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15日注定成为了中国经济本轮宏观调控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央行煞费苦心地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接二连三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然而，这种种的“市场手段”还是被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公布的一季度数据宣判为“失效”，人们惊讶地发现——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9.7％，比3月份两会时锁定的全年经济增长7.2％的目标高出许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是高达43％，竟然比亚洲金融危机时还高。

    这样的结果显示出，中国经济的掌控权正在离开中央政府的视线。而导致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为本轮调控的最大特点——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展开了博弈：地方和企业加快步伐要赶在中央关门之前挤进门去，而中央开始担心地方、企业和银行联合起来骗中央，害怕全国性的通货膨胀。

    此后，中央的调控之手迅速变成了“铁腕”，这只有形的大手又开始按照自己过去所熟悉的方式发挥作用，于是，人们看到了“铁本”的轰然倒塌，也听到了银监会电话通知银行五一长假期间停止贷款的声音。事实上，为防止本次经济过热产生更严重的后果，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方式被认为是必须的。

    但一些经济学家也没有说错：如果说中国的宏观调控还只有动用行政手段才有效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悲哀。笼统地说，无形的市场之手真正地发挥作用，要在中国摘掉“转轨国家”的帽子之后，但值得警惕的是——转轨之期因为各种时机和理由而可能继续延长

    中国经济艰难着陆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中，中央政府试图拉回正飞离视线的风筝。

    宏观调控的13道金牌

   “我突然蒙了，好像一直良性运转的物体，突然离开了自己所掌控的视线。”这本来是德隆集团董事局主席唐万里用来形容德隆系“资金链断裂”的一句话。有意思的是，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形势。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正在飞速地滑离政府所掌控的边界。虽然3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把2004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2%，但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宣布的一季度实际增长，却出乎意料地高达9.7%，更为意料不到的是，中央政府明令缓行“投资拉动”，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却高达43%。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有关人士表示，对于如此巨大幅度的增长，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的投资增长也没有超过40%，现在却达到了43%以上，而且还在上升，没有一丝走稳的迹象。”经济学家许小年忧心忡忡地向记者表示，“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在五一长假之前的几天，这种担忧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表态而蔓延开来。4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天召开会议，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提出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增长过快，导致信贷投放增幅过大，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统一思想，集中精力抓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落实，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坚决遏制某些行业中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

    27日，新华社再次发表国务院通知，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

    当日晚，互联网上开始流传，中国银监会给相关商业银行打招呼，要求五一之前暂停所有贷款发放，这一罕见举动曾短暂被认为是假新闻，但很快得到一些银行职员的确认。

    与此同时，国务院开始高调查处江苏铁本项目，明显有杀鸡儆猴之意。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公布了中央政府对“铁本事件”的查处结案，常州市委书记和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等人受到处分，公告铁本事件的性质为经济犯罪，对法人代表实施刑拘。

    28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路透社总编林尼班克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控制经济过热趋势的决心。

    29日，新华社第三次发布通稿，称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重点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以及2004年以来新开工的所有项目，并强调此次清理是区别对待，农林水利(含农村“六小”工程)、生态建设、教育(不含大学城)、卫生、科学(不含科技园区)项目不在清理范围内。

    当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强调“现在的关键是，各方面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要求“各地方各部门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宏观调控措施，当前特别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认真清理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坚决克服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速度的倾向”。

    如此高密度的刹车，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股市自4月9日以来的持续跳水，在蓝筹股和庄股的带动下，中国沪深两市连跌4周，几乎没有反弹，在年初还意气风发的基金经理们也对后市动向谨慎起来。

    刹车和油门的博弈

   “让全世界为中国祈祷”，这是著名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曼的专栏文章标题。他写道，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睡前都要对中国经济祈祷，“世界逐渐被中国借助廉价劳动力、原材料需求以及外资投资而确保的巨大的资本力量套牢了，一旦中国泡沫破裂，世界上的所有泡沫就会一齐爆裂”。

