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市场对美国加息前景的关注程度因瑞士央行出人意料地上调利率而有所减弱。但目前金融市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美联储将于本月末召开的例会。假如美联储也做出加息的决定，无疑会对“全球加息时代来临”的说法增添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如果美国加息，那么中国就更没有理由加息了，况且现在看来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也有所减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指出。

    加息要考虑本国的需求

    与前几个月持续且强烈的市场反映相比，美联储升息预期有所减弱。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最新表态，美联储将“有条不紊地”逐步提高利率，但也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以控制通货膨胀。

    而一系列数字也显示美国经济向好。５月份世界大企业联合会领先指标超出预期，上升了０．５％；美联邦储备银行商业景气指数亦有所上升；６月１２日美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了１．５万人，为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前一阶段美国的升息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和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进口的大幅增加，进而刺激内需的提升，导致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中日两国，全球其他国家及地区，特别是美国流入资本相对减少，因此需要提高利率，以抬高货币价格。”但由于国内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所以宋国青认为“从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紧缩状态。一旦收缩过快，进口将明显减少，并因此带动日本及其他国家出口降低，使得全球资本成本走低，如此一来，美国也有可能不会加息了。”

    进口的大量增加也表现为中美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因此客观上吸引资本从美国流入中国套利，而５月份中国首次出现的贸易顺差则表明目前情况正好发生了相反的转变。

   “利率是否应该调整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短期通货膨胀预期的高低，而与国际大环境相关性不大。”宋国青认为各国利率政策都首先应该考虑其自身的具体情况。从去年最早开始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英国到前不久突然加息的瑞士，其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抵制通胀。

   “而中国应该更多的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出发考虑是否加息。”除非“我国外汇储备见底，为防止资金外流、减轻人民币贬值压力，才有必要跟随美国升息而升息。但是现在情况显然并不是这样。”宋国青分析道。截至今年三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４３９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９．２ ％。

   “假如美国比中国提前加息则正好可以缩小中美之间的外汇利差，限制境外热钱流入”。而这方面的顾虑也一直是中国央行利率政策引而不发的原因之一。

   “作为独立的经济体，从经济增量上看，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但个别领域中国的增量还大于美国，这就造成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可能影响到全球货币价格。”而“全球低利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名义利率一直处于低位。”目前，中国名义利率不到２％，日本利率则为零。

    加息应瞄准通胀的预期

   “从５月份经济数据分析，我国紧缩政策的作用已经显现，而且应该说很多效果还没有完全释放”，宋国青说。他认为，央行日前提出的利率政策要预调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通货膨胀率是个‘移动靶’，是过去时，而利率是作用于未来时间的货币工具，所以加息与否更应该考虑的是通胀的预期，而不是看现在的ＣＰＩ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谈到这里，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现在加息，就好比一个人整个三九寒天都穿着单衣过来的，而现在到三伏天却要穿棉袄了。”

    但是，宋国青还是认为，“如果加息的话，可以先提高短期利率，长期利率保持不变。”虽然短期利率的升高，存在着外资进入套利的风险，但是扣除外资一进一出的手续费用以及报批程序等复杂因素，这种短期交易的利润几乎很小，因此不会出现很大规模的套利情况。这是个利率结构的问题。所以“在我国目前以总需求管理为中心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利率相当于中国象棋中的‘车’，汇率相当‘马’，不动汇率也可以动利率。”

    宋国青不无遗憾地表示，“其实早在去年上半年就可以先动汇率，而去年下半年再提高利率。” 他解释道，去年年初我国出口额为４０００亿美元，如果提高汇率，让出口少增长１０％，也就是４００亿美元（相当于３３００多亿元人民币），与投资增加的部分一中和，那么总需求上的膨胀基本上就没有了。如果还不足以抵消的话，可以再调高一点利率。但假如从币值稳定的角度考虑，只调高利率也是可以的。

    相关数据表明，如果以全国ＧＤＰ总量４万多亿元人民币为基数，投资增长比例按１０％计算，今年投资增长额接近４０００多亿元人民币，因此如果提高汇率的话，出口减少部分与投资增长部分的数值正好差不太多，其作用可以两相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