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研究员日前指出，上个世纪以来，最能概括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词汇，就是“非典型”。他认为，应该关注中国经济的“非典型”特征，换个角度思考中国目前的经济过热问题，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防止大起大落。

李扬是在《上海证券报》撰文提出这一观点的，他具体分析了造成中国经济“非典型”特征的几大因素：

一是全球化。“中国制造”概念的产生，使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处于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并因此大大增加了从某些国家进口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对另一些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的需求，由于要“大进大出”，中国便要不断应对贸易摩擦。另外，全球化也使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

二是科技革命和“新经济”。“新经济”非常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在“新经济”的环境下，很多经济现象发生变异，比如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增长。

三是体制变动。体制变动从来就是引起中国经济运行变化的主要因素。这一轮的体制变动给经济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领域：重工业和出口。非国有企业进入重工业和进出口行业，大大改变了中国重工业领域和进出口行业的发展格局。例如，中国的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定价遵循的是目标市场定价原则，而不是根据汇率水平高低而变化的，所以，调整汇率，对于进出口特别是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的影响是不大的。

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全面影响，我们估计不足。例如，城市化一定造成市政建设需求大增，一定造成与城市发展相关的行业的迅速发展，一定造成对钢铁、水泥等的长期巨量需求，一定带来对土地的持久性需求，并因而一定使银行中长期贷款保持非常高的水平，等等。

五是人口变化和“人口红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达到50%多。这种状况，迄今未得到很好的解释。人口学对于中国目前的储蓄率过高给出了解释：中国的人口正处于劳动人口比重高、人口的参与率很高的时期，也就是工作人口所占比例非常高，而工作人口统统都是净储蓄者，这样，储蓄率很高，从而投资率也很高，就不是异常现象，而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努力去创造出一个能够长期容纳高储蓄、高投资的机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