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211期

全球化与模式转型

石小敏(论坛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2012年3月29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一层国际报告厅

    这次我讲的题目叫“全球化与模式转型”。首先谈谈我对全球化的看法，其次谈谈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看法。

    近30年来，是新的全球化阶段加速并展开的历史过程，通常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经济全球化。如果细琢磨一下这30年，我认为发生了五件比较大的事情。第一是新全球化，它包括信息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市场空间上的全球化等等。由于全球事物的相互融合和连接，一些软的东西比如价值体系一体化、规则一体化和评估标准框架一体化的进展都非常快。第二苏联、东欧集团的崩解。第三应该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今从经济总量上说中国排到了世界第二。第四是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第五我认为应该是北非、中东目前闹的“茉莉花革命”。这些事依次摆下来，真正统领一切的，贯穿于过程始终，并且继续持续下去的事情就是全球化，其它四件事都是新全球化展开过程中发生的大事件。

    若干年前，经济学界就有人就用“新全球化”的概念。和以往200年、100年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有所不同的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有一个质的飞跃。新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互联网计算机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基础上，信息的全球化几乎同步引起了金融全球化。苏联解体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冷战结束，全球市场在空间上逐步一体化，随后出现一大批从跨国公司演变出来的全球公司。所谓全球公司定义简单的讲，就是他们在本土、母国的销售额、雇员比重跌到50%以下，它已经成为全球公司了。这二、三十年世界上出现了一大批全球公司，甚至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多的全球公民。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构在整体上越来越变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有等级分工的金字塔体系，它真正变成一个整体的机构，它的价值链条、分工甚至运转的流程等等都和20年前有巨大的变化。总之全球化是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信息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等等方面的全球化并加快了这些进程。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作为一种新的观察事物分析的思维框架，正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取代冷战时代的思维和分析框架。前面讲的这些大的历史事件，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视角，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历史的逻辑，我认为真正代表历史逻辑的就是全球化。特别是这二三十年，我们还没有看到一本很完整的关于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分析书，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一种认识论和思维框架，或者可以把它提到发展观、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冷战思维框架很大的问题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总要先压倒敌人。全球化不是这样的，由于全球变成一个整体，全球化很多的事物相互之间的连接加强了，人们在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超越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界限，它需要全球来共同解决，寻找出新的逻辑规则，寻找出新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框架。它必须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再上升一步，加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像气候问题、安全问题、欧债危机等等都超越了主权的范围，要求我们在全球范围来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中国模式的形成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轮全球化中间没有错过机遇，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给中国提供的有利条件。经过30多年不同阶段的发展，今天成为总量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些年关于国内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中国模式的讨论很多，一般文件上用的都是“发展方式”这四个字，而以前学界用得比较多的是“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似乎更宽泛，涵盖更广，常常把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意思都涵盖进去了，把结构调整也涵盖进去了。“增长方式”似乎狭隘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增长方式”，因为这些年尤其是最近这一二十年来，我们把重心放在了增长上，相比而言，我们的社会、文化、政治发展进程要慢很多。有人说你这个模式不是指中国模式吗？特别是去年前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多。有一个中国人现在在日内瓦大学当教授，曾经在中国服务过，他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震撼》，我认为它是论述中国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本书。他提出中国模式有好的一面，总结了中国发展的技巧和背后原因，当然也有不太好的一面，比如说觉得自己发展的不错了，是不是有点骄傲等等。在我看来中国模式应该指中国总的现代化模式，或者是治理模式，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总的治理。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是我们这30年来集中精力主要干的一件事，尤其近二十来，我们始终高举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简单的讲增长是硬道理，确实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从近30年的实际进度来观察，中国的治理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是互相关联，互相表里，是一个事物从两个方面来看的。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放开、放权、搞活，到90年代的调整和后半期开始逐步加大开放的步伐，一直到本世纪这10年的大开放，每一个阶段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有所不同。在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过度时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牵动了我们的治理机构、治理模式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的政府机构改革，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等等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增长模式的每一次变化都带动了治理模式的某种调整。当然治理模式有些内容调整的比较多，有些内容30年来没有太大的调整。这两个互为表里的模式发展到今天，我们突然感觉到并且做出了一个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不协调、不和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治理模式托着增长模式，这是一个互为表里的模式，如果增长模式突然不协调、不和谐、不可持续了，你怎么来看自己的治理模式呢？我觉得这个讨论很难深入，你会发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如此之多，现在完全还没有到总结出一篇大经验来供别人借鉴。

