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人论坛

长安讲坛总第210期
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海闻

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副校长
2012年3月22日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楼一楼报告厅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组织“长安讲坛”这样一个讲座，我感觉挺好的，作为50人论坛的成员当然要支持这个讲座。我想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中国未来的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个事？现在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快结束了，从原来对GDP的过分重视甚至是一种崇拜，转向似乎GDP不那么重要了，政府报告也把今年GDP增长的目标降到了7.5%。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中国经济还能否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度增长？我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中国的经济问题。今天的题目是谈谈未来20年，也不一定只讲20年，10年、20年、30年都有可能，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讲讲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种潜力，这个长期当然不是永远，可能是讲二、三十年。潜力并不等于现实，我们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握住发展的趋势，挖掘这些潜力，经济增长仍然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势头。如果有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中国经济也可能出现所谓的硬伤或硬着陆。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平均九点几的增长速度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总是高出一个部分，我们称之为“中国奇迹”。这个速度能够持续多久，我的基本看法是起码持续四、五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二战后曾经有过日本奇迹和东亚奇迹，尤其是东亚奇迹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持续到1997年东南亚进入危机以后，大概是三十多年。我们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上世纪80年代虽然增长很快，但还谈不上是真正的经济起飞，主要还是一个恢复的阶段。中国的奇迹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起步，也就是二十多年而已。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的奇迹并没有结束，即使我们和东亚比我们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即使现在短期会有一些波动，比如受全球金融危机包括国内的一些问题影响，仍然会有8%的增长速度。我讲三个理由。

第一，我认为中国仍然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发展经济学有一个理论叫起飞理论，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叫罗斯托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经济增长的这个阶段》，副标题非常有意思，叫“非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用不同的理论来描述经济发展的阶段，他认为人类的社会两种基本形态，一种叫传统经济，一种叫现代经济，两者的区别在于传统经济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传统经济增长的速度很慢，因为它没有新的生产动力。尽管它有不同的社会体系，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靠的农民生产力。另外一种叫现代经济，现代经济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例如新加坡、日本等等国家，他们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但是经济可以很发达。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中间有一个变化过程，我们把它简化的讲，就是人类社会或迟或早会从发展中国家走到发达国家，中间有一个特殊的阶段就叫起飞阶段。他用take off这个词形容了一下，飞机原来在地上滑行速度很慢，然后就升到空中了，从地下到空中的起飞是最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蜕变。这个变化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原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步变成农业比重越来越低。它的过度阶段首先农业，然后是制造业，然后是服务业这样一个发展顺序，所以说是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第二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转到大多数人居住在城镇，现在讲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起飞就是让一个社会从原来的传统经济进入到现代经济，或者说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这个变化需要多长时间？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欧美等发达国家经过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早都起飞了，早就属于发达国家了。二战后东亚国家先后起飞，南美国家也先后起飞。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也进入了起飞阶段，这个起飞阶段需要多长时间？中国这样一个大飞机，本身酝酿的时间也很长，要完成这个起飞大概需要四、五十年，或者五、六十年的时间。它的标志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从原来的农业国，现在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了10%，可能还会继续往下降，这个应该是已经走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的服务业比重是百分之四十几，还不太够，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还需要更高，所以我们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走了一大半。但是我们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早着呢，换句话讲我们的农民人口要想降到10%以下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民人口是超过5%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还正处在起飞阶段。这个起飞阶段的速度不会慢也不可能慢，慢了就要出问题。

下面看看产业结构的变化。理论上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大部分是农业，发展水平很低，制造业比重就会增加。当国民收入越来越高，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的增长速度会变慢。我们来看各国家服务业的比重，美国是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系的大国，它的服务业已经快到80%，而我们现在只有40%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产业结构仍然有很大变化的空间。最主要的是农业人口的变化，根据2011年的数据，我们现在农村的人口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下，但是台湾、韩国、日本这些和我们文化相近的地区和国家农民非常少。中国起码还有40%的农民要转移出来，这意味着城市必须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必须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来吸收劳动力。宏观经济学里有个观点，即3%的GDP增长能够降低1%的失业率，如果增长太慢就没法吸收大量从农村里面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我们现在的GDP数据是不完全的，我们现在的失业率叫城镇登记失业率，并没有反映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失业率。最有意思的是2009年作为全球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其它国家失业率都上升了，而中国失业率比2008年是下降的，从4.0下降到4.2左右。这说明我们的统计没有把农民工的失业率总结进去，因为觉得农民是不会失业的。确实，农民本来是不会失业的，因为只要有土地，他的职业就是农民。但是问题是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这些人虽然有土地，但是他不可能在这块土地上经营，很多农民工出来以后就不再回去了。全国现在有两亿五千万农民工，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大概每年新增加2000万到3000万的农民工。实际上我们不能再叫他们是农民工了，应该叫城市新移民。农民工就业问题，是未来中国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现在有人讲我们人口红利已经过了，广东的用人工资提高了，我觉得工资高从某种意义讲可以反映劳动力短缺，但不一定反映我们全国的劳动力不足了。我当年曾在东北下乡，2007年我回到东北去，就看到很多闲置的农民。本来种玉米、大豆夏天农民应该很忙，但是现在都用上了机械作业，所以一些人就闲着没什么事儿。户口制度包括农村的土地制度，阻碍了我们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的农业产值已经降低到了10%，可是我们还要降低50%的农村人口，这是一个最大社会问题根源。为什么会有贫富差距？中国的经济系数很高，用简单数字来看，100个人创造了100块钱，其中是50个人创造了90块钱，结果是50个人在分90块钱，而另外50个人只能分10钱。所以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不是说在要农村多投点钱，而是农村人口必须随着产业结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个社会规律。早年英国革命所谓的羊吃人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工业了需要原材料，农业要为工业服务，同时需要大量农民变成工人。农民是必须要逐渐转移出来，这个转移出来需要GDP的增长速度。

