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资本论坛首届中国东北论坛于2004年6月26—28日举行，其主题是：“中国的选择：缔造新东北”，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印度、新加坡等国家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东北三省省市长300多人出席。茅于轼先生为此次论坛致闭幕词，并就“振兴东北”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旧体制造成的不平衡性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一直是困扰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难题。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世界范围亦是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首先我国作为世界范畴的一个区域，发展状况就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

　　正如茅于轼所说：“我到过许多国家，有一个现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国家得到的收入不同。无论你是洗碗工，还是软件设计师，在美国的劳动收入比中国高出许多。我们学马克思的道理知道，所有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为什么同样的劳动不能创造同等的财富。一个人在中国餐厅打工一个月挣不到1000块钱，在美国可能挣到1000美元不止，这个差距是什么造成的呢？不管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中国的医生一个月三五千，美国医生三五千美金，正因为如此，很多中国人不辞辛苦移民到美国去，就是为了同样的劳动得到更多的报酬。为什么同样的劳动，收入却有这么大差距呢？有人说美国的资源丰富，这是事实。我们反观日本这样一个资源相当匮乏的国家，按人均GDP来讲，日本与美国相差无几，而一些非洲国家，它的资源是很丰富了，仍然很贫穷。”

　　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还是旧的体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式？茅于轼认为，要想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首先要从制度体制上发掘。他指出，我们改革的25年，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摸索寻求一个合理的制度。

　　那么东北的情况是什么呢？谈到东三省的国有经济基础，大量的重工业国家投资是其形成的本因。改革开放前的投入也必然造就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非常集中的现象。对于这种结构的影响，茅于轼分析认为，这种结构导致了很多后果，首先就是政府一直主导经济，比较一下浙江和江苏，他们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简化，在做经营或投资项目方面，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偏向监督；而东北这个情况则截然不同。曾培炎说过一句话，东北的经济是车间主任经济，浙江经济是小老板经济。也就是说，东北的经济要靠人组织，靠人领导，而浙江的经济是每个人都是发动机，都在市场上寻求赚钱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东北这个大海还没有建设起来，我们说下海，但是东北这个海还很不完善，所以创造财富的很多机会在实现上都很困难。

　　改善投资环境是要务

　　众所周知，东三省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基础，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或是自然资源，东三省可谓是“天生丽质”了。可是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并没有创造出应有的财富？茅于轼老师为我们分析说，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加资本加资源，有了这些东西应该是能创造财富的，现在东北的情况很特殊，就是条件具备，但是没有创造财富。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环境没有搞好。

　　茅于轼认为，东北要走向发展，就要改善投资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首先是政府，其次是消费者，还有就是周边的企业。每个企业都不是孤立的，要和其他企业打交道，要和银行打交道，要有邮政局、电力公司，要和一系列原料的生产企业打交道。

　　政府、消费者以及其他企业三个因素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茅于轼指出，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政府在领导经济中间，起的作用是退出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其实现在这次修改宪法，政府要保护私有财产，这个所谓保护私有财产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过去做了很多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这个干预，就是干预的财产权，因为财产权包括运营权，我这个财产生产什么，定什么价钱，到拿卖，卖给谁，我这个企业是关门，还是卖掉，还出租，这个是所有权，这个权利是政府不能侵犯的，所谓保护财产权，这是保护企业的这些权利。”

　　提到保护私有财产，就不得不提到司法公正。良好的投资环境离不开健全的法律保证。茅于轼特别强调，如果一个地方司法出问题，势必将影响投资热情。他还指出，吸引外资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本地的资源动员起来。吸引外资可以引进外面的信息、人才和资源，但是对于东北地区并不匮乏资源的情况，缺的是信息技术和管理办法。

　　对于如何改善投资环境，茅于轼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他认为，改善投资环境不是靠大项目，人们往往认为一个地方经济要发展，需要有大的项目，大的投资，经济就得到发展。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每一个企业作为其他企业的环境，每一个企业都是别的企业的环境，每个企业都要讲究在交换中间，在投资中间，资金往来中间讲信用。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要尊重企业。

　　虽然指出了东北地区发展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茅于轼对于“振兴东北”的前景还是十分看好的，他认为东北是有非常巨大的商业机会的，希望东北的政府、政治家能够有远见卓识，开展广阔的国际国内合作，使东北的潜在商机变成真正的现实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