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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与深化体制改革
演讲者:李晓西    时间:2012-04-12    阅读:588次   

长安讲坛总第213期

绿色经济与深化体制改革

李晓西


论坛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012年4月12日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伟伦楼报告厅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绿色经济和深化体制改革。绿色经济现在讲的比较多,但它和体制改革什么关系还值得琢磨琢磨。我现在有个初步的想法,如果前三十年改革开放是改革促发展,后三十年会不会是发展促改革。我们从社会形态,从市场经济讨论入手来搞改革行吗?我们讨论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听来听去发现观点很难统一,社会主义的定义至少有几十种,市场经济的定义也有几十种,几十种定义配来配去会出来多少种组合。我的想法是,改革应该从利益分配格局入手,从阻力比较小的环节入手,实实在在一步一步往前推,最后走向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要搞一个天翻地覆的改革,因此我的题目是绿色经济与深化体制改革。

    绿色经济是一种大家比较公认的、基本形成共识的发展方式,我们来看看它对改革有什么要求,实现它对改革的要求是不是会阻力小一点,当然有些改革不见得完全靠绿色经济,这个概念毕竟还小。改革有许多东西可能超过我们经济学所谈的范畴,但是经济学很多和政治学分不开。对绿色经济和体制改革的关系,我今天想讲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提到绿色经济学家,首先想起来是一位女生态学家卡恩,1960年她写了一本书《寂静的春天》,书中写到看人们在地里搞农药化肥,她就想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再也听不到鸟叫,看不到花儿开了,结果她的观点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批评说她的观点不对,科技在不断发展,人类有办法污染也有办法还原回来,卡恩个人呼喊了半个多世纪,现在成为了联合国的共识,大家意识到觉得如果污染再不控制,褐色经济也好,黑色经济也好,那么高成本的发展,那么多的矿产开发,环境真有可能无法恢复了,卡恩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一位学者。我还要提到最早的绿色组织,是加拿大工程师麦克塔格他们搞的,然后1984年美国搞了绿色委员会,英国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大概是叫绿色经济蓝皮书,主张不要盲目地追求经济和生产的增长,经济发展一定要自然和社会环境可承受,现在这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

    我还想特别提到尼古拉斯·斯特恩。1988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待过将近一年,斯特恩当时是国际研究所的所长。他广泛讲这个问题,并且来中国很多次,还在人民大学专门开了一节课。2006年斯特恩出了一个报告,2007年我们50论坛和英国大使馆一起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加的还有美国、法国的学者,大家共同讨论斯特恩报告。斯特恩报告谈到世界能源中的碳含量一定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要控制,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大气温度上升2%,恢复是非常困难的。我还记得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竺可桢,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人类几千年的环境轨迹是从热变冷,而且他据此还证明了中国的历史变迁,他说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外族入侵打到中原来,就是因为天气越来越冷,牧草生长越来越少,北方少数民族生存不下来,逼着他们往南面走,就和中原地带的汉族人打起来了,打到最后南北就混合起来了。竺可桢老先生讲的故事恰恰和现在讲的气候变暖相反,所以给我们提了一个问号,气候到底是在变冷还是变暖。斯特恩先生的报告仅仅讲了由于人类工业化生产的废气排放,尤其是碳排放造成气温升高,没有讲老天爷管的这块,老天爷管的气候变暖变冷谁也控制不住,但是工业化排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这些东西造成气候变化是不可争议的事实,超过一定的值可能以后就回不来了。我觉得人类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人定胜天”的口号现在已经不提了,还是要讲“天人合一”或者是“道法自然”。