最近有学者提出来我们现在GDP增长过快，造成环境污染、能源不足。我说首先这个没有必然联系，就看你的产业结构怎么样。如果GDP只注重物质生产当然需要消耗能源，但是GDP不是光物质的，如果我们把GDP的发展更多放在开发服务业上面，那么GDP增长快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能源和环境会越来越糟糕。另外我说中国现在GDP增长慢下来了，其中有一部分的GDP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结果。GDP的定义是什么？是当年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市场价值的一个综合，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是市场价值。所有发展中国家、农业国家的GDP实际上都是被低估的，其实农民每年也消费，一年也要吃一头猪的肉，但是这头猪是自己家养的，他吃了这头猪但是没有进到GDP。现在很多农民是自己杀猪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再到市场上买肉吃，同样是一头猪的肉，以前是农民自己吃了没有进入到GDP，现在因为市场化了就在GDP里面显示出来了。还有分工问题，比如以前你到市场上买一角钱一斤的菜，买回来是脏的，你回来洗过再吃，GDP里面只有一角钱。现在你买回来是一角五分一斤，但已经有人帮你洗干净了，整个流程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GDP就增加了。经济学里有个最经典的笑话：你不要娶你的保姆当太太。聘一个保姆做饭洗衣服，你每个月要付她3000块钱，这是GDP的一部分；你对她有感情了然后结婚了，同样做饭洗衣服，你不再付钱了，GDP就少了3000块钱。市场化过程分工越细GDP本身就会增加，像这样来计算GDP究竟有多大的比例没有人算过。现在经济学家都在做大事，全是讲大东西，很少去估计我们的需求包括这些小的细节的计算，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自己没有数据，我的经济原理用的都是美国的数据，但是我想退休以后就去做这些小事，估计估计我们8%的GDP里面，到底包含了多少因为市场化和市场进一步分工而产生的隐蔽的GDP。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需要多少年把人口增长降下来，就意味着中国还需要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仍然存在着劳动力增长的长期优势。不要光看沿海地区，不是因为人口成本高了，更多的是一些制度问题。前三十年我们增长的动力主要靠国外，我们跟亚洲市场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国内市场。城市化应该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只有大国才会有的增长动力。美国也不是完全搞国际市场，二战后美国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修路、盖房子、搞城市化，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制造业工资这几年可能稍微涨一涨，但是仍然有一些必然优势，说劳动力产品的一些优势包括劳动力人口红利已经没了，中国经济真的是到了老龄了要放慢了，我不完全那么看，我觉得农村劳动力还有潜力可以发挥。

第二是讲中国特有的市场规模。国内的市场和需求对我们经济的拉动作用，尤其在现代经济里面规模越来越重要。当你固定投入很多，当你科研成果很高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规模。比方现在我们生产各种新的手机功能很多，年轻人手机有很多的上网功能，而老年人用的手机不光显示的字号大，还有检查健康指标的功能，早上起来一量是绿灯说明我是健康的，红的赶紧看医生。如果我们研究这样的手机花了两千万，必须生产的越多成本才越低。早年决定国家比较优势是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的产业，然后是资源配置的产业。虽然劳动力不可以流动，但资本可以流动，可以把各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变得相近，比如美国资本来了，所以中国的人均资本就会跟美国差不多了。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是你的成本，这个成本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有多大。同样日本人发明这样一个手机，由于它的市场比较小，只能卖出一千万，而我们国内市场则可能会卖出一个亿，这说明我们的成本会降到很低。

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德曼在1979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讲国际贸易当中的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他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现在竞争优势的主要是规模经济，这一点在经济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全球化的时候就越来越明显。最早的规模经济是通过积累的方式，比如我需要卖5000万部手机才能把成本降下来，但每年只能生产1000万部手机，于是我就用申请专利保护的办法，五年之内别人不能生产，我自己卖了五年积累起5000万的规模。专利不光是保护你的创新，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你的生产规模，通过生产的积累成本下降就可以获得你的利润。现在专利对企业生产规模的保护越来越弱，很多专利可能没有延续多久别人就生产出了比你更好的东西，所以关键是怎么能够迅速把专利转化为生产力。在全球化和信息产业革命的今天，信息传播和技术之间的你追我赶越来越紧迫，原来可以通过积累来保护你的规模、降低你的成本，现在还没等到你卖五年，别人就生产出比你更新更好的东西，甚至价格还更低。虽然还你可以继续生产，但是你已经卖不掉了，别人不是抄袭你的技术，而是有新技术超过你了，所以我们不要过度依赖专利的保护，而是一旦创造出新的手机，就争取在一年里面卖掉5000万，能多卖就多卖，所以现在市场规模就显得更加重要。亚洲市场后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比如韩国，就是因为缺乏像中国国内这么大的市场。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自由贸易区。韩国最近和美国签了自由贸易区协定，还和其它很多国家签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它需要通过这种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市场。欧洲为什么现在搞欧盟，欧盟主要的目标不是政治而是经济，目的就是要扩大它的市场规模，这就是市场规模对一个经济体的重要性。我觉得中国有这个潜力，中国经济的起飞可以比东亚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我认为国内的市场规模还有进一步发挥的巨大空间。

