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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金融战略的思考
演讲者:夏斌    时间:2012-05-10    阅读:629次   

关于中国金融战略的思考

(长安讲坛总第214期)

夏斌

论坛成员、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很高兴到清华来。我今天的逻辑主线是讲中国金融战略。作为国家或官方文件,从来没有宣布过中国的金融战略是什么。教科书通常讲的是经济体系、金融体系的概念、逻辑的推理,是把一些基础的知识积聚到一起,但是作为个人研究学者,我要讲的是,我们今后的金融战略方向是什么?在中国转轨过程中间,未来特定的金融领域我们需要把握哪些东西。

    第一个观点,我们为什么要有战略思考?从经济金融角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很多短期、长期问题都聚在一块。比如2011年年初国家提出社会融资总量的控制,我们的有关部门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创新,作为宏观调控重要的指标,在校念教科书的学生就会问这是什么东西?因为在西方金融学中间并没有这个概念。控制社会融资总量无非是针对社会供应量在利率杠杆不太起作用的情况下控制M2有困难,所以要控制贷款规模。由于我们金融市场结构、产品在日益丰富,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都跑出来了,也就是说绕开中国人民银行贷款规模控制的各种产品在不断涌现,这个情况之下,你要控制一个经济热与不热光靠控制贷款规模是不够的,所以提出了控制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社会融资总量其实不是新的东西,几年前我们在分析方法中早就用了,它就是西方国民经济核算中间资金流量表的概念,需要用几个部门的统计。一个企业除了内延性的资本融资之外,它的外延性有股票、债券、商业汇票以及各种各样的委托理财、各种各样方式支持企业发展所得到的外资资产,宏观调控就是因为其它条件不成熟,把这块东西作为中间目标来调控,这是结合中国当前的特点,是很正常的。一年多来,大家已经看出来,宏观调控的效应在慢慢的出现,当然不仅仅是货币政策起这么大的作用,房地产政策同样也在起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间没有用社会融资总量来调控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央银行提出的社会融资总量调控的概念是转载的、暂时的和过渡性的。我个人认为从长远方向看,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仍然用利率杠杆,用汇率杠杆,这是真正的学问的来龙去脉。

    又比如说短期和长期问题。前一阵子讨论国有金融资产这么多怎么管理?现在银行做大了资本金不够,又要在资本市场融资,或者国际公司再投资,长期来说这个到底怎么解决?金融资产的管理作为国家方针来说是不是规模做的越大越好?我们要想尽办法提高资本充足率,长期来看这么大的国家,国有金融资本怎么控制,持股多少比例,是不是规模越大越好,这是不是我们的方向?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因为它不是一个短期问题,你长期又没有想法,只能短期内一步一步往前推,按老百姓说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又比如外汇储备这么多,美元再贬值,美国再多发货币,你就被绑架等等,这确实是比较难办的事。外汇储备多,与出口主导的发展方式有关系,外汇账款不断的增加,人民银行也没有办法。外汇账款这么多钱怎么个花法?这又不是个短期的问题。海外专家说到2030年或者到2037年中国经济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样一种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外汇的问题到底怎么看?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想法也不行。