    麦肯锡是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商业咨询公司,他们做过一些绿色经济报告,包括绿色交通、绿色工业、绿色建筑以及绿色生态等等。现在中国人讲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还是略有着区别,在上层或者某些领导可能更多的提法是低碳为低碳技术,经济叫绿色经济。在气候变化公约条约中间,有一个叫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共同就是指任何国家对气候变化尤其对自然界的保护负有共同责任,区别是指国家发展水平和程度不一样,承担的责任要有所区别。把区别说大了,你是对地球负不负责任,但你把区别说没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也丢掉很多。因此我们讲的是低碳技术和绿色发展。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现在没有什么争议了,其中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这三条对我们的约束特别大。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时候讲到发展是硬道理,他后面还讲了一句话,如果这个发展能使得我们的经济有质量和可持续,人们生活能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再快点也不怕,这点证明小平同志还是非常厉害的。我国资源数量约束和质量约束并存,能源短缺和能耗过高并存,生态环境恶化和治理污染困难并存,这三个并存对我们压力很大。比如一部分资源像石油、铁、锰、铅、钾等总量不够,后备储量严重不足,供需缺口越来越大。我们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偏低,人均淡水资源是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40%,人均占森林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人均矿产资源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58%。一百年前北京有200多条河,现在仅剩下几条河,地面水几乎看不见了,北京人用水70%靠的是开采地下水,我们再也不能说中国是地大物博了。

    我们的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结构性不足。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等多都分布在北边,北方耕地占42%,但是水资源占很少。80%的矿产在西北部,石油和煤炭有75%在长江以北,而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能源短缺能耗还很高,使数量和质量的约束更加加剧。现在石油、天然气、煤炭这些重要的能源,我们的人均储量仅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煤多一点79%。2009年中国进口石油占到49.8%,2011年上升到51%,已经过半了。当年大庆油田开发以后,我们说中国终于把贫油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了,结果短短这些年过去,我们的石油有51%靠进口了,而且国际能源预测到2030年中国对石油的依赖将达到74%,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建国六十年我们的GDP增长10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我们能源消耗量占世界总量的11%,而产出却只占世界总量的3%,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折算成标准煤来计算,中国是日本的15倍,是美国的8.7倍,这样下去了不得。

    再一个是生态环境和治理污染的困难。过去三十年,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0%,去年有些人说占到了15%-17%。荒漠化土地占国土面积1/3,沙化的土地占国土1/5,每年因土地沙化造成的损失达500多亿元人民币。全国约1/5的城市大气污染很严重。我曾提了一个建议,首先把污染损害的百姓组织起来,和污染企业做斗争,让政府环保部门做裁判,光靠环保部门根本就堵不住。

    “十二五”规划是中国首部绿色发展规划,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在参加“十二五”规划编写的时候特别做了一些贡献。“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节能减排,提倡生态文明。强调绿色发展六个支柱,一个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第二个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第三是发展循环经济,第四加大环保力量,第五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第六是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这六个方面都非常重要,“十二五”规划还提到很多减排指标,而且首次提出到2015年GDP二氧化碳排放要减少17%的指标。有一些地理学家提出的建议,与其说搞那么多减排,不如把沙漠绿化。纲要中还有一些约束性指标,比如说把资源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作为五年规划攻坚的方向,这并不是那么简单。水资源以价格来调节,居民用水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你用价格限制显然不合适,因此我们强调要把用价格机制调节居民用水和商业用水区别开来,居民用水又要再分个若干等级,基本用水部分政府该补贴就得补贴。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一盆一盆的泡温泉可不行,这个价格就要翻番。因此,价格机制说起来容易,具体落实每一项上都不那么简单,环保收费也是一样。

    绿色经济、新能源,清洁能源发展发展起来对各地发展会有很多帮助。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会刺激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包括绿色金融等等。现在突破绿色壁垒参与国际竞争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加快搞环保搞绿色,对突破绿色壁垒也有好处,当然人民生活水平也会有所提高。有一年我们在海南开会,大家说三亚空气真好,省长马上说了一句“空气最好的地方人民最穷”,比如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不高,绿色经济也是辩证的,既要保护好环境,又要提高当地的人民生活水平。前不久我们在钓鱼台参加中国高层论坛,发了一个材料讲ECD2012年聚焦中国——经验与挑战。其中专门讲了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建议。绿色增长和绿色发展有什么不一样?经济学讲经济增长就是讲GDP,而经济发展就不见得了,涉及到方方面面,也涵盖着民生问题。我们经济总量占的体积很大,但我们的能源主要还是靠传统能源,因此要加快改造传统能源为绿色能源。霍金说地球人类只能再生存二百年,这个家伙说的太吓人,但是他至少给我们提了一个警示。我们现在有人区的水源90%污染,把无人区的水加在一块还有70%的污染,这样下去将来有可能水战争比石油战争打的还要激烈,因为石油战争是为了生活的更好一点,而水战争则是最基本的生存之战了。我们做经济的,必须考虑到既要有绿色同时还要发展,纯粹搞绿色不搞发展对中国绝对不行。