第三个我认为也是特有的，就是我们的体制改革。我认为中国还不是市场经济。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经济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手段和程度，另一个就是国有企业的比重，从这两个点来看，我们仍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转型经济，还谈不上市场经济。我是搞国际贸易的，WTO经常指责中国加入WTO十年来的表现，欧洲稍微客气一点说还可以，美国人说前五年中国表现不错，但后五年没有按照WTO的标准来干，对中国批评很多。确实当年我们进入WTO的时候是按照WTO的规则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进来以后这几年包括我们的产业政策，包括对企业的补贴，WTO认为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需要改革，这些缺陷和不足恰恰证明我们的改革还有空间，恰恰说明我们还能够继续通过改革来推动生产力。科学家在谈论中国经济问题时，经常看到是我们的资源、能源不行了，但作为经济学家，我说一定要注意体制对生产力的影响。

举一个中国农业问题的例子。我1969年下乡，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整整在东北当了九年的农民。当时讲的是中国人多地少，要想吃饱饭就要农业学大寨，边边角角都去种粮食。可是东北土地很多农民照样不够吃，还要去偷粮食。记得当时县里面请知青吃饭，十个人一桌，没等第二盘菜送上来，第一个菜早就吃得光光的，菜盘子送回去都不用洗，都用馒头把有点颜色的菜汤儿蘸的干干净净。如今去吃饭，我就有个对比，每个盘子送回去几乎都要有剩菜。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鱼肉鸡鸭怎么来的，我们土地没有增加，又不是进口来的，人口反而增加了，关键就是一个体制，怎么能把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原来交公粮是先留口粮，后交公粮，结果农民还不够吃，还要吃返销粮。农村改革最大的事情是把交公粮的顺序反过来了，现在是完成了国家的任务剩下都是你的。你别小看交公粮的顺序，实际上里面一个非常深刻的经济学道理，即谁拿剩余的问题，原来是国家拿剩余，现在是农民拿剩余。马克斯首先给了资本主义很高的评价，马克斯说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说市场经济的魅力所在就是靠利润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马克斯从来没有否定过市场经济对创造生产的推动力，只不过马克斯最早发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是他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后来资本主义通过实践以后，尤其是凯恩斯主义和战后的一些制度改革，找到了能够更好解决市场失灵的办法，最根本的就是要保持市场经济的活力，不能因为市场失灵把整个市场都推翻了，所以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制度的改革还会增加我们的生产力。

经济学家还是非常关注自主变革的。比如欧盟1992年实行了共同市场，有人分析这会使欧盟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每年有一到两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我认为中国经济还会保持一个相对高的增长，今年绝对低不了8%。前两天媒体采访问我，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理解为我们要达到7.5%，7.5%只是个底线，今年定7.5%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告诉大家不要太在乎GDP。2010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定的GDP是8%，当时我说不可能，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下都9.1%了，2010年不可能低于9.1%。温总理说我们就是要把握，我的理解他是根据经验需要有那么一个余地。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速度肯定会慢慢降下来，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盲目骄傲也不要盲目紧张，中国经济还会有一段时间的速度增长，因为我们的起飞还没有完成。当然我们也面临着挑战，如果处理不好中国经济也会出现大的波动。每个国家都有宏观经济波动，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的波动特别大。2007年是13%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然后就开始降。到2008年奥运之后我们的经济其实已经很冷了，又碰上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于是开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刺激经济，开始反通货膨胀。反了一年以后，现在又开始要让经济平稳的增长，保增长现在成了主要问题。在刚刚结束的国务院发展中心高层论坛上，有些人对中国现在经济状况非常担心，说今年一季度的用电量表明中国经济正在下滑，担心会硬着陆。我说是有硬着陆的趋势，下降的趋势很快。第一季度GDP比去年还要低，但是我又说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实际政策已经在放松，货币政策包括产品政策已经在启动。现在的确存在地方政府老要推动经济，中央政府老要调控的博弈过程。地方没有全盘考虑又不是根据市场，都在出于政治考虑来搞经济，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比如前几年要发展汽车，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都去生产汽车，汽车制造美国有4家，韩国有3家，日本有3家，而中国一下子搞出来130多家。最近各地又在搞战略性产业，七个产业都在搞，不仅产能过剩，还遭到外国强烈的反补贴反倾销，这种“集体行动”不仅浪费资源还会伤害到自己。学国际贸易都知道做事情要大国和小国，有些小国可以做的事情大国不可以做，或者有些大国可以做的事小国做不了，因为大国能影响国际市场价格同时会伤害到自己。比如新加坡全国生产汽车也没关系，因为它充其量几十万辆或者上百万辆，对全球市场没有什么影响。而中国要是生产汽车，出口价格肯定会跌，钢铁价格、石油价格肯定会涨，这就是大国因素。现在做生意的感叹说，中国现在出口什么东西，世界上什么东西就便宜；中国想进口什么东西，世界上什么东西就贵。甚至中国哪一年说我们是不是要进口粮食，犹豫一下或者发布一个小道消息，全球粮价马上就涨，这就是大国对市场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也会伤害到自己。

我不是说笑话，2007年那年，我突然发现北京医院里面孕妇多起来了，后来一打听说都要生金猪宝宝。2010年突然有人找我说上托儿所难，我一想正好是金猪宝宝们要上托儿所。后来我专门看了报纸，说2007年上海市新增婴儿比上一年增加了20%，这就说明六年以后上海小学要增加20%的容量。2009年高考时少了80万考生，我对此挺感兴趣，就开始查资料。首先我想到是不是很多人不在中国考大学出国了？紧接着我很本能的想到人口问题，2009年考上大学那帮孩子大部分都是1991年生的，结果发现全国1991年新生的人口比1990年少了六百万，原因是那年是羊年，民间传说羊年出生命苦，然后大家就集体不生。还好没有整个国家不生，相信的人就不生了，一下子就生少了六百万。现在很多问题都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老百姓心理可以理解，政府和媒体的作用非常重要。媒体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允许有不同的看法，允许有不同的做法，这个对于国家来讲很重要。尤其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总搞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要求全国人民都一致，追求这个东西其实很危险。集中消费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的浪费，为了要应对黄金周，各地旅游景点都建了很多的酒店，平时这些酒店都是闲置的。本来应该分流的我们非要集中，自己制造洪水，为了防洪又垒了很高的坝，平时这个坝又没有用，所以垒了这个坝之后天天去盼洪水。改变这一点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绝对是一个问题，至少在产业上是一个问题。

