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频道 -> 媒体报道
李扬 虽千万人吾往矣
作者:卢怀谦    时间:2004-06-27    来源:经济日报    阅读:1694次   

    “如果说我做学问有什么窍门的话,那么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踏踏实实”,李扬对记者说这番话时,正值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两年之际,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已经历了三个年头。

    “一团和气”后面的学术原则

    用“一团和气”形容李扬的相貌和气质,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李扬为人的热情随和、没有偏见和架子,在圈内是人所共知的。但在学术研究和政策主张上,李扬可就不是“一团和气”,而是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然与勇气。他认为,作为一名学者,不能做行政部门的应声虫,而要敢于说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坚持学者的良知,尽一份自己的社会责任。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李扬的声音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他肩上的责任和压力也是“重如千钧”。

    从去年以来,加息呼声甚嚣尘上,尤其是今年第二季度,加息论曾一度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让投资者“谈息色变”,证券市场也为之多次“大打喷嚏”。

    加息论者,不少是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他们也多与李扬相识,然而,面对这些一度占据优势的加息呼声,李扬从未失声,更未随声附和。加息大争论之前、之中和之后,李扬一直坚持他的“加息无必要论”和“加息无用论”。

   “现在虽然是在过热,但是有一些领域是过冷的,特别是消费,需要支持”,李扬说,“如何抑制过热的部门,同时支持那些长期以来过冷的部门,是货币政策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

    “从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来看,虽然经济还很热,但有迹象表明,物价持续上涨已成强弩之末,早则今年下半年,迟则明年上半年物价走势可能逆转,所以从今后情况来看对加息应持谨慎态度”。

    李扬认为,宏观经济之外,还要考虑资金供求和中美利差的因素。

   “从资金供求来看,总体来说资金相对过剩依然是主要倾向”,李扬说,“银行存款成为各类资金运用的主要来源,目前储蓄依然在增加;超额准备金率保持了较高水平,说    明银行资金比较宽裕;外汇资金大量涌入,国内企业和居民开始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即将持有的外汇资产兑换成人民币资产,也会产生增加国内资金供应的效果。从这三方面看,资金供应比较充足依然是主要趋势,这种趋势并不支持利率水平的上升。”

   “从中美利差方面来看, 我国本外币利差较大,使得套利空间巨大,很多海外资金流入中国,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说着说着,李扬向记者掐指算来:“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98%,美元一年期存款利率为0.5625%,利差达到1.4个百分点。如果加息的话,套利空间会进一步加大,从而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这一点上说,加息不是明智之举。”

    从工地走出的经济学家

    李扬1951年出生于安徽淮南,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母亲是小学校长,是我国第一批特级教师。“他们都是教了一辈子书的人,教科书几乎可以背得下来,但每次上课之前都还要一丝不苟地备课”,父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给幼时的李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6岁那年,与很多同学一样,李扬被下放到淮南农村“战天斗地”中。那几年,犁田、耙地、插秧、上河堤、拉板车,干过很多活,干得很苦,但也非常有收获。

   “我说的收获,既指的是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那种人生体验,也指的是那时读了很多书。”农村的劳动是很累的,但是,收工后,吃完饭,李扬所在插队小组的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聚在油灯下读书,每至三更。

    从农村抽调回城后,李扬又当了5年多的建筑工人。活当然很苦很累,但生活安定多了。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上面经常布置很多读书任务,还开了书目,又要搞大批判。现在我们知道,那时的“四人帮”是借读书来整人。但是,倡导者是一个心思,读者却又是一番心得。“这期间我通读了《资本论》等大量的马列主义经济学著作,当然还有哲学著作”李扬说,自己的理论基础,就是在那时通过自学打下的。

    文革进行到第9个年头,背着工地柳条帽,李扬参加了工农兵学员高考。出榜的日子,他在整个淮南市名列第二,但因为出了张铁生“白卷”事件,所有的考试结果作废,于是他与南京工学院电子系失之交臂,当时选南工,是因为与自己的建筑专业比较对口。因为这一偶然事件,中国少了一位工程师,多了一位经济学家。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李扬又准备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次高考。虽然李扬的父母都是语文教师,但李扬自己的数学从来都是全班第一。因为对自己的数学功底特别自信,此前只读过初中的他只用一个月准备考试,一击得中,迈入安徽大学的校门。 从本科到博士,他踏踏实实埋头读了10年书。