    2008年年终,我讲到世界经济发展周期、讲美元危机到底什么原因?我归纳了几条,一是美国宏观政策错误。2001年开始不断降息,扩张信用,刺激房地产,房地产泡沫,老百姓就赚钱,老百姓赚钱刺激消费,美国GDP增长7%是消费,因为美国GDP不停的增长,是这么个逻辑。美国宏观政策失误却能办成这么大的事,中国、欧元区和英国政府、日本政府能行吗?根本不可能。当前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不一样,那时候美国经济赤字少,美元还有所约束,到现在没有约束了,才出这么大的事。今天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说,美国经济危机的实际原因是美国宏观政策决策失误,根本不是华尔街的问题。有人说是华尔街的贪婪引了起这样大的危机,我说华尔街贪婪,北京的金融街就不贪婪?上海的陆家嘴就不贪婪?伦敦的金融就不贪婪?都贪婪的。贪婪是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人类基因的遗传,说明贪婪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有人说监管不力,我说是究竟是监管不力还是不愿意监管。你看看2004、2005年格林斯潘讲的一些话,你再看看伯南克在当教授的时候参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关于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国经济可不可持续的讨论,他们的言论中间有一些观点认为,只要中国不停的出口,不停的抓外汇,拿到美国金融资产来填补美国的赤字,美国的经济还能这么走下去,这是2005美国主流年讨论的问题。美国的一些独立的知识分子现在也在慢慢研究,他们表明就是由于美国政策失误才出了这么大的事。虽然监管也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性的原因。如果你真的想监管,那肯定不是今天这个状况了,主要还是认识上模糊,不想监管。所以,在金融危机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矛盾重重,在一下子找不到出路的背景之下,我对其改革是不报希望的,我透彻的说短期是内不要报有希望。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中国经济在崛起,如果想要克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对我们经济稳定增长的负面效应,人民币必须要出去。人民币出去对汇率、对资本帐户开放都提出一系列要求,这意味着我们要研究美元危机的影响,要把金融要素、资本流动、汇率、人民币国际化等等通盘起来考虑。这就涉及长期问题,涉及到战略问题。

    现在报纸讲的最热闹的是利率市场际化,我概括地说几句。第一,从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喊利率市场化,这不是今天才喊的。第二,到了今天我们利率市场化就只剩下存款利率没有完全放开。而且在存款利率上,对于大保险公司的大额存款还有一个协议价,贷款已经浮动,除此之外都已经市场化了。我们要利率市场化,关键是要浮动利率市场化。第三,我同意浮动利率市场化。但是怎么市场化?是马上完全放开,还是逐步的走?是先有区间的浮动,还是通过利率慢慢浮动,同时发展银行理财产品,挤压银行的资产负债压力来逼它慢慢走向利率市场化。第四,利率市场化为什么要从战略考虑呢?我在微博上讲是因为存款成本上升,银行竞争加剧。从理论上推下去,竞争加剧银行必然要倒闭破产。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放开利率没有经验,在湖北襄樊地区形成利率大战,教训很惨痛。那时候谈不上破产倒闭,全是乱干一气,所以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如果利率市场化,竞争加剧小银行倒闭,老百姓的存款怎么办,那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现在很多人说温州改革是 “里程碑”式的改革。我认为,1983年国务院宣布成立中国中央银行,宣告了中国金融体系摆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开端,这应该是里程碑式的改革。1993年初,中国政府宣布成立深圳、上海两个交易所,这应该是里程碑式的改革,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温州改革的12条,概括起来三个内容。第一是民间资金与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问题;第二是境外投资问题;第三是如何探索改善地方金融监管的体系问题。我们讲的改革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是综合的,温州这三点还称不上综合。温州改革和全局是什么关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家金融战略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地方金融的发展、中央金融的发展、监管和货币政策等等几个方面都要通盘考虑,所以要研究战略问题,这就凸显它的重要性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到现在60多年,前30年中国是没有金融概念的。那时候的金融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一家,从上到下到各个省市县全有,它不仅发行货币,还发放贷款,都由它决定。当时的海外有一点点外汇业务是人民银行外汇局管,保险业务、人保业务是人民银行保险局管,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金融主要是财政的出纳,国家计委定了多少个项目,银行就配多少资金,不够了就发行货币,发多了通货膨胀上面再综合平衡,它是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今天金融市场意义上的金融。后30年改革开放以后走到今天,我们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金融资产有100多万亿,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最赚钱的银行也是中国工商银行。我们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特别是美国危机之后,中国金融怎么个玩法,我们金融要发展什么,假设到2020年以前是金融战略大开放的过渡期,在这之前我们准备干点什么事,都需要通盘考虑。长期以来我们在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现在这条河越来越宽,越来越深,这个河已经开始和大海渐渐连起来了,经济全球化了,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占全球这么大的比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想摸石头是摸不着了,你必须学会架桥、造大船才能过海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必须要有通盘考虑,必须要韬光养晦的长远性、战略性的思考。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像人们挤地铁、挤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你本不想踩人家的脚,但一不小心总要踩到人家的脚。今天的中国,一举一动直接或间接都会对世界经济发生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有长期的想法,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们如何研究战略?西方有研究战略的一些基本模式,就是综合评估挑战与机遇,分析以后提出战略想法。我个人认为在方法论上,一是战略中涉及的问题要有前瞻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对特定时期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提出一定判断和预测,这是很基本的要求。二是战略讨论的问题,应该对涉及未来发展的制度选择、政策选择中的一切重大问题不能回避,都要有回答,也就是说要有广泛性和针对性。三是要有总的战略意图,你设计这么多问题,你回答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之间必须要有内在的逻辑性,体现出来的总意图是什么。四是可操作性。我们不仅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还要解决怎么干的问题。战略的具体实施,要有一系列可操作的政策和制度。这是第一个问题讲的是方法。