从微观角度来讲如何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这对企业家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早年我们的企业做起来比较容易，当时一方面比较穷，一方面比较稀缺。所以你随便做一个东西都可以卖钱。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产业要提高，企业要转型升级，每个企业家都要考虑自己的前途是什么，其中包括很多的兼并重组。我完全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喜欢把中国和美国来比较，因为我觉得这是两个相似国家的状况，大国就要看大国的模式。我们老觉得美国人有时候傻呼呼的，其实它的战略思维能力还是很强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上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经历了一场为全球化做准备的战略重组，我们看到波音和麦道合并了，这是最大的两家民用飞机制造厂，按照我们的常识来讲合并以后就剩一家垄断了，为什么美国政府允许它合并？因为它存在着全球竞争。当然有更多的战略考虑，总的来讲从战略上考虑就是一种准备。我们的特点是小而全，我刚才讲的汽车工业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医药工业，我们几乎所有工业都是每一个产业里面很多企业，而每一个企业又涉及到很多企业。咱们的钢铁行业最大的10家在国内所占的份额不到20%，而韩国是88%，我认为产业方面的企业可能也到了一个需要怎么样搞改革的问题。

第三个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早年大家都很穷，所以多数人是从改革中得到好处，所以改革得到很多的支持。我们这代人毕竟亲眼看到了改革前后发生的变化，但是年轻人从来没有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他看到的更多是问题。经济增长越快、市场越发达，出现的问题也会更多，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会越严重，如果解决不好，社会也不会稳定。经济学里面专门提到关于市场失灵，第一个叫做公平性，市场不管分配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魅力所在就是制造差别。你不要指望靠市场来共同富裕，市场是能干的人富起来，不能干的人穷下去，这完全是根据在市场上得到的价值来分配的。我们不谈中国现实当中有些人怎么利用权利得到的东西，市场越发展社会一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作为人类社会有富人没关系，但是不能让穷人没地方住没地方吃。这是我们称为市场失灵需要解决公平性问题。第二个是外部性。外部性的东西是市场不包括的，比如污染，企业生产了产品就污染了水，它的成本包括原材料、人工，但水污染了没人去管，就不会支付这个成本。中国创造了很高的GDP但是污染了环境，污染的环境就是外部性。还有传染病。有些病市场能解决，得了肺癌有钱多活两天没钱就早点死，这是市场的问题。但是如果我得了非典，那我死和不死不但关系到我还关系到别人，这个传染病不光是自己的问题，还会影响到社会，所以这也是市场失灵的一部分负的外部性。还有正的外部性，比如科技发明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特别是公共知识的教育，学校培养很多人给社会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这些人的收入并不是学校的收入，而是社会的收入。我们不能根据你赚多少钱来收多少学费，你哪怕不赚钱我也得培养你，所以学校本身也存在一个正的外部性。第三个是公共性。有一部分产品的消费和支付是不能统一的，手表是私人物品，付钱才能用，别人不付钱就没法跟我分享。但是有些东西比如路灯，你要让老百姓交钱来建路灯，恐怕没有人愿意交钱，因为不交钱的也可以使用，你无法让没有交钱的人眼睛闭着走路。空气质量的改善也算是公共品，要大家花钱来改善谁也会不交钱，因为不交钱也可以呼吸空气。公共性和公平性我们统称为市场失灵，现在所讲的社会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房子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并不是市场的问题，因为市场告诉你这就是发展经济的代价。这些问题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解决社会分配问题，解决收入差别和解决收入公平是不同的，应该把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我们现在不满的是没有公平的机会，要强调收入公平，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要批评、要控制的重点不是社会差别，而是要防止那些利用特权获得的不公平的收入。另外，把目标放在缩小差别上还是减少贫困上，这一点我后面也会讲到。我们现在过分的强调了差别，经济学家也是讲经济系数，说我们的经济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百分之四十几，就连香港、美国也是如此，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过分的强调差别，人们就会把眼光盯着富人。在数学里面做个函数，你用控制变量对付收入差距，很难把穷人变富，唯一的就是把富人变穷。建国60年的前30年我们就是想解决公平问题，结果弄得大家都很穷，现在千万不能忘了这个教训。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尤其是中国人具有很长历史的均贫富理念，这种均贫富理念恰恰和市场经济是有冲突的。农业社会因为资源有限，大家工作方法都一样，所以追求均贫富。但是工业社会、市场经济不仅仅是解决生存问题，而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不能有均贫富的思想。我们均贫富的思想根深蒂固，稍微一挑就要闹起来，文化大革命最恐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均贫富理念，这个东西虽然很理想但是后果确实很严重。我觉得一个社会不一定非要包括两方面，要么穷人造反，要么富人逃跑，这些都是政治不稳定的表现。我现在想提出一个口号是：“消灭贫困，比缩小差别更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如果我们不停地强调缩小差别，那么很多人就容易产生仇富心态。

