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情况下，金融业将面临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需要政府监管与银行自主经营的相互平衡。”

　　他表示，中国金融改革的步骤正分为三步走：即金融重组、集团管理改革和上市。其中，第一步已于今年６月完成，第二步预期在今年年底完成，而第三步将于明年根据市场状况展开。

　　“如果国有银行上市，可以通过市场的压力促进其改革，接受公开的监督。所以上市是商业银行改革的最佳选择。”张新说。

　　“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第一，政府干预对于解决金融部门的危机是必不可少，但是过分的限制是错误的。第二，应让银行充分认识不良资产的损失。第三，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的是资产问题，而不是重组本身。在１９９８年不良资产是直接由商业银行转向资产管理公司的，但现在采取了公开竞标的方式为不良资产定价，这加大了银行面临的压力。第四，鼓励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式。”

　　姚洋：改制在长期内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演讲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介绍了中国国有企业重组的历程和影响。他说：“中国国有企业重组中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私有化。私有化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是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失去在产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特权，私营企业的进入加剧了竞争。其次是银行系统的商业化。１９９４年与１９９８年的两次政策转变加强了银行部门的建设。这两次政策转变分别源于当时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国有企业在与银行打交道的时候面对越来越多的预算硬约束。”

　　姚洋分析，中国的私有化也可以称为改制，形式主要有上市、内部重组（合并、拆分和债务资产交换）、破产和改组、职工购买、公开招标、租赁和合资等。改制过程必然涉及出售国有资产的问题。目前，国有资产的出售方法有三种：公开招标、内部人购买、职工补偿。由于信息的限制，公开招标是很少见的。多数情况下，是内部人购买出售的国有资产。而内部人购买的形式主要是管理层购买和职工分摊购买。最后一种职工补偿是指职工通常被给与一定的资产权利，用于补偿其丧失国企员工身份的损失。

　　“出售国有资产时有两个问题，即价格的折扣与土地的处置。如果给予折扣，购买者需达到三个标准：继续雇用原有职工、购买大量资产和实行一次性支付。而土地的处置，可分三种情况考虑。对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购买者购买土地。对差一些的企业，可采取租赁土地的方式。对具有负净资产的企业，土地则被直接给予，用于平衡净资产并作为其雇用原有职工的补偿。”

　　姚洋认为，国企重组中，债务、人员是两大难题。债务剥离是解决债务问题尤其是银行债务问题的通常做法。中央政府和银行都很希望收回银行贷款，但是如果不剥离债务，民营企业家不会愿意购买这些企业。还有人员安置的问题。企业冗员通常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由企业负担的内退人员；第二类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的下岗工人；第三类则是失业人员，这部分人员由政府通过失业保险基金的方式负担。此外，对被解雇员工应进行补偿，补偿额等于如果他继续在该企业工作所能得到的相应价值。国有资产的购买者往往更愿意用继续雇用员工来换取收购价格中的折扣。

　　比较改制与不改制的企业，姚洋说：“可以发现改制企业虽然在第一年解雇了更多的员工，但一年之后则雇用了更多的员工，而且具有更高的工资率。而改制后企业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生产力也有所提高。由此可见，改制在长期内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上升通道 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六大转机
新华社记者 赵承、刘铮
　　已进入新一轮周期上升通道的中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保持了快速增长：一季度经济增长９.８％，二季度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增速可能会超过１０％。与此同时，在中央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下，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得到抑制，中国经济出现六大转机。

　　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近３年来，新增国内生产总值中约５５％是由投资贡献的。但长期过高的投资增速，不利于经济健康运行。２００３年，中国投资增幅已经达到２６.７％，而今年前两月，这一速度升至５３％，创下１９９４年以来同期新高，投资增速过猛、在建规模偏大的问题凸现。在国家严格用地管理、清理投资项目、提高建设项目市场准入标准等措施作用下，前５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３４.８％，增幅比前两月回落１８.２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３０.６％，比前两月回落７５个百分点。

　　货币信贷增幅明显回落。去年以来，中国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过热行业建设资金大量来自贷款。人民银行在去年８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１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今年４月又提高了０.５个百分点。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要求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严格控制对钢铁等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上半年货币供应量和金融机构贷款增速由此明显减缓。５月末，广义货币、狭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速比４月末回落１.６３个和１.４１个百分点。５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１１３２亿元，同比少增１４０４亿元，中长期贷款首次出现同比少增，当月少增５４亿元。

　　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得到抑制。去年下半年，粮食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成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推动力，而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也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国家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同时控制部分过热行业的过度投资。在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下，５月份，粮食价格比４月份下降０.５％，出现了１０个月来的首次环比下降。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比４月份下降１.４％，其中钢材和有色金属价格下降７.６％和３.２％。

　　农业生产出现“拐点”。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粮食耕种面积连年减少，产量一路走低。今年年初，中央及时出台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并在几个月内出台一连串包括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降低农业税税率、直接补贴粮农等支持政策。今年夏粮取得增产，小麦产量比去年增加约５０亿斤，扭转连续４年减产的局面。截至５月底，全国春播粮食面积７.７６亿亩（含早稻面积），同比增加近３０００万亩。

　　部分过热行业生产增速明显回落。在国家严格控制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过度扩张的背景下，５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比４月份回落１.６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回落２.５个百分点。５月份，钢材产量同比增长１４％，比４月份回落９.４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首次出现单月顺差。在铁矿砂、钢材等原材料进口的剧增及进口价格提高等因素作用下，今年１至４月，中国对外贸易连续出现逆差。随着宏观调控初见成效，原材料进口增速明显回落，５月份中国出口大于进口２１.０４亿美元，出现今年以来首次单月顺差。

　　尽管中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是经济运行中一些矛盾和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投资增幅仍然偏高，基本建设贷款继续多增，煤电油运供求关系依然相当紧张，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依然较大。目前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刻，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不能动摇，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不能松懈。必须进一步落实中央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下更大的功夫来促进结构调整，推进各项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国民经济真正转到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