    第二是理论指导。应该认识到,要建立稳定的金融体系,必须有是思维的金融体系理论。不管是金融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或者国际上的金融大师的阐述都没有从转轨的角度,没有从金融体系稳定角度提出什么样理论。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思维系统,涉及到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行为和涉外金融因素,汇率资本项下这些东西,应该综合起来,应该是这样一种理论。在我们日常的金融政策的选择之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能回避。比如说大家讨论的金融抑制和创新过度的问题,它是客观存在,不成熟的金融体系要过渡到假设彼岸是最好的金融市场体系,在过渡中间,我们确确实实感觉到金融的发展和金融的抑制、金融的过度创新是一对矛盾体。又比如说你要回答,一个金融体系是以市场为主导,还是以银行体系为主导,也就是说应该以英美模式为主导,还是以德日模式为主导?我觉得,在英美占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路径下,整个世界被惯性的套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或者说是在纽约金融市场的影响之下,要想发展银行体系为主导的德日模式,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很难发展。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对待和理解思维体系理论,要认识到金融体系本身与生俱来就有内在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这决定了我们的政策选择。

    第三是它的明显特征。金融系统是动态演进演化的系统,我们一切的金融改革开放措施,都不是金融史坐标上的原点。因此,在改革开放中间不要疏忽了原来内在正处于渐变系统的某个维度的细节,这些细节同样对互为影响的金融体系会发生本质的影响。我很同意索罗斯的一句话,索罗斯讲现存的金融体系中间,或者现存的历史事实中间,本身就带有人类认知偏见的存在。这个社会是以人为主导的,人制定出各种各样的制度,人把对于经济社会规定的制度固化起来,所以社会本身就存在人类认知的偏见。我更想说明的是,我们要认识到金融体系是不断演进的,不是固定不变的。

    第四是世界有名的金融学家提出结构主义,非平等性。我们的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是非平等的体现结构主义的体系。简单讲,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间,美国政策和其他发展中转轨国家的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对本国经济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远方世界的QE1,QE2,QE3,而对其他国家的政策不关心?这就是说,整个的体系客观上存在着结构主义和非平等性。这是我今天讲的怎么研究和思考我们今后的金融发展,从方法论上要考虑几个特征。理论上我们一定要确认,西方教科书的东西我们要学,这是社会成熟的金融体系,是成熟的金融运行的理论的抽象和客观描述。但是我们正在从此岸走向彼岸,在这个过程之中,中间的理论指导是什么理论,应该怎么看待?这恰恰才是需要指导我们的理论。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讲过非常深刻的一句话,他说中国这样的转轨中的大国,想要解决转轨中间的金融问题,你光靠哈佛、麻省的几个金融工程理论模式来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通过中国金融经济的实践才能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的战略对未来的选择方向是什么?在中国近阶段的发展时期,发展金融的目的就是经济至上,以经济为本,为经济服务。尽管英美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很高,我们的上海、北京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在GDP比例中也在很快的提高,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当前强调的就是经济。要了解中国金融未来,就要了解中国经济未来是什么?中国经济未来会对金融提出什么要求。我归纳为四大机遇。第一是高储蓄率,这种状况可能还能维持相当一段时期。尽管储蓄率随着人口老龄化之后,慢慢相对于前十年会有所下降,但是就全世界比较来说中国还是高储蓄率,就是资本不缺,钱不缺。第二是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中西部差距还很大。第三是全球化。只要全球政治格局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美两国保持很好的战略合作,全球化的趋势不会中断。中国32年取得历史性的奇迹,是从全球化中得到,我们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全球化利益享受者。尽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些噪声,有一些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但是大趋势看来不会改变。第四是体制改革的空间很大。32年来中国靠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和可以改的空间。这是我看到的中国经济未来四大潜在增长的发展机遇。