    关于增长模式，我想请大家看这个图。这是一个8字图，这个纸条一面深色，一面白色，纸条有两个缺角，缺角对缺角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围墙，形成了一个圆圈。如果这个缺角对着全角那么就形成一个拧着的圈子。学数学的人都清楚，这是拓扑学的莫比乌斯带。莫比乌斯带，一个蚂蚁可以从里面很安全的爬到外面来，但是如果缺角对缺角形成一个圈子，蚂蚁从里头爬到外头就要翻墙，从外头爬到里面也要翻墙，墙是临界点，这就很危险。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很年轻，改革者和反改革的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不是壁垒分明、水火不容的，这就好比莫比乌斯带，斜角和全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要想走到外面比较平滑，当然要退回去也比较容易。这个图用这个带子也代表着中国的国内外市场连接在一块，中国的改革因素和传统因素相互交织。我取名字叫莫8循环带或莫8循环圈。上面那个圈代表国际市场，下面这个圈代表国内市场。要画的更接近现实的话，上面那个圈要比下面的圈大20倍，因为从总量上来说全球市场应该比国内市场大20倍。莫8循环带是用简单的形象可视的东西模拟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模式。

    实际上，我们从上世纪末就在做准备，到本世纪初尤其是2002年以后客观上形成了所谓招商引资制造出口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同时带来了贸易顺差和双顺差。从本世纪初开始，央行改变了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主要不是靠再贷款和给国有企业透支投放基础货币，而是越来越多地靠收购外汇。到2006年我们外汇储备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央行当年收购外汇占款已经超出了央行经验合理投放的基础货币。外汇占的很大，我们的M2就会增加很多。从2006年、2007年央行就开始发央行债券，同时为了减轻央行的负担，提高准备金率，回收商业银行投资，来降低整个货币系统压力，减少由于外汇占款增长太快带来的货币投放过多的问题。由于外汇增长越来越快，我们资金供应是勒着的，把准备金率提高20%，还是有大量的人民币进入国内市场，这个圈子转的最快的应该是2002年-2010年，这算是金融危机；比较健康的是2002年-2008年，中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快速地变成了全球的经济大国。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特点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其实主导这个词还是有点软，应该是政府管控加调整。政府有很多的手段，除了规划还有审批，很重要的就是要素的管控，金融体系就是要素管控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资金和土地是现在要素市场化程度最为低下的两个领域，通过垄断拿来的超额收益和超额利润每年都在万亿以上，总之这个莫8循环圈简单模拟了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经济增长模式跟上世纪80年代完全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外资很少一点点，国有经济比重还是很大，占到70-80%（到80年代末期的时候还有50-60%），各地开始放开私营，我们当时叫四轮驱动，大家刚刚获得了一个发展的空间。当时国有制造业开始进入电视机、电冰箱等领域，但很快发生了难产，生产的东西卖不掉了，市场没有效益银行还在给贷款维持生产，库存积压，职工照样涨工资，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银行的坏账就到了背不动地步。1996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背景是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第一次出现算大帐总体亏损，银行已经背不动了。按照“抓大放小”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战略重组，对状态很差的中、小企业不再贷款，陆陆续续约有十万计以上国有企业破产，有些非常有名的明星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同时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这个过程当然很痛苦，但是它带来了多方面的效果。一个是当时坏账率最高达到百分之四十几，我们填补了漏洞。第二是由于对国有企业的破产和清理，整个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物价水平大大降低，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大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一直是引进外资，当时叫合资合作，外方的合作方主要是国有企业，而且有严格的控股，还要有内销比例的限制，一般来说外销要占7成。所以外资和国有企业合作，实际上是背着国有企业的效益和成本。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政策是可以融资，加大外商投资的机会，原来很多不允许投资的领域，开始允许收购中方股份，允许外方控股，取消内销比例的限制，这个政策的调整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的。外商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由于国有企业内在激励机制严重匮乏，经过一段市场竞争就会出现疲态在竞争中败退下来，内企打不过外商，甚至打不过乡镇企业成为当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搞了很多的改革，比如税制改革，把各类企业的纳税标准基本上拉到一条线上；外汇改革，人民币大量贬值，从5块多贬到8块多，人民币贬值为后来实体济持续出口高增长打下了货币机制的基础；机构改革，消灭一大批特权公司，公、检、法、军队、边防办的各种公司通通撤销。最后一个非常大的动作，是我们2001年签署了WTO，标志中国开放上了一个台阶，从引进资金、设备、管理和市场进入到成套引进游戏规则的阶段，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评估大大降低，相反对中国市场上的各种资产估值越来越看好。2002年以后，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大规模的制造能力，使中国具备了高速发展的基础条件，而且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也实行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回升，当时主要投向高速公路特别是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的高速公路网建设和港口建设，大大扩展了两个三角洲工业布局的空间。从实际数字看，2002年到2010年（其中还包括2008、2009年两年的经济危机），我们的GDP增长翻了一番多一点，出口翻了两番多，外汇的储备翻了三番多。在这个阶段中，外资投资企业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占中国整个工业（总产出）比重的10-20%上升了三分之一，现在大概占中国制造业的比重一半以上。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在中国的市场的内销比例达到了75-80%，它20-25%的产品用于出口，但是长期占据了出口总额的60%，2008年以后直到近两年也在50%以上，其中85%的高技术也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我们的工业生产技术、产品技术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带动起来的。原有的国有经济大幅度从竞争中退出来，没有退出来的，都在跟外商与狼共舞。汽车工业过去不允许外商控股，后来是50%对50%双方平等合资，现在我们的汽车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年销售量在2000万台上下，外商在整个汽车工业里面持股比例已经达到68%以上。国有企业大部分退到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服务领域，为外商提供能源、道路、开发区建设、水电煤气、电讯、港口服务。外商投资企业的纳税包括进出口税占我们工商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一。所以外商经济在中国或者外商投资的经济在中国，它的力量和影响力比进出口净值多得多。这段时期对银行、财政来说也是越来越好的辉煌时期。