    就在中国政府下决心对投资过热进行“降温”的同时，亚洲各主要货币都在贬值，韩国、东京、香港、台北等主要股票市场也都持续下跌，其主要原因是一样的：担心中国市场需求增长放缓甚至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大麻烦，从而影响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华出口。韩国政府27日、28日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中国计划对过热经济踩“刹车”可能对韩国造成的影响。LG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吴文硕分析说，如果中国政府为避免过热情况采取严厉措施，预计韩国的出口将锐减。他强调，去年韩国的对华出口剧增47.8%，占总出口额的18.1%。中国还占据了韩国贸易收支顺差的88.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出现大规模贸易逆差将不可避免”。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示：“如果中国出现问题，对于东南亚经济体和日本，间接的对于我们，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中国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且，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人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担心和讨论，已经从2003年以来的过热与不过热，转为采取何种政策来调整经济的问题。换言之，如今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软着陆的机会已经错过，以至于不得不进行成本高昂的硬着陆。

    中国官方最近的一系列经济警告，尚还只提及经济的结构性过热。但许小年明确认为，中国经济不仅有结构问题，而且已经处于总体过热。他的理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高速增长严重依赖投资的拉动。

    许小年重提了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亚洲奇迹迟早破灭”的著名预言，当年克鲁格曼通过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调查发现，所谓“亚洲奇迹”，不过是建立在高储蓄、高投资而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增长是建立在消耗大量资源、资金、人力的基础之上的，必然不可能持续，他因此预言，“亚洲奇迹”将会破灭。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在危言耸听，但199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他并非杞人忧天。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有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经历，比如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7%的高位，金融危机爆发后才降到25%，而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只有15%左右。但许小年警告说，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投资占比也没有超过40%，到去年年底，我国仅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就达到47%，而且还在上升，导致了席卷全国的缺电、缺煤等资源瓶颈状态，但这些投资的效益却不断下降，并可能已出现投资收益低于投资成本的恶劣情况。虽然没有发出克鲁格曼那样的盛世危言，但他担心很有可能这一次像1997年经济过热那样，国家计委强制要求停建各个工程，最后导致了经济的“硬着陆”。

    尽管对这种类比出来的担忧态度不一，但显然目前所有人都最担心的是，选择如何着陆方式的掌控权，是否正在远离中央政府的“调控之手”。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多方博弈中，各方正在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合理”选择，然而组合在一起时却常常各说各话，南辕北辙。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这使得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整体“硬着陆”的危险。

    一季度的数据表明，在中央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力度却不见缓和，相反投资力度还越来越大。据对一些钢铁投资增长最快地区的调查显示，许多企业家之所以积极投资钢铁等行业，一方面是市场价格走高，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因此，在企业家看来，当前投资钢铁等行业确实是见效快的投资，常常是一年建厂、二年投产、三年回本，这样的投资回报率，即使采取审批管制等措施，依然还有一些地方设法投资钢铁。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副司长彭志龙证实，一季度投资出现的高涨，相当部分原因就是当国家紧缩投资的信号发出后，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利益的考虑，抓紧时间上项目、抢进度，要赶在中央关门之前挤进门去。

    中央政府正是交织于这样的矛盾中间，计划经济时期的宏观调控已经造成了重大资源浪费，现在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就要相信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土地近乎免费，资金靠银行，赚了是个人的，赔了是社会和银行的，属于典型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却不怎么让人相信。许小年指出，现在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受到了利益集团的牵制，比如像房地产开发商、钢铁公司等利益集团，甚至地方政府，尽管国家已经发出了经济有点过热的警示，但他们基于各自利益都不太愿意主动接受调控，都不愿意承认自己这里过热了。结果导致了调控难、执行难的问题。

    事实上，今年2月4日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即组织了联合调查组，但国务院赴某地调查组的一位官员告诉《商务周刊》，他们上午刚踏上回京的归程，下午当地主要领导就在会议上公开指示下属，该咋干咋干，“还能因为盖几个电厂、钢厂就把我的帽子撸喽？”

    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承认，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光靠中央政府和央行的努力和调节，还需要上下共同配合，他公开呼吁各界不要与央行博弈。“不要因为央行现在出手还比较温和，就想趁这个机会赶快‘干一把’，导致经济出现大的波动，造成今后的政策更加严厉”，他出人意料地措辞强硬地指出，“希望各有关部门自觉控制，以免矛盾激化，导致央行采取大家不愿看到的更强硬措施，对大家都不好。”