    我们撇开国际地域政治之间的事情,我们经济稳定发展最让人担心的也是四件事。一是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各种商品成本也在提高。二是环境资源,特别是资源,随着人均收入大大的提高,我们对各种资源、能源包括对水资源的消耗也在加快等等。三是集中中国目前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归纳到一点是结构问题,特别是美国危机之后,中国要保持相对高速稳定的增长,出口大大减少,不能再继续前两年的以高投资率来提高消费,这是中国经济总量经济分析中间,我们最苦恼的一个结构问题,也是主要的问题。四是眼睛往外看,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矛盾,三、五年内不可能彻底改善,因此国际金融的动荡或者说不确定,对于一个国家的崛起,对于人民币稳定的走出去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四项挑战我认为是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非常令人头疼的四件事情,也是要想尽办法解决的四件事。经济的发展、挑战和机遇,对金融发展的需求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慢慢往下走,我们的资金越来越多,社保资金越来越多,今后境外投资怎么搞,这么多资金投向哪里,如何才能取得高回报等等,这是中国金融界、投资界同样要考虑的。

    我们制定战略,光有需求还不够,我们的金融供给怎么样?我分析归纳起来就八个字“发展滞后”、“金融滞后”。发展滞后,适应不了当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需求。我第一次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研讨会上提出来,我们不是金融强国,是金融弱国,我们金融资产数量很大,但是我们的金融实业很弱。我们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的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我们的汇率在逐步转的过程之中不断扩大浮动区间,不断增加弹性,但是还没有进入国际货币的主流世界。我们的大宗商品市场定价话语权基本没有人民币的事,当然,这一点目前才刚刚开始,总体来说大宗商品定价权都不用人民币。我们的金融市场基本上是在自娱自乐,尽管说我们的市值有多少,交易量有多少,但是外面的还没有进来玩呢,这是讲金融最基本的一些要害的制度,我们目前都不行。所以我说我们是金融弱国,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和未来时,我们要看清楚的中国的立脚点和出发点。根据四大机遇、四大挑战对中国金融的需求以及中国金融供给的现实,我们金融的方向应该就是国内金融充分的市场化,涉外金融有限的全球化。在战略过渡期内,到2020年中国金融大开放,我们来布局中国金融在这个过渡时期怎么发展。充分市场化是指中国经济面对增长挑战,中国的金融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机构产品的市场准入到资金价格、各种产品的价格,到微观金融,到总体的金融运行,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资源要素配置。一句话,在国内金融没有完全打开之前,金融应该加快速度尽可能以市场化导向来加快改革。涉外金融有限的全球化,在汇率问题上,在资本管理问题上,在货币国际化等核心问题上未必是一步到位的,未必是按照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和主导的制度来运行的,要逐步的开放。汇率改革、资本管理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方方面面的改革,要分别逐步地推进,然后在互相配合中间,出现一种交错式的发展,逐步逼近、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动态过程,这是我理解整个中国金融战略方向。