    但是这样的循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被打断了，2009年我们出口已经是负增长了。我们为了“保8”搞投资，开始造城、造房子，我把它叫“两造”。2002年的时候，毛固定资产投资率36%，到2008年因为有奥运，毛投资率到了55%。2009年开始刺激经济，毛投资率上升到65%，2010年上升到69%。2010年那一年，我们的投资率差一点到28万亿，毛投资率69%，这个数字非常重要。28万亿中有六、七成造城、造房子。因为这一轮大的投资，真正的主角是地方政府，有规划、有土地、有资金就耍开了。资金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原来县级是没有资金的，这次允许县里建地方融资平台，结果地方融资平台从原有的六、七千家，涨到一万多家，融资额从1.5万亿一下超过10万亿。地方政府知道哪块地方不能赚钱，哪块地方可以回收钱，它用赚到的回收钱评估地方融资平台资本金让它向银行借钱。问题是真正的风暴就是一年多，这么大的投资额，28万亿的60-70%是最终是要消费、实现的，不能一直靠票子来维持，回收变现的主要渠道就是卖地、盖房子。国内的消费市场占全球市场的二十分之一的，现在大家看到了转不下去了，中国模式走到这时候暴露出它的短处来了。现在房子卖不掉，高铁又出了这么大的事，从2010年开始调控，也不敢下真办法，希望它缓缓的落地，结果它开始给你脸色看是去年四季度，经济开始加速下滑。今年一、二月份经济更不好看，电力消费增长在7%上下，而去年同期是11%左右，按这个来观察今年的经济增长掉到8%以下甚至掉到7%以下可能性越来越大。房子和土地卖不掉，积压越来越重；工业企业的效率是负的；将近十几年财政收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因为实体经济下降，企业效率下降，流转税和所得税都在下降，这是很多年没有过的。像前两天有报道说，深圳一、二月份的工业出现负3%的增长，这是建区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的这种模式它有很多特点，讨论也很多，比如说投资和消费不成比例，内、外需不成比例，它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关键是和国际市场有联系。一旦国际市场没有空间了，自己内部消化不了。有人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面临全面的危机。

    我认为中国形成这样的一套增长方式，主要是这30年的全球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的改革，重塑分工体系，重新梳理价值链条，奠定了大规模引入制造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转移在全球生产力的机会，所以它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绩效。我们光看到这些硬数字是不够的，它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多附带溢出的效果，使中国人更加了解了这个世界，使我们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力大大提高了。我们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的开放只是开放了制造业，我们的基础工业、基础设施、服务业尤其是系统性的大服务业并没有开放。中国的前半个身子已经跨入到全球化体系中，但后半个身子和脑瓜儿还在全球化之外呢。由于不能放开服务业，我们大量低效的部门得不到改造，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快速的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由于没有竞争，我们的垄断部门进步速度非常之慢，同时服务业大量的就业空间不能被挖掘出来。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能占到百分之70%-80%，每一个制造业机会可以带动三个服务业就业，我们现在连两个还不到，这使我们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遇到了很大的困境。由于瓶颈约束，不能放开教育科研和研发，我们的制造业上不了台阶，中、高档产品的制造现在越来越吃力。我们的很多的制度，还没有进一步的改进。比如说像税制、知识产权保护，包括我们政治和意识形态过分的守旧，使得新的高新技术也不敢进入到中国来。中国要想改进这样的结构和克服困难只有进一步改革，开放基础工业、服务业，这会给我们争取到更多的机遇，也会大大缓解全球经济在危机中调整的困惑。总之中国的经济、社会、增长方式已经全面的来到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个时期，各个方面的矛盾和挑战都凸显出来了，要认清我们自己，认清大势，中国已经没有可能后退了，但是往前走敢不敢迈出步子，能不能突破，要有一个整体改革共识的提升和凝聚。

（论坛秘书处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