 

    绿色和发展要相辅相成,各省区的发展整体和局部不一样,在城市环境综合指标调查中,我们刚开始选了113个城市,环保部重点检测是113个,最后发现33个数据不全,剩下80个。我们把人均GDP总量在前十名的城市看一看,其中有六位已经在里面,有四个没有进来,珠海、苏州、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于是2012年又增加了四个。去年和今年排序深圳都是第一,排在最后是西宁。这里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青海在省排放位于前三位,西宁在市排位是最后一位。青海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集中在西宁,这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也在分析,需要给变化特别大的城市具体做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是统计原始数据错了,还是我们的方法有问题。这是去年城市排名的表。今年做了调整以后深圳还是第一。这是我们给深圳做的绿色发展体检表,一共有四十三个指标,各省区城市的四十三个指标互相参照同时有很多不一样。比如空气问题,青海全省平均质量没有问题,但西宁市却排在最后,按城市排北京大概在第七、八名,今年在第八、九名。



    第三个问题谈谈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现在城市问题和城乡统筹一块搞。国外包括德国、法国、日本,很早就开始这么做。我们的观念要变一变,变防汛为迎汛。美国得克萨斯州有个小州叫奥斯丁,原来经常被洪水淹,于是他们搞了几个大的管道,把洪水引到城市周边,使奥斯汀变成了清水环绕的美丽城市。人家的思路就是在防汛过程中把污水无害化处理向污水资源化处理转变。北京地下水管理真是一个大问题,国土资源部专门有北京地下水的整个监控,但是地下水的管理是在水利部,这个体制真应该改一下,至少要有高度的结合。再一个是供水管理和蓄水管理,我们北师大的水科院院长,原来是水利部的司长,他提出供求矛盾不光表现在供水不足,还表现蓄水结构不合理,一定要加强蓄水管理。建设智慧型城市,建立智慧水网是基础之一,北京确实有一批人在做也在干这件事情。一些世界著名的城市,比如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们的环保工具就是自行车,有将近40%的人出行骑自行车。美国的芝加哥大规模推行屋顶绿化,英国有个节能型的屋顶,日本建造出“会呼吸”的房子,把自然空气吸收到整个循环之中,自动调节不同时候的温度和水量,这真是跨世纪的想法。我们在城市发展中间有很多的关系需要处理好,比如劳动力收入、人与自然,国际化、平衡待遇、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三大产业的协调等等,我觉得重要的是解决体制问题。


 

    第四谈谈发展绿色经济与深化体制改革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是以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平均每年增长九点八九点几,持续增长了三十多年,成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继续这么促下去行不行?现在大家都说不行了,中央政府已经把增长调整为7.5%了。我们有这么多生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用绿色发展来促进改革,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弯道规定不许超车,然后各省都在讲弯道超车,而且提出要跨越式发展,我认为发展一定要科学发展,绿色新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人和自然、城乡统筹,包括新一轮的全球竞争都需要科学发展,我觉得科学发展还是很重要的。绿色发展大家也已经有了共识,而绿色新政是2008年联合国提出的口号,就是想解决环保、污染、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等。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英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都在做绿色新政,奥巴马拿出6000亿美元来干,他们是想抢绿色产业的先机。我们现在提有些口号别人不懂,如果提出绿色新政的概念,别人就容易理解中国。科学发展,绿色新政的提法对我们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非常重要,现在国有垄断企业拿的资源太多,分配太多,因此他们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比如石油,油价上涨你多拿钱了,因此我说要绿色发展,你要上缴更多的钱,我们算笔帐的依据有环保法,还有资源矿产价格。我们不是要笼统反对一切垄断,我们现在反对的是利用行政力量和权贵力量的垄断,我们不反对自然形成的垄断,我们不是要国有垄断企业粉身碎骨,而要它们脱胎换骨。像大的石油公司,全世界大概只有四十几家,我不反对民营进入石油行业,但人人都可以挖油不见得是好事,一定要有规则有门槛。石油产业是分层次的,在零售方面可以搞更多的竞争。在炼油阶段竞争性就低一点,到了开采取油阶段垄断性就提高了,只有几个大家伙了,最后到了勘探阶段就会更少。芝加哥学派现在提出不要笼统反对自然垄断,自然垄断是通过竞争以后最终形成几个大家,包括现在的银行。我认为一定要支持民营的银行发展,要支持小银行的发展,但是不要说四大银行就是垄断,一定要怎么办。四大银行本身可以竞争,这叫四管头模型,现在为什么四管头竞争不起来,就是因为我们的央行在规定利率,利率统一当然竞争不起来了。中国工商银行目前是全世界资本量排位第一的,我们需要排除他们不能竞争的行政性的障碍,让他们竞争起来,千万不要自毁长城。有些人说中国经济可能崩溃,其中有一条是说中国的金融一定会乱,现在已经听到银行对改革有各种说法,我是希望鼓励大家伙垄断国有银行竞争,不能用行政办法去打压他们,同时要鼓励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起来。