    宏观调控从来都是一种利益分配。经济学家赵晓认为，当前宏观调控反映出来的深层矛盾是中央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博弈，“一方面，中央害怕地方、企业和银行联合起来骗中央，害怕物价全面上涨，害怕承担可能过热的后果，于是在犹豫一段时间后终于重拳出击；另一方面，地方和民间却希望搭上本轮经济增长的快车，特别是要赶在中央关门之前挤进门去，这大大加剧了目前的投资扩张态势，至于投资过后所导致的过剩与经济下滑的威胁，并不在地方和企业考虑之内”。显然，在这样一种博弈格局下，中央不搞宏观调控，则最终的呆坏账要由中央银行来买单，中央搞调控，则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则几乎完全由地方来承担。

    行政之手再一次遮住市场之手

    但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吴晓灵直截了当的警告，却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有人坚决表示支持：“难道你认为银行由于政府投资加大、坏账迭起，造成储户资产不断贬值的行为永远不需要制止吗？”有人则指责行政干预和吴晓灵的表态极其荒谬：“这是用计划经济来管市场经济，期望市场照自己的意志走，而资本本身是逐利的，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去，投机是市场的必然表现，不是个人或地方意志管得了的。”他们认为，行政命令永远教不会人们市场经济，却具有全方位地毁灭整个市场化进程的能力，并历数“行政式干预对市场经济的本质性破坏”：人为中断市场反馈信号，扰乱经济周期，妨碍了成熟市场机制的形成；人为改变市场规则，毁坏信用基石，扰乱了基本的市场秩序；直接冲突于人民的经济自由权和财产权，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信条。

    赵晓在4月28日就江苏铁本事件撰写的《我们真的知道新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吗？》一文中就指出，铁本项目事实上已经宣判死刑，可想而知，在政府强势的过热整顿中，全国还将陆续有一大批类似的企业被宣判死刑。他问道：“那么，被征的地怎么办，谁来补偿，招的工人怎么办，还有就是当地的经济势必一落千丈，这些损失都由谁来管？据当地估计，铁本的全部损失可能高达50亿人民币。”

   “直到目前，中国宏观调控中的主导意识仍然是防过热和结构失调，殊不知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资源配置或结构调整的功能实际上已经交给了市场。”赵晓在这篇获得了广泛喝彩的文章中写道，“当前的调控实质上来自于对市场的‘信任危机’，即相信市场能够消除短缺，却不相信市场能够消除过剩；相信市场能够导致总量平衡，却不相信市场能够进行结构调整。经过20多年改革，中国已经换了一台新车，但当汽车突然加速时，我们害怕了，手忙脚乱中最主要的危险，则是突然发现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台新车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998年香港政府1200亿港元阻击国际炒家沽空港币的那个8月，尽管香港政府的出手赢得了这场金融阻击战，但却遭到了国际上多位经济学者的批评，认为对于香港的自由市场机制、市场规则乃至市场经济的最高理想，行政干预是一场噩梦。

    毫无疑问，没有行政干预的市场和服务性的政府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目标，而此次“大跃进”式的经济过热的根源——行政化的市场化带来的政府过热和体制过热，由政府主导投资，政府控制地方金融，导致地方政府像一个没有风险意识的私人企业——也非常需要批判和问责，但就像去年中国政府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惩罚和群众运动式的动员成功遏止SARS一样，中国已经沿着一条依靠行政权威树立制度权威的道路走了20多年，强大的路径依赖决定了，要解决目前越来越紧迫的宏观经济风险，同样不得不动用中国最传统的武器，虽然从去年开始的温和调控手段纷纷失效的事实证明，这个武器的威力随着市场多元化的展开已经被消解了许多。

    事实上，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目前各国政府并没有猛烈反对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而是就事论事，过热了就应该停止，不管用何种手段。“有什么样的体制，就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必须首先承认中国体制和现实。”一篇反驳赵晓的文章写道。

    以投资来刺激经济，就像给一个病人抽大烟，现在是需要强力戒毒的时候了。面对越来越高的着陆成本，我们确实不能做以理想批判现实的诗人。

    宏观调控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遏制投资过快增长

   “必须进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认真清理在建项目；加强金融调控和信贷管理，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严格土地管理，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加强经济运行调节，搞好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需衔接。”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

   “我相信我们的判断是对的，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虽然当前的消费物价指数并未出现上涨，但是过量供应的货币转向了资产市场，使得房地产为首的资产市场过热，这也是经济过热的一种表现。”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不怕热

