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２日电（记者张建平）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近日接受记者采访表示，针对去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从前５个月统计数据看，经济运行各项指标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落，基础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势头得到抑制，一些原料性产品进口增幅５月份明显回落，宏观调控政策已开始见效，“软着陆”有望实现。

    樊纲认为，这次部分行业投资过热趋势迅速得到控制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政府反应比较快，政策调整比较灵活。去年“非典”刚一结束，政府有关部门就注意到投资增长、信贷增长过快的趋势，去年８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有关部门开始对开发区用地、地方投资项目进行检查，今年一季度又采取了一些新措施。正因为政府反应比较快，这次经济波动比较小，过热程度不高，调整也就比较容易。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经验。第二，市场机制和企业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经历上世纪９０年代的市场经济周期，又有对亚洲金融危机等近期国外经济发展的观察，我国企业家积累了一些经济波动的知识，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周期判断力和市场风险意识。

    樊纲说，现在就说“宏观调控目标已经实现”为时尚早。主要是总量平衡还没有实现，投资规模还比较大，因此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依然突出。煤炭社会库存量已连续三个月（３月、４月和５月）在１亿吨以下。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在去年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不少省级电网拉闸限电，华东、华中地区供需矛盾更为突出。在清理投资项目过程中，有些工程施工进度可能放缓了，当期完成的工作量会有所减少，但仍需注意出现反弹。因此，当前宏观调控的任务仍很重，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控，继续认真贯彻和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及时把握好调控节奏和力度，相机决择，既防止前功尽弃，又防止调控过度。

    樊纲认为，经过这一轮宏观调控，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吸取以下一些经验教训：

    第一，判断宏观经济状态要着重看变化趋势。判断经济过热与否，要从各种迹象判断，在最初阶段不能仅仅看消费品价格是否变化了。由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传递到消费品价格需要一个过程，等到消费品价格上涨后才作判断，那就晚了，过热已经形成，甚至可能是“癌症晚期”。及早发现过热趋势和苗头，就能尽早采取“微调”措施，避免经济大波动。

    第二，这次是典型的总量失衡导致结构失衡。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原材料行业为什么投资超常增长？这是因为４０％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导致对这些部门产品需求的膨胀。这是一个典型的总需求过热而引发的投资品产业过热。社会总需求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外贸需求构成，投资过热引致的总需求扩大就是整个经济过热。我国消费一直比较稳定，消费不会大波动。经济过热从来不是因为消费过热引起的，都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认清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要想抑制产业部门的过热，必须从总量关系入手，控制地方城市建设投资，控制贷款增速等等，而不是仅仅限制几个产业的投资。

    第三，投资理性与市场波动。经济过热不是计划经济的专利。前几年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大家总找不到好项目，都不投资。现在经济形势一好转，大家看什么都是好项目。由于金融体制不健全，市场化形势下的预算软约束也一定程度存在。所以说，不能以为搞了市场经济、民营企业成了投资主体，就不会有经济波动或投资过热。我们现在还是发展初期的市场经济，企业家还缺乏市场经济的风险意识，更容易出现经济波动。

    第四，针对不同行为主体，用不同调控手段。这次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是由地方政府追求高增长推动的。地方政府行为不规范，不能量力而行，缺乏约束的问题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