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做学问有什么窍门的话，那么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踏踏实实”，李扬对记者说这番话时，正值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两年之际，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已经历了三个年头。

    “一团和气”后面的学术原则

    用“一团和气”形容李扬的相貌和气质，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李扬为人的热情随和、没有偏见和架子，在圈内是人所共知的。但在学术研究和政策主张上，李扬可就不是“一团和气”，而是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然与勇气。他认为，作为一名学者，不能做行政部门的应声虫，而要敢于说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坚持学者的良知，尽一份自己的社会责任。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李扬的声音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他肩上的责任和压力也是“重如千钧”。

    从去年以来，加息呼声甚嚣尘上，尤其是今年第二季度，加息论曾一度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让投资者“谈息色变”，证券市场也为之多次“大打喷嚏”。

    加息论者，不少是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他们也多与李扬相识，然而，面对这些一度占据优势的加息呼声，李扬从未失声，更未随声附和。加息大争论之前、之中和之后，李扬一直坚持他的“加息无必要论”和“加息无用论”。

   “现在虽然是在过热，但是有一些领域是过冷的，特别是消费，需要支持”，李扬说，“如何抑制过热的部门，同时支持那些长期以来过冷的部门，是货币政策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

    “从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来看，虽然经济还很热，但有迹象表明，物价持续上涨已成强弩之末，早则今年下半年，迟则明年上半年物价走势可能逆转，所以从今后情况来看对加息应持谨慎态度”。

    李扬认为，宏观经济之外，还要考虑资金供求和中美利差的因素。

   “从资金供求来看，总体来说资金相对过剩依然是主要倾向”，李扬说，“银行存款成为各类资金运用的主要来源，目前储蓄依然在增加；超额准备金率保持了较高水平，说    明银行资金比较宽裕；外汇资金大量涌入，国内企业和居民开始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即将持有的外汇资产兑换成人民币资产，也会产生增加国内资金供应的效果。从这三方面看，资金供应比较充足依然是主要趋势，这种趋势并不支持利率水平的上升。”

   “从中美利差方面来看， 我国本外币利差较大，使得套利空间巨大，很多海外资金流入中国，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说着说着，李扬向记者掐指算来：“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98％，美元一年期存款利率为0.5625％，利差达到1.4个百分点。如果加息的话，套利空间会进一步加大，从而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这一点上说，加息不是明智之举。”

    从工地走出的经济学家

    李扬1951年出生于安徽淮南，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母亲是小学校长，是我国第一批特级教师。“他们都是教了一辈子书的人，教科书几乎可以背得下来，但每次上课之前都还要一丝不苟地备课”，父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给幼时的李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6岁那年，与很多同学一样，李扬被下放到淮南农村“战天斗地”中。那几年，犁田、耙地、插秧、上河堤、拉板车，干过很多活，干得很苦，但也非常有收获。

   “我说的收获，既指的是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那种人生体验，也指的是那时读了很多书。”农村的劳动是很累的，但是，收工后，吃完饭，李扬所在插队小组的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聚在油灯下读书，每至三更。

    从农村抽调回城后，李扬又当了5年多的建筑工人。活当然很苦很累，但生活安定多了。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上面经常布置很多读书任务，还开了书目，又要搞大批判。现在我们知道，那时的“四人帮”是借读书来整人。但是，倡导者是一个心思，读者却又是一番心得。“这期间我通读了《资本论》等大量的马列主义经济学著作，当然还有哲学著作”李扬说，自己的理论基础，就是在那时通过自学打下的。

    文革进行到第9个年头，背着工地柳条帽，李扬参加了工农兵学员高考。出榜的日子，他在整个淮南市名列第二，但因为出了张铁生“白卷”事件，所有的考试结果作废，于是他与南京工学院电子系失之交臂，当时选南工，是因为与自己的建筑专业比较对口。因为这一偶然事件，中国少了一位工程师，多了一位经济学家。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李扬又准备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次高考。虽然李扬的父母都是语文教师，但李扬自己的数学从来都是全班第一。因为对自己的数学功底特别自信，此前只读过初中的他只用一个月准备考试，一击得中，迈入安徽大学的校门。 从本科到博士，他踏踏实实埋头读了10年书。

   “黄金一代”的佼佼者

    本科期间，因为经济学界百废待兴，没有太多的书可读，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学科分支，因而李扬把功夫主要花在《资本论》和经济学说史上。

    他通常的作息情况是，上午《资本论》，下午学说史；上午学说史，下午《资本论》。“现在看起来，本科期间对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学得少一些，但是，从打基础和培养学术思维方面来看，把《资本论》学好，在学说史上花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在复旦大学读硕士生期间，李扬读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货币银行学”专业。那时全国好像没有几个学校可开这个专业，因而这个专业的硕士生也只有可数的几名。“硕士三年是我读书最多、涉猎最广的时期”，李扬说，“当时全国集中出版了一批外国经济学名著，对我来说可谓是一道饕餮大餐。”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其他时间都用来读书。为了提神养气，李扬还学着练气功。养气养得心平如镜、心若止水，连续五六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可以一动不动。有时，为了占位子或借到自己需要的书，他中午就在阅览室里吃面包。