缩小差别最关键的就是加快城市化。现在收入最低的是农民，医疗教育、医疗卫生也是一个大问题，主要是看病难。我们学经济学的知道，如果是竞争市场就不会同时存在这两个问题，如果物价涨了肯定会增加供给，增加了供给物价就不会那么高了。又涨又贵唯一的解释就是垄断，只有在垄断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供给量少价格又高。我们就是要打破垄断，增加共享。我们的医疗和教育是改革最慢的两个领域，原因就是这两个领域有穷人的问题，存在的市场失灵。我们现在的确存在供给的问题，当人民收入增加的时候，对医疗需求增加的速度是高于GDP增长速度的，这是由人的需求台阶逐步提升决定的。它不像手表市场，市场放开有钱就可以买手表，没钱看别人的手表就行。但医疗不行，穷人没钱你也得给他治病，这是医疗特殊的一部分。教育也是一样，教育不但有公平性问题还有外部性问题。如果这个人因为穷不上学，他长大以后不仅不能有很好的生活，最重要是他可能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如果这个社会里充斥大量文盲的话，那么社会上的有钱人也过不了好日子。解决穷人的教育和医疗问题不能光靠市场。现在医疗改革难就难在它的相对供给不足，贵的是支付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好医生、好药不够多，所以很难。还有一个是贵，贵是因为支付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支付系统解决了，自己只掏三十块钱，其它由保险给你负担，相对来讲老百姓就不觉得那么贵。在美国时我们也看病，我的小女儿小时候被小仓鼠咬了一口，医生处理伤口、消消毒、包扎一下再打一针，总共花了200美元，绝对贵，但是我们只付了20美元，剩下都是保险公司支付。所谓要想办法解决支付问题，而不是去压抑医疗价。所谓政府主导下的医疗改革措施，一个是压价，第二个给公立医院更多的钱，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虽然我们在保险、社保方面也下了工夫，但是医院里面仍然人满为患，看个病真的很难。怎么解决？首先我不赞成压价。几年前我批评医疗价格不能完全控制，结果被很多人骂，觉得我好像是站在医疗集团的利益上面。其实压价是一个双刃剑，你不要光看对消费者的满足，当价格压低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也会抑制供给。当价格压到供给曲线均衡点以下时，生产者的就不生产了。现在药价又在降，好像政府做了一些事，但是你仔细看看降价的药都不生产了，媒体用一个词叫“降价死”，就是药价降低一定的时候这个药就死了。这个问题要从体制上解决，降价并不解决问题。现在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医生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去赚钱，红包问题屡禁不止，屡禁不止就是制度有问题。

解决医改问题，我觉得主要有两点，第一个是增加供给，鼓励社会投入办民间医院。现在民办医院没有减免税，就跟普通的企业一样，没有把它看成是特殊的服务行业，靠它解决很多社会失灵的问题，所以要从制度上保证医疗对社会的服务。再者是要解放医生，要像当年解放农民发展农业一样解放医生来发展生产力。我们的律师可以有律师事务所，会计可以有会计事务所，为什么医生就不能搞私人的诊所？诊所可以和医院结合，充分利用医院的仪器，需要检查时医生开个单子你到医院就检查了，然后再去药房买药，所以医生不会是靠检查靠开药来赚钱。人的病往往是很复杂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都应该是个性化的服务。中国几千年传统是没有医院的，以前都是靠“郎中”上门看病。现在我们有很多医生，我们必须要解放医生，把医生作为医疗改革的核心，而现在我们谈医疗改革从来不讲医生只讲医院。

第二个要解决支付问题。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支付问题，现在医疗有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是补贴给医院，都很便宜；美国模式是补病人，医院费用虽然很高但是穷人有补贴，换句话讲这就是一个补供给，一个补需求。但是我讲的是经济学道理，英国模式是社会福利，人人享受便宜的低价的医疗服务。美国模式是解决市场失灵，只管付不起的医院的这帮人，剩下的用市场来解决。我觉得从实力从未来看，我们更应该采取美国模式。富人多付点医疗费是应该的，政府一定要把穷人管好。英国模式将来就是欧债问题。欧洲现在是社会福利，某种程度上政府大包大揽，到最后政府的债务越来越重。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医疗改革就应该解决失灵。有人批评说美国有很多人没有保险，我专门查了一下，没有人买保险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体挺好不用买保险。我们建立这样一种保险制度，一方面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监督系统，因为保险公司要去监督医院。我们和医生在一起是信息不对称的，医生告诉你吃什么药，说你得动手术，哪个敢不听？病人是没法监督医生的，但是保险公司就会监督医生。如果建立了监督系统，医生如果开大处方或者滥开药，保险公司就会说你这是不合理的过度治疗，我不付钱给你，你要长期这么干，我就把你的名字从我的保险单上拿掉，拿掉以后这样的医生就没有客户了，所以医生必须要尊重保险公司，因此病人、医生、医院和保险公司是一个系统。当然也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最重要是要解放医生同时解决支付问题。