    关于有限的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报纸上出现了一些观点,有些还比较极端,总的来看是一种认为条件不成熟,一种认为条件成熟,我认为两者都是相对的。你说条件不成熟不能开放,其实我们已经在开放了,最典型的是股票市场,外面都可以进来了,外来资本可以炒了,无非就是我有管道。有的说条件成熟,我说目前还是渐进的过程,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如果条件成熟了,中国政府就可以宣布外汇资本项下开放,但是现在不敢宣布。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追求人民币的国际化,尽管是漫长的过程。人民币的国际化,意味着全世界各国的货币可以和人民币自由兑换,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现在最难最放不开的就是这个东西,人民币要国际化,资本项下就必须开放,这就要求汇率必须尽可能的有弹性,接近浮动汇率。如果汇率不能浮动,那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有关国家的教训。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汇率在不停的往上升,现在应该升到30%多了,前两年慢慢的升,某一年升了三个点企业就呱呱叫,外贸企业就受不了,因为企业的利润点就三个点,你升了三个点他就没有利润了。汇率基本放开,意味着中国金融本身要适应汇率的风险,是涨还是跌。在浮动的汇率之下,我们企业和金融机构都能稳健的生存和运行,我们要保持一个稳健的财政状况,赤字不能过高,还有其他的法律什么,专家能说出很多汇率资本项下完全放开基本要素,理论上有很多。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我们明白汇率的方向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我们未来的方向,中国最后必然会走入国际主流浮动汇率体系。尽管中国政府今天没有这么说,我们仍然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这是现在的政策,早晚有一天我们和世界大国将是一样的汇率,但是绝对不是现在,我们需要慢慢的过渡。既然汇率在慢慢过渡,因此资本项下就不能完全的放开。人民币国际化,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们想办法能不能兼一点点,这在纯理论框架下分析是正确的。中国目前就是这么做的,汇率在加快过程,资本项下在加大。前两天宣布,中国非金融机构可以到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加快人民币的回流,现在也是这么在做的。

    有人说汇率必须完全放开才能避开风险,资本项下才能打开,我说不行,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庸也好,渐进也好,东方智慧也好,用这样的思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发展中的一些矛盾。资本项下没有完全放开,人民币还要国际化,这个怎么做?在鱼和熊掌都要兼得的情况下,不要冲击我们的体制和我们的货币政策的运行,我们要追求利益,应该主动的去发展人民币的离岸市场。美国离岸市场是在美国Q条例之后,对原苏联资金冻结,那些资金流到了欧洲,慢慢形成了美元的离岸市场,其中更多的是自发形成的。我们现在在有意识的培育和管理离岸市场。从各种条件来具体分析,上海虽然可以,但是我认为香港更好。一国两制是我们的主权在手,同时香港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也没有,也就是它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它是亚洲边上的美元区,又是一个现成的国际金融制度非常完善的地区,客观存在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商务资源,有利于我们尽快推人民币离岸市场。香港的优势是纽约、伦敦比不了的,也是上海、深圳比不了的,所以必须要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

    人民币离岸市场怎么建,核心思路很简单。第一要先想尽办法让人民币出去,货币互换、旅游消费各种各样的方式很多,跨境贸易中间的结算,进口用人民币等等都已经出去了。第二是让人民币在外面玩起来,把外面的池子做大。我建议香港经管当局和我们人民银行相互配合,在配合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离岸市场政策大前提之下,应该解放思想,尽可能满足市场的记价、投资和各种各样的货币要求,创新各种各样的产品。第三是要让全世界各国的机构和居民愿意持有人民币,能够进行人民币投资和人民币融资,还能用人民币炒股,你必须让人民币能够回流,人家才愿意拿你的人民币,愿意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回报,所以必须要让人民币能回来,彻底回来就是资本不能管制,我们的资本相对还在管制,我们必须开一定的管道让人民币有限制的回来。现在整个国家的贷款规模都受限制。