   “中国经济是怕冷不怕热，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经济一冷,什么问题都要出来。经济运行像开汽车，刹车容易启动难。刹车很容易，信贷一紧缩，财政一压缩，马上‘热’就下来了。但经济如果冷了，要想启动，就难了。”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经济有可能“硬着陆”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总体过热。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的投资也没有超过40%，现在却达到了43%以上，而且还在上升，没有一丝走稳的迹象。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中国经济有可能硬着陆。”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过热实质是政府过热

   “中国目前的经济过热是政府过热，是一种体制性过热。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财政利益的考虑，用转嫁负担的办法，把一部分公共成本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使得企业的成本收益以及市场信号价格发生扭曲；由于预期到中央会加强控制，各个地方都要赶在关门前再上一块。”

    戴国芳  （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区政府还是比较支持的

   “好像我们民营企业搞，好像有一点叫超常规的做法，好像我们常这样弄了、批了，我们就开始搞。”

    吴晓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各界不要与央行博弈

   “各界不要与央行博弈，不要因为央行现在出手还比较温和，就想趁这个机会赶快‘干一把’，导致经济出现大的波动，造成今后的政策更加严厉，希望各有关部门自觉控制，以免矛盾激化，导致央行采取大家不愿看到的更强硬措施，对大家都不好。”

    赵晓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调控来自对市场的“信任危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内心里仍然感觉市场难以信任，当前的调控实质上来自于对市场的“信任危机”。其实，经过20多年改革，中国已经换了一台新车，但当汽车突然加速时，我们害怕了，手忙脚乱中最主要的危险，则是突然发现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台新车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

    格林斯潘  （美联储主席）：

    中国经济增长会放慢

   “中国政府担心通胀，正设法令增长放慢。中国的增长放慢可令消费品价格回落，从而令钢材、铝、铜、铅等金属的价格逐步回落，而这些措施已初见成效。”

    王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房地产泡沫迎来调整

   “有经济学家以土地稀缺为由，提出今后10年大城市房价再涨5倍的观点，这简直是头脑发热说胡话。房地产价格不适当的上涨只能说明泡沫将来临或已来临。宏观调控虽说动用了行政手段，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从周期来看，持续几年增长的住宅市场也到了调整期。”

    宏观调控大事记

    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从2004年3月25日起，对期限在一年以内、用于金融机构头寸调节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各档次再贷款利率，在现行再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0.63个百分点。

    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自2004年4月25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执行7.5%的存款准备金率。

    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根据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要求，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将执行8%的存款准备金率。

    4月14日，各界期待已久的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悄然出现在央行网站。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的货币信贷依然出现较快增长，部分专家担心，年初定下的经济增长7%和全年信贷在2.9万亿元的目标能否较好实现。

    4月15日，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公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7106亿元，同比增长9.7%，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城镇投资7059亿元，增长47.8%。国家发改委体改司有关人士表示，对于如此巨大幅度的增长，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

    4月20日，香港《明报》报道，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最近纷纷前往经济发达的东部大省江苏视察。在温家宝总理上月下旬视察江苏南部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城市之后，总书记胡锦涛和曾培炎副总理亦前往苏南地区和上海一带视察。

    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提出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增长过快，导致信贷投放增幅过大，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统一思想，集中精力抓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落实。

    4月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要着力破解四大问题：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缓解煤电油运供求紧张，加强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供应，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4月27日，国务院宣布调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四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钢铁由25%及以上提高到40%及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均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

    4月27日，互联网上开始流传，中国银监会给相关商业银行打招呼，要求五一之前暂停所有贷款发放，这一罕见举动曾短暂被认为是假新闻，但很快得到一些银行职员的确认。

    4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公布了中央政府对“铁本事件”的查处结案，常州市委书记和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等人受到处分，公告铁本事件的性质为经济犯罪，对法人代表实施刑拘。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指出：“国务院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这一案件涉及的有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是严格依法行政、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重要举措。”

    4月30日，银监会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加强贷款风险管理。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和任务，银监会相应提出了七项措施：包括各商业银行要严格执行贷款损失足额拨备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要求，切实提高抵御风险能力；要认真做好贷款五级分类工作，切实加强对不良资产的监测和考核；要加强对集团客户授信业务的风险管理，注意控制贷款集中度风险和关联交易；要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着力推进资产结构调整；银监会将建立重大违约情况通报制度，提高对恶意违约风险的整体防范能力；各商业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提升内部管理和控制水准；各商业银行要建立授信业务尽职调查制度，全面落实信贷风险管理的岗位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