教育是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教育几乎没有改。从目前来讲我认为现在教育是一种倒退，还不如我们那个时候受的中小学教育，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比现在的孩子至少要自由的很多，也没有影响我们成为人才。我是1977年考上大学，可能有人认为是当时大家都不读书你才考上了，可是在美国我们照样拿到经济学博士，而且他们这些国家也没有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说我们在国际上也是不落后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我少做了那么多题也没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不是说东西越多越好，边际收益不是永远是正的，因为过了一个点以后就是负值了，所谓负的就是把以前学的东西丢了，越学越笨，这个是有可能的，教育是有规律的。我们要培养的是创新性人才、国际化人才以及适应工业化的人才。为什么要培养技术工人，因为每年有几千万农民工进城，要把农民工转化成城市需要的人才，所以政府需要提供这样的培养机构。美国的大学是一个宝塔型的，我就举加州大学为例，十个校区是培养科研人才和尖端人才的，而加州州立大学有二十校区只到硕士学位，从来不让他们搞博士点，你的任务就是培养硕士。还有第三个是社区大学，有近百个教学点遍布整个州，它也是学位教育，但是更多是一种培训教育。你可以修学分，修到六十学分可以拿到一个准学士，我们翻译成准学士，相当于副学士或者准学士，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大学里面再继续学习，他们的这个教育系统是开放的，确实是一种普及的高等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都拼命想往上攀，很少注重农民工或基础的教育。深圳的教育办得不错，因为本地大学太少，很多考不上大学的人才去读职业技术学院，所以也不是在真正培养农民工。我们需要有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政府讲了每年拿出两百个多个亿用于教育，但是这两百多个亿是不是真正能惠及到这些农民工，我认为要特别引起重视。我到澳门去参观一个政府办的学校，澳门主要是博彩业，学校教你怎么翻牌，学习怎么监控，还有酒店管理、厨师培训等等，全是免费的。澳门也有一些新移民，大陆人去了找工作他先给你培训，不但不要学费还给你钱来上学。它考虑的是对社会的长远影响，这种方法非常重要。我们的城市化有大批的农民进城，未来二十年这是一个特殊阶段，如何培养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农民工非常重要。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移民子女的教育。两千五百万农民工，有八千万左右的孩子，其中两千万左右是跟着父母在城市里上学。上学要户口要赞助费，有些城市好一些，有的城市根本就不管。农民工子弟自己办学校，经常会被一些各种名目的理由封掉。有一次我看凤凰卫视报道，北京郊区的一个打工子弟小学被封，理由是不符合办学条件。记者采访老师，老师说这些孩子都是我们村子里的孩子，我原来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来我也跟着来了。我看到这个新闻心里非常难受，因为我也当过乡村教师。小孩子的教育是不能耽误的，是不能讲什么形势的，也不能说我没有办学条件就不能上课。等你有条件再来上学，一直等到20岁再来上一年级这可能吗？！我们现在关心大学生毕业之后能不能买到房子，其实农民子女上学的问题要比大学毕业后买房子更为严重。我们还有6000多万的留守儿童，不要认为希望小学就能解决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有和家人长期分居的教育问题，这种长期分居会对孩子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6000多万留守儿童在乡下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我讲个极端的两类情况，一个对父母没有感情。四川有个家庭，父母在外面长期打工，小孩长到13岁也说要出去打工，被父母骂了以后一气之下在饭里下毒，结果把爷爷给毒死了。另一类是父母对孩子没有感情。我是听新闻报道讲的，有个小孩很弱在班里老受欺负，父母回来他想诉诉苦，父母却很不耐烦，结果他越想越伤心就喝农药了。陕西有五个女孩相约一起去自杀，她们都是留守儿童；广州监狱里面青少年犯罪的90%曾经是留守儿童。我们想一想，这8000万的孩子如果没有好的教育，长大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深圳公安局的人就说了，不要等二十年以后了，现在青少年犯罪年龄就越来越小。农民工的孩子没有得到很好教育，本身就是很严重的教育问题。我跟很多企业家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很难。捐一百万可以在农村里办一个很好的希望小学，但在深圳连五十平方米的教室也买不起，所以说只能靠政府。这既是社会发展问题，也是将来的政治稳定问题。

第三个是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这是我感觉非常急迫的问题。今天在座的学生特别是本科学生，不要追逐眼前最热门的东西，你要有远见，培养自己二十年以后的竞争力非常重要，因为二十年后的中国一定是国际大国。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不但要培养国际化经营人才、做生意的人才，还要培养国际化的法律人才，国际化的政治人才。我们是国际大国，这个国际大国怎么样跟国际相处的很好，非常需要国际化人才。北京、清华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有一个指标非常重要，就是看你这个学校里国际化老师有多少，国际化学生有多少。所谓一流的大学就是国际上最优秀的人愿意到你这教书，最优秀的人愿意到你这学习，不光是学中文。美国哈佛大学三分之一是外国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所以一流大学一定是开放的国际化的大学。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为将来的国际化做准备，不光是英语，你的理念、规则、知识结构都是非常重要的。2009年世界经济论坛，有一个委员会600人在迪拜开会，大概有一百个议题，分开几个小组谈论世界上的问题，几乎每一个组都谈到中国问题，但中国人参加那次会议的还不到20个人。我们在国际的地位和现在人才缺口太大了。

住房现在大家也很关心，我觉得在这方面千万不能有太高的预期。我们现在幸福感为什么下降了，我说幸福感取决于两方面，一个是实际生活水平提高，第二是一个合理的预期，如果你预期太高的话，永远不会感觉到幸福。我们的生活比30年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但是为什么人们反而越来越不幸福？某种程度上是预期越来越高。房子也是双重性质，教育、医疗、住房都是双重性质，它有市场失灵的一面，但同时有市场的一面。市场的事情要市场管，政府真正要管的是市场失灵。住房问题是要保证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我们不是给每人提供一个不动产，因为住房是双重性质，它是一个不动产。所以政府真正要解决的是廉租房和政府补贴，廉价房只能租不能卖，有钱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就不会占那块。经济适用房绝对是腐败的一个东西。我在杭州遇到一个局长，他说他有套经济适用房，我说你怎么弄的，他说人家给的票。掌握了经济适用房的指标，随意给谁不给谁，比如经济适用房的市场价值是100万，但是你有票用30万就买下来了，这就是身边的腐败。经济适用房、保障房是保证穷人有地方住，你不穷就得搬出去。我在美国也当过穷人，每年收入低于一定程度以后，你可以申请住房补贴，可以在你交税的里面减免或者根本不用交税，还给你寄回来一张五百块钱支票作为今年的住房补贴。一般有钱的人不会去占这个便宜，因为这是给穷人很低的一种补贴，除非不要脸的富人会去装穷人。我认为经济适用房绝对不是解决住房的一个办法。