    现在香港的人民币可以直接到中国境内来投资,人民银行的货币统一市场,几类机构都可以进来搞投资、搞拆借,这就是人民币离岸市场在发展。当然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以后,风险就加大了,因为外面的人民币和里面的人民币有相对的隔离,里面各种各样的制度管的比较严,在利率和汇率上必然会有不一致,就会产生两地汇率、利率的套利,你不打通这就是必然要产生的。有学者说这个方向搞错了,离岸市场这么搞外汇储备反而增加,我早就判断了,整个出口方式没有改变,同时这边开始放了,刚开始外汇储备必然会增加,在过渡时期是难免的。这个难免同时也逼着我们内部加快利率、汇率的改革,必然也会对我们独立的货币政策有冲击。你把管道慢慢放开,慢慢的逼近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说中国资本项下的彻底大开放。有一些领导曾经说,按GDP比例计算,人民币到2020努力奋斗要达到全球储备货币的10%,但我比较低调,我说中国如果到2020能实现在全球储备货币中间就很好了。你看看今天的英镑、日元占多少比例,也就是3%的水平,所以我说到2020年达到3-5%就不错了,能到10%我当然更高兴,但是作为政策制定和决策研究,我们还是要看到一些困难。人民币离岸市场设在哪里?怎么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北京宏观金融政策调整衍变的结果,言外之意这不是上海的事而是北京的事,是中央政府政策的事。只要制度一放,人才就来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最后的形成,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最后的标志,最典型的就是股市,中国对外各种债务牢牢控制着,随时冲击中国经济安全的问题,所以这是慢慢来不能着急的事。

    第五个问题讲充分的市场化。国内改革要加快,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流行语是,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把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想尽办法把各类金融机构办成真正的银行,这是核心。金融改革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稳定发展服务,适应经济稳定发展建立有效的资金配置体系,就是融资体系。根据市场主体和个体的发展,改善和改变我们的调控模式、调控制度和调控机制,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调控机制。整个金融改革包括很多内容,我归纳为七条任务。

    第一个准入市场化。这里面包括几个概念。一个是机构的准入。20个大企业家一人拿一个亿,20亿资本可以成立一个新银行,IPO。对银行增资、参股都可以,现在这些是禁止或者限制的,这个能不能有?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前一阵子的规定是发起人必须是几大银行,要占20%股份等等,这是不是一个方向,能不能进行改善?我个人认为完全是可以改善,民营资本你可以来,资本金可以扩大,政府支持你,来了以后搞村镇银行,为小民服务,为商业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限定了村镇范围。我在税收等方方面面给你优惠,让你挣钱,但是你要想明白,不要发展跨区域的银行,这些要跟民营资本要讲清楚。现在很多民营资本心里想的是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然后村镇银行联合起来上市,IPO,几倍套现,我说你应该死了心,按我的逻辑坚持支持你为底下服务,但是你不要幻想变成全球银行,这样才把中国金融体系慢慢理顺了。信托证券基金包括有一些银行和保险,干的产品都是差不多,都是委托理财,都在争这块蛋糕,国家政策要怎么考虑。几年前我曾说过现在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而是两段铁路一个警察来管。同样是银监会管商业银行和管信托公司,他们搞委托理财的政策都不一样,怎么会这样呢?所以银行体系市场化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都需要改革。金融机构还有个退出问题,破产怎么办,怎么退出?利率市场化,保险怎么搞?这些都是需要深刻研究的。

    债券市场同样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创业板,中小板。我们要支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进一步创新,中国在一千万资本以下,创新能力强,盈利性高的企业经营好的多有很多,但是按照资本上市门槛都不行,这些规定都是我们可以自己调整和决定的,为什么不调、不定?如何进一步满足中国创新性小企业的发展,资本入市门槛上有没有创新的余地,包括发行上市,包括打击内部交易,都是要进一步完善体系中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讲中小金融体系问题。中小金融体系的真正主体是农村信用社,现在很多农村信用社变成了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到底要不要变?怎么个变?现在的信用社是全省联社,有的省联社干的很好,有的地方反映省联社是爷爷,是县里联社在养他们,而资金调度权、决定权什么的都是在省联社,这适不适合中国发展的方向?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问题上,我们主管部门的监管理念,一定要兼顾中国幅员广阔、地区差别大的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要把管陆家嘴、管北京金融街的监管制度和理念简单套到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的山区里的一些小金融机构,用不着这样做。中国在某些很落后的地方,还是要充分尊重农村合作信用社和农民的意愿,在业务范围、业务品种、业务方式等等方面充分尊重他们的创造,有些地方该往后退的往后退,监管制度上不要太学先进。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对一个机构的营业部的安全实施有文件规定,说门口要做多少探头,要搞防爆墙,你到村镇里面用得着这么搞吗?或者说你搞也可以,型号、尺寸都必须一样吗? 