    再一个是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分配关系。有人提意见说山西挖煤挖到最后环境榜上的排名还是倒数的,昆明铜矿锡矿这么多,挖出来都是为各个省做贡献,算起来绿色发展指数就会偏低。我就提出来有“绿色贡献”概念,或者叫绿色的外部贡献。它自己的绿色程度差了,但是别人可以少去挖坑,少去破坏园林。我们曾经调查过若干个生态区,都涉及到有没有生态补偿的问题,给当地老百姓补偿什么东西一定要研究。中央和地方现在专门讲绿色财政,绿色金融,这些概念都会发展起来的。绿色新政对城市和农村关系会有更多新的看法,到底是城市绿色还是农村绿色,从我们站的角度来看农村分量就重一点,我们觉得城市化是必然的,全人类都在搞城市化,农民是必须要完蛋的阶层,这种想法我是不太喜欢。我是佩服农民的,人家在和自然做生存斗争的时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编的故事也生动,比如我们叫小提琴,农民管它叫“下巴胡”。现在中央讲成都、重庆搞城乡统筹试点,我非常赞成。城乡统称的概念就是市长来出面,对城市和农村统筹管理。农民和城里人是同等的地位,单纯讲城市化对农民真是不好,而绿色经济天然就对农民有好处,对统筹城乡也有好处,因为它强调绿色发展,这一代人要考虑下一代人的代继关系,还不是最重要的共性吗?

    绿色新政对我们制度性的改造非常重要。前两天我组织了一个西部开发的会,请发改委地区司的司长,还有国家信息中心区域部的部长,我们一大堆人专门讨论西部开发。从2000年3月3号文件提出搞西部开发,到2010年中央决定西部开发五年计划的五十七条,2012年2月国家发改委又出台了一个西部开发的五年计划。有一个研究员发言非常引起我的关注,他说西部开发要把西南和西北区别开,因为两个地区水资源不一样。绿色发展决定国民经济的布局,我们现在西北缺水的地方还在不断地搞农业,成本涨的很厉害。大家细细想想南水北调对我们的资源配置是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最能产粮食的南方,现在很多土地在搞工业化,而比较缺水的北方要把南水调过来种粮食,你这是不是绿色发展决定着一些大格局。国务院批准山西省全省作为资源型改造的试验区,同样是一个体制问题,这个体制不解决,最富有煤炭资源的省,反倒成了人均收入最低的省,这是很奇怪的。因此我们从绿色发展入手,从阻力比较小、共识比较多的方面入手,逐步深入涉及到改革的方方面面,一步一步解决它,解决到一定程度条件成熟了,有可能大规模的改革甚至政治体制的改革机会就成熟了。最后要说的是,绿色是生命的颜色,它象征着希望、和谐与活力,保护绿色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追求绿色就是为了人类世代的幸福,今天,当中国的发展模式越来越追求绿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正是理归古代先贤所言,道法形成自然,符合天意民心,造福千秋万代,让我们通过绿色经济向人民世代幸福的伟大目标而不懈奋斗吧。

(论坛秘书处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