第四个如何度过国际环境特殊阶段，这也是另外一个考验。中国的经济现在发展很快，但是中国的政治国际关系也面临特殊阶段。任何突然崛起的强国一定会打破世界的平衡，早年的德国崛起，日本崛起，都引来了世界战争。当一个国家突然富起来了，就打破了原来的格局。过去美国人对我们倾销是不在乎的，我1982年到美国去，看到中国的东西在美国卖的非常便宜，比国内便宜，这就是倾销。但当时的美国人并不在乎，因为你还没有威胁到它的利益。现在就不一样了，当一个国家实力很强的时候，他们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本能的，我们的反抗也是本能的。我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共产党大国，美国反共是不用说了，在1999年的时候，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矛盾了。1999年我去美国教了一段时间的书，收音机里全是调侃中国的，我当时就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因为一个国家要给另外一个国家制造矛盾的时候，他首先在国内造言论。就像美国打伊拉克，天天说伊拉克有杀伤性武器，所以大家说该打。“9.11”事件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把共产党和恐怖分子分开了，就是美国人搞明白了这是两回事儿。所以从那以后美国打了阿富汗，又打伊拉克，他在那折腾我们就快速发展，确实发展很快。但是这个好日子不是很长的，我们不说一定还会有冲突，但是这个关系怎么解决是一个挑战，要有大智慧来解决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矛盾。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原来我们加入联合国的时候，穷兄弟们很高兴在桌子上跳舞，可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十三年谈判，这些穷兄弟们都袖手旁观，表面上支持你，但暗地里希望美国对你严一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美国工人罢工，毛主席发表声明我们都去游行支持美国工人罢工，因为那是阶级兄弟。可现在整天跟我们捣乱的就是我们美国的阶级兄弟，是美国工会的劳联产联。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要对中国经济贸易进行制裁的都是美国工会发起的，他们认为中国人抢了他的工作。第三世界很多国家跟我们有经济上的竞争，还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以及心态上的挑战，他们认为中国是爆发户。当年日本崛起的时候美国人也不服，这需要磨合，一方面他们要适应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提高素质。原来美国不在乎国有企业，现在很在乎国有企业，这是好事，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只有你强大了对他们产生威胁竞争的时候它才在乎。国有企业体制上必须改革，原来我们搞国有企业改革是为了提高自己效益，现在搞国有企业改革是为了公平竞争。以前国有企业亏损没有竞争力的时候，你到国际上从来没人管你，但是你现在游泳超过他拿冠军了，他就要从各个角度来检查你有没有问题，检查你是否吃药。你比我强了，我当然在乎你，如果公平我服你，不公平我就会用各种反倾销反补贴来抑制你，所以说现在是一个特殊阶段。我觉得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有所不同，当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因为国有企业本身没有效率，但现在主要是要公平竞争。因为民营企业有不满，国际企业有不满，所以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更多的是要创造一个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财政体制改革也非常重要。现在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抓GDP，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主要税收来源是三种税：营业税、增值税还有一个所得税。营业税75%来自于生产领域，不管你亏不亏损的都要征，所以地方政府除了卖土地不得不搞企业，而且要搞总部企业，必须把总部搬到这来，它才可以收税。因为有地方保护主义，这个城市的企业很难进入别的城市，因为你的总部在这。地方政府抓GDP的热情，招商引资的热情，包括地方保护主义的热情都是来自于我们现在的税收体制。美国地方政府主要两个税源，一个是财产税，一个是销售税，财产税和销售税跟你有没有企业没有关系，但是和你的环境有关系。交通搞好了，卫生搞好了，医疗搞好了，安全搞好了，你的房地产就增值，房地产增值政府的税就多，所以美国人不怕涨房价，而是怕房价跌，跌了美国的税收就少了。所以美国地方政府主要的努力就是能够把环境搞好，他要争取更多的人来这儿消费，这是不同的两种政府行为。

我们的教育改革比较落后，要在这几个方面努力：第一是城市在基础教育上的投入和改革，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必须要重视起来。美国加州曾经讨论过要不要给非法移民提供免费教育，因为当时政府财政负担很重，加州通过了这个提案，结果被联邦法院否决了。联邦法院认为这跟他父母的身份没关系，只要是适龄儿童，政府就有责任为他提供免费的中小学教育。再一个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我们所有的好的高校都集中在北京，而且高等教育分成三六九等，然后来还有一本、二本、三本，现在整个高等教育是封建残余的东西，是计划经济遗留的问题，好的高校全部集中在京城里。大家基本上是在哪儿上学最后都留在哪儿就业，北京学生大部分在北京找工作，上海学生在上海找工作，为什么？因为同学在那里老师在那里，他熟悉那个城市。这是一个很大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我现在在深圳搞研究生院，它的城市和北京差不多大，人口也是一千多万，GDP和北京差不多大，北京有一百多所大学而深圳才有一所大学，实在太不公平了，所以一定要改革。台湾的进步是靠什么？现在台湾每一个县有一所大学。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也要改变。我们的本科教育还是熟练模式，钱学森说没有创造人才，怎么个创造法呢？你学的东西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专业的分布是按照人数分配，虽然和以前的计划经济稍微有点不同，但是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美国的大学基本上是自由选择，学生是自由的，毕业也不是分配的，他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但是你的学生数量连续三年下降，就要减学校的预算，如果学校的预算减少，教师人数也要减少，它就开始有压力。所以他就要想办法怎么去吸引学生，把最好的老师放在第一门课上，让学生有兴趣学经济学、学金融。我们的学校再差的院系每年都有学生来上，它不愁学生，教学不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核心，学生学习没有兴趣怎么会有创造力。我认为现在高等教育一定要激发学生的兴趣，不能从高中就分成理科文科，很多学生到了很晚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所以要搞通俗教育，要自由选择，让学生一定要选自己爱学的东西。第四是高考制度要改革，现在中小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高考，没有个人的兴趣。我们上中学时，两点钟以后没事了，就开始航空模型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所以我现在的兴趣很广泛。乔布斯就是一个懂艺术懂宗教又懂点科学的学生，所以才能成为奇才，才能把自己的知识组合成创新理论。要减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我们现在多少人可以保研，保什么专业，每个专业取多少人，都由上面人来决定，这个太计划了。还有就是高考制度改革，高考主要解决公平的问题，但不要作为唯一的道路。公立学校可以完全按照高考分数录取，但是同时一定要敞开另外一条路，就是让社会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作用，允许社会也办一流的大学，跟北大、清华同时招生，而不是说你只能挑剩下来三流生源。现在民办学校为什么起不来，原因就是你一出生就被定位在三流的，你只能从大专办起，所以没有真正的立志于教育事业的人愿意做这种事情。你招不到好学生就招不到好老师，老师到这个学校工作不光是为了钱，我觉得我教北大的学生很有成就感，给优秀的学生讲课是一种享受。所以说一定要让学校有资格招好学生才有资格招到好老师，现在我们这种分等级，注定了只有赚钱的人才去办学校，真正有能力办一流大学的人没有人愿意去办学校。我不是说不要高考，不要高考是倒退，退回到文化大革命去了，应该是如何开出更多的路让教育更好的发展。