    我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小贷公司,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里面就定了,任何的工商企业负债率为75%,我们的银行负债率更高,但唯独小贷公司是资本金的50%,我说凭什么?你嘴上说支持它,但实际上却相反,我认为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原来我们监管更多是保姆式监管,那个教训太多了,出了事最后都是人民银行买单。我们不能永远坚持保姆式的监管理念,应该该放开,让它承担一定的风险,同时也要教育老百姓。地方银行布局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工农中建交是国际级的,招商、民生、光大、中信等等股份制银行也是全国布点。以城市命名的银行,像北京银行、宁波银行、武汉银行、哈尔滨银行、大连银行等等,是从城市商业银行的基础上合起来的,现在已经干的很大了,有的银行也上市了。在这个背景之下,省会城市银行和地级市银行一大批,他们的发展定位模式是什么?作为国家银行的布局应该怎么布,这同样需要研究。我们在北京、上海已经看到有很多挂外地牌照的银行,原本成立的宗旨就是为地方城市服务,现在都想干全国性银行,这个事怎么解决,这也是金融改革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讲政策性银行。现在中国到底怎么弄?农发行、国开行干了这么多年,国家没有统一的规定,都是一行一条例。国开行一不小心干的这么好,这么大,地方融资平台很多,但是银行存款的网点远不如五大银行。国开行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定位,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一直在研究,但是拿不出来东西。中国当前不缺商业银行,缺的是配合中国经济崛起,体现国家政策意图的金融机构,也就是说政策银行在这个历史时期是需要的,不仅仅需要,而且要不断壮大。有人说要把政策性银行、支持性银行和投行业务分开做,那么你发了这么多国开行的债券,以准政府的信用为标点发行,分开以后,这部分债务算谁的债务?如果说是商业债务价格马上大跌,这些问题也是中国金融改革中的一大现实问题。以后非政策银行能不能竞争政策性业务来享受国家的政策优惠,这是完善政策性银行体系需要从另外一个视角考虑的。

    第五个问题讲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中央管的国有金融资产是不是规模越大越好,我们战略方向是不是越大越好?我们回过头回忆一下历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按照严格的核销资本不良贷款,到1998年海外几大机构,凭借中国的金融机构,中国的四大银行基本上已经破产了,但是现实是没有破产,还在照样的运行,这是特殊的制度安排。同时,在1998年,我们各类其他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各种各样的信托、证券、保险、租赁、财务公司等等这些机构,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大批都用资本抵债了,其中信托公司最多,当时有239家信托公司该关的关,人该抓的抓,老百姓的钱该还的还,悄悄的都处理完了。在那个背景之下保留下来的机构,要保持稳健的运行,按照国际条例必须充斥资本。资本从哪里来?当时是没有办法,于是找了中石化、中石油等一些大企业进来,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国有大型企业作为国内金融机构大股东进来了,这是不是今后的方向是需要研究的。大企业控股,和我想讲的在中国崛起这样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中间,金融的核心资源是不是全部让外国资本来控制是两个概念。在外国资本控股问题上我仍然坚持现在这个原则,就是政府要适当的控股,但是控股比例可以研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不同类的金融机构,政府应该有一个战略性的方向,提出不同的相对、绝对控股的比例,多余股份可以卖掉,可以向市场销售,自己不必拿那么多。现在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成立新的各类金融机构,大股东必须是国有大企业占大股东,好多规定都是这样的,这个对不对,符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方向,这个我认为要研究。金融资产管理中间还有党企关系问题。国有控股的金融企业和纯民营、纯外资的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完全不一样,比如股份制银行高管薪酬几百万,有的还更多。中国的证券公司驻香港分公司,聘当地拿外国护照、香港护照的人来当分公司总经理,年薪拿一千多万,远远比母公司共产党员当总经理的高了不知道多少倍。我认为大股东是政府派的,如果你是组织系统派过去的,你就老老实实参照公务员拿工资;如果你想按照市场化也可以,给你定合同,干的好工资一千万,干不好明天滚蛋。你要想当官你就要奉献,你不想当官就去走市场化的路,只有这样才能公平竞争,不然的话人才都外流了,这是现实的问题。