    200余页的书，李扬每周都要读完一本。在学校三年，他做了20余本厚厚的读书笔记。著作等身的学者固然少见，但像他这样笔记等身的学者亦不多见。

    当时复旦图书馆进了一部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的《货币银行学》，外面又买不到，同学争着借看，常常一个星期都轮不上。于是李扬就下决心把这本500多页的巨著从头到尾抄了下来，记了厚厚的两大本笔记。事隔20年，李扬还深有感触：“中国有句古话，说是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我想，就是凭借这抄书的功夫，我打下了较好的金融学基础。”  

    走出校门后，李扬曾有机会从政，但他放弃了，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做经济研究，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研究所。因为他的信条是“把自己的命运拿在自己手中”，他认为，“从政则可能要或多或少看别人的眼色，由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治学，只要自己肯用功，静下心，踏实做，总会厚积薄发、学有所成。”

    1998年－1999年，带着对刚刚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疑问，李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并在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国际金融研究部考察学习，与第一流的国际金融专家在同一屋檐下研讨天下大势。他深受启发，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研究一国的经济、金融问题，必需考虑全球的金融环境和大势。

    在纽约的日子里，李扬在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的同时，笔耕不辍，写下了《金融全球化研究》《中国金融改革研究》，从全球的视角来透视、前瞻中国的金融改革。非但如此，李扬在执掌金融研究所后，要求所里的研究人员们一定要关注国际金融。

    在同事和学生的眼中，李扬是一个在学术上严格到一丝不苟的人，但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随和热情的人，一位仁厚可敬的兄长，一个典型的“A型血性格”。 在研究所，李扬执掌帅印，王国刚担任副所长、王松奇则担任金融中心副主任，这三人被称为拉动研究所的“三架马车”。他们三个颇有渊源。在198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王国刚与李扬被分在了同一寝室，王松奇则在他们的对门。因为磨合较久，且志同道合，金融中心和金融所的管理工作都比较通畅，虽然每每为一个金融问题争执得面红耳赤，但决没有什么派系之争，就象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非但如此，在人大读博士期间，李扬的宿舍，与现在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宁吉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的宿舍相邻，一干人等今日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这一届博士，被人大的老师们称为人大财金学院的“黄金一代”。

    李扬曾两度摘取“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1990年，他的专著《财政补贴经济分析》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仅仅时隔4年之后，他的论文《中国城市土地使用    与管理》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目前他除了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工作外，还是本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唯一来自学界的委员。他的前任，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证券市场不缺资金

    虽然没有炒过一天股票，但曾在华尔街踏踏实实考察过一年的李扬对股市一直密切关注。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仍处于低迷状态，这给整体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带来了不利影响。如何才能让股市尽快调整到位并进入正常运行轨道?李扬认为，将股市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增加股市资金上，无异于隔靴搔痒。 “实际上，我国资本市场缺少的并非资金，而是信心。造成信心缺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国有股减持问题久议不决；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尚未得到有效改善；规范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监管机构在如何依法对市场进行管理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方面，仍没有成熟的经验。”

   “我们不应该总仅仅认为股民不成熟、上市公司不成熟，中介机构不成熟，我们要问，证监会成熟吗？交易所成熟吗？证券公司成熟吗？”李扬认为，资本市场一定要坚持市场化取向，不能带有太多的行政化色彩和管制偏好。

   “现在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架构，证监会是各个证券公司的主管机构，而交易所是证监会的下属单位，还有上市审批制等等，都是传统体制在这个市场的一种体现。前几年，在各个行业的传统体制逐渐消亡的背景下，资本市场的传统体制因素却在生长。企业上市本来是当时改革国企的手段，可现在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反而又增加了改革上市公司的任务。可见，这并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思路，用什么样的体制去建设这个市场的问题。所以，这个市场，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着很多的弊端。”
 
    李扬认为，中小企业板块的推出，对中小企业是个好消息，但还远远不够，“加快发展场外交易(OTC)市场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解决关键”。

   “在前一段时间银行贷款猛增的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未得到缓解，”李扬认为，“所有制问题已不再是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问题，而是缺乏合适的金融技术支持手段。贷款责任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在一系列的硬件上都较为缺乏”。

    “场外交易为何封杀不尽?” 他说，“就是因为有需求。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极难得到银行的支持，但这几年来，中小企业却发展迅猛，这表明目前中小企业从非正规渠道的融资量非常大，银行方面的统计数据对此也间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场外交易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是巨大的，今后在巩固主板市场的同时，要加强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改造现有市场，支持各地大力发展”。

    对于活跃于民间的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这位学院派的金融学者表示肯定。“我一直主张发展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李扬说，“我国企业多种多样，其资金需求也多种多样，这些需求理应得到满足。然而，我国正规金融，包括金融工具和机构，并不能充分顾及这些企业的资金需求。在我国，非正规金融常常还是金融创新的源泉。当然，对非正规金融中存在的一些违法活动应当打击，但是，因为有问题而否定非正规金融生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