第二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都不会搞经济，政府要鼓励，自己要带头。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政府应该去看看谁跑不动了，这是政府的功能。政府要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不应该在经济里面干，也不要再去管国有企业，解决市场失灵既要有理念的更新也要有能力的提高。解决市场失灵不能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现在我们控制价格，控制价格就又回到过去了。教育部现在规定很多，学生的房租一年不能超过1500块钱；食堂不准涨价，看上去好像对学生很有利，但是从经济学角度上就有问题了，因为学校的馒头比外面便宜，外边人会来学校买馒头。有些学校就规定了限购，每个人只能买三个或者五个，我开玩笑说下一步要发粮票了，这不是倒退吗？现在政府给钱补贴学生食堂，是给食堂还是补学生？学生说当然补学生好，他们从本人的角度考虑，也有人说补食堂。我说这里面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补食堂是福利制度，补穷学人是纠正市场，也就是说我们要保证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同样不降低生活水平，但是它不管有钱的人，有些学生家里很有钱你干嘛去补贴他。解决市场失灵一定要有正确的办法，而不是用过去的办法，那就是倒退了。

第三我们整个社会要调整心理。我们的社会发展很快，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很多东西还是跟不上。就像早年讲的，说人已经进入民主社会但还留着辫子，不光是脑袋上的辫子还有心里的辫子。我们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都有不协调的理念，比方说小农的心态，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什么都是我自己的品牌，什么东西都要自己生产的，鞋子是自己生产的，鸡蛋是自己家鸡养的。早年是因为国际上封锁我们没办法，但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是讲分工交换的，不是自给自足的。我翻译过一本书叫《抉择》，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自给自足是走向贫困之路，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的理念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现在需要有更开放的理念来看这个问题。还有狭隘民族主义，好像觉得中国人就是行，我去参加一个民族品牌的一个颁奖会，结果发言人的火药味很重，恨不得把美国人赶出去，把日本人赶出去。还有一个是民族的悲情主义，特别敏感国际上对我们怎么样，开会的时候胡主席坐在英国首相旁边，媒体就报道说英国人对我们很重视，要是坐在对面呢？其实人家是按字母排的。现在世界上谁怕谁，是美国人反过来怕中国。有一些调查认为谁是未来的威胁，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国、强国心态，逐渐从被人家欺负奴役的一个弱国心态，逐渐调整为富有社会责任的一个大国心态。我觉得这个确实不容易，因为和民族主义稍微混一点就是说你卖国，你稍微讲一句话不对口味就要被骂一顿。

第四个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是让世界各国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这个非常重要。要学会分享，这是一个大国必须要做的事情，是迅速崛起的大国必须要做的事情。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也是政府官员讨论怎么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他们说美国人不对，贸易顺差不是我们的问题。我说你讲那么多东西没有用，你认为贸易顺差是因为美国人消费太多了，是因为别的国家顺差都转移到我们这来了，你跟美国人讲他也听不懂。跟美国打交道，我觉得很多事情要走国际公关问题，不是斤斤计较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做公关。美国人经常会说中国人卖给我们80块钱的东西却只买了我们2块钱的东西，当年吴仪带了一批人去美国购物，我说最好带两台电视机，把媒体都搞定跟着你去买东西，给美国老百姓一种感觉就行，说明中国人不光是卖给你东西，也在这里买东西了，所以我说国际公关非常重要。我们买美国的粮食，当时一个朋友说中国农民怎么办？我说你买了粮食可以再送到非洲，或者买了他们的粮食再把中国人的粮食免费送给非洲，亏一点没有关系，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就叫国际公关工作。国际公关工作是需要吃点亏的，吃小亏能避免带来更大的矛盾和冲突，这个是国际关系的策略问题。

中国正处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观察这五十年。如果能够活200年再回过头读这段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段时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从一个传统经济，发展成一个生活富裕的发达国家，我想我对这一代人有充分的信心。我们是正处在一个青春期，各种问题都会有，它的基本面是在向上的，是在改革的，是在进步的。这和人的成长一样，儿童时期确实比较单纯，将来就会更加成熟，那是更高层面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让这个国家更好的够度过这个起飞阶段，使这个国家真正成为富裕的国家。

（论坛秘书处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