    第六个问题讲新的开放政策下的货币政策。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国家的稳定实际上是一个挑战。现在讲的M1,M2货币供应量不包括流到外面的钱,外面的钱对中国国家的房地产不形成压力,一旦打通了,一旦自由流动,我再靠货币供应量就说不清了。中央银行负债方是货币供应量,现在是管道监控,出去多少,进来多少都有监控,但是如果完全打通,我们调控监管马上遇到挑战了。加上汇率利率进一步放开,肯定不是今天社会融资总量控制、贷款规模控制了。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都比较艰难了,这是对大开放格局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挑战,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问题。

    第七个问题讲监管协调。根据我的经验,不是一个简单的载体和平台的问题,关键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制度问题,如果没有法律效力的制度,仅凭官大说了算,都是一个样。

    一是监管协调什么?机构破产退出了,马上涉及到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的关系。破产了贷款由银行来解决,他们没钱人民银行借给他,或者人民银行帮他还,怎么还?涉及到部门之间这套东西需要协调。二是金融控股公司现在都在跨行业投资,银行成立证券,证券成立基金,信托成立基金,资本金都在跨行业投资,除了工商企业带头金融控股之外,一些大集团都有很多金融机构,信托、银行、证券他们都参股了,对这类金融控股公司怎么监管?谁来挑头管,是银监会挑头,还是人民银行挑头?根据是什么?我曾经提出过两条,一条是各类金融机构都涉及资金的支付,因此要由管支付体系的的机构来管,最好监管它的资金流向,这就是人民银行。第二条是各类机构哪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最大,就由这类资产监管部门管。比如说银行,由银监会监管,这是原则。我讲的这是一种设想。现在到底怎么弄?金融滞后,很多是金融监管空白。更重要的不是平台,是制度。把法律制度建起来,涉及某个领域的其他部门的业务必须会签,一个礼拜必须回来,不回来你违规。处与处之间不协调,由局级干部协调,局级干部还不协调,必须由部长坐下来协调,如果部长协调下来还有不同意见,可以向国务院上报。我曾经也提出过,可以成立一个民间专家决策咨询小组,这个小组不给工资,不给级位,就是义务打工,有事则去,无事则散,帮助来看这个东西,提出不同的意见,慢慢帮助国务院形成科学机制。所以我说监管协调重要的不是平台,重要的是制度平台。第三条是宏观审慎监管。这里面谈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不要太迷信巴塞尔协议三宏观审慎监管的东西。巴塞尔协议三是不彻底,不全面的,我们不要太迷信。美国危机之后,巴塞尔协议三说穿了相对于成熟国家高杠杆的教训,无非是增加摩擦力,缩小杠杆,方向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无非是放慢速度,放大效益,这是对的,中国等发展国家应该学习。巴西、阿根廷、印度、中国包括韩国,甚至包括日本,最担心的是美国流动性泛滥对本国稳定货币政策的冲击,巴塞尔协议三是不谈的,那就是不全面。发展中国家在美国QE2背景之下要防止外来的资本流入,这是保持整个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关键。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在宏观审慎监管上我想讲的第二点,谁来管,中国没有明确的说法。讲银行体系稳定,银监会管银行,银监会挑头这样推也对,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汇率、资本项下开放都在进程之中,真正的银行体系稳定不仅仅是简单的线上监管,非线上监管和一般的流动性监管,它涉及到好多汇率风险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大量的政策由人民银行决定,其中又不是纯是银行监管政策而是货币政策在起作用,所以这问题又要讲究协调,到现在也没有明确。我个人理解,人民银行现在提出来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宏观审慎的东西,作为国家来说,作为宏观金融改革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内容,怎么弄法,我们整个中国金融改革的工程是巨大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怎么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如果今天讲的能对大家有点帮助,就是我的成功了,谢谢大家。

                                          (论坛秘书处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