   “黄金一代”的佼佼者

    本科期间,因为经济学界百废待兴,没有太多的书可读,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学科分支,因而李扬把功夫主要花在《资本论》和经济学说史上。

    他通常的作息情况是,上午《资本论》,下午学说史;上午学说史,下午《资本论》。“现在看起来,本科期间对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学得少一些,但是,从打基础和培养学术思维方面来看,把《资本论》学好,在学说史上花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在复旦大学读硕士生期间,李扬读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货币银行学”专业。那时全国好像没有几个学校可开这个专业,因而这个专业的硕士生也只有可数的几名。“硕士三年是我读书最多、涉猎最广的时期”,李扬说,“当时全国集中出版了一批外国经济学名著,对我来说可谓是一道饕餮大餐。”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其他时间都用来读书。为了提神养气,李扬还学着练气功。养气养得心平如镜、心若止水,连续五六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可以一动不动。有时,为了占位子或借到自己需要的书,他中午就在阅览室里吃面包。

    200余页的书,李扬每周都要读完一本。在学校三年,他做了20余本厚厚的读书笔记。著作等身的学者固然少见,但像他这样笔记等身的学者亦不多见。

    当时复旦图书馆进了一部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的《货币银行学》,外面又买不到,同学争着借看,常常一个星期都轮不上。于是李扬就下决心把这本500多页的巨著从头到尾抄了下来,记了厚厚的两大本笔记。事隔20年,李扬还深有感触:“中国有句古话,说是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我想,就是凭借这抄书的功夫,我打下了较好的金融学基础。”  

    走出校门后,李扬曾有机会从政,但他放弃了,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做经济研究,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研究所。因为他的信条是“把自己的命运拿在自己手中”,他认为,“从政则可能要或多或少看别人的眼色,由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治学,只要自己肯用功,静下心,踏实做,总会厚积薄发、学有所成。”

    1998年-1999年,带着对刚刚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疑问,李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并在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国际金融研究部考察学习,与第一流的国际金融专家在同一屋檐下研讨天下大势。他深受启发,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研究一国的经济、金融问题,必需考虑全球的金融环境和大势。

    在纽约的日子里,李扬在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的同时,笔耕不辍,写下了《金融全球化研究》《中国金融改革研究》,从全球的视角来透视、前瞻中国的金融改革。非但如此,李扬在执掌金融研究所后,要求所里的研究人员们一定要关注国际金融。

    在同事和学生的眼中,李扬是一个在学术上严格到一丝不苟的人,但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随和热情的人,一位仁厚可敬的兄长,一个典型的“A型血性格”。 在研究所,李扬执掌帅印,王国刚担任副所长、王松奇则担任金融中心副主任,这三人被称为拉动研究所的“三架马车”。他们三个颇有渊源。在198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王国刚与李扬被分在了同一寝室,王松奇则在他们的对门。因为磨合较久,且志同道合,金融中心和金融所的管理工作都比较通畅,虽然每每为一个金融问题争执得面红耳赤,但决没有什么派系之争,就象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非但如此,在人大读博士期间,李扬的宿舍,与现在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宁吉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的宿舍相邻,一干人等今日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这一届博士,被人大的老师们称为人大财金学院的“黄金一代”。

    李扬曾两度摘取“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1990年,他的专著《财政补贴经济分析》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仅仅时隔4年之后,他的论文《中国城市土地使用    与管理》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目前他除了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工作外,还是本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唯一来自学界的委员。他的前任,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证券市场不缺资金

    虽然没有炒过一天股票,但曾在华尔街踏踏实实考察过一年的李扬对股市一直密切关注。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仍处于低迷状态,这给整体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带来了不利影响。如何才能让股市尽快调整到位并进入正常运行轨道?李扬认为,将股市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增加股市资金上,无异于隔靴搔痒。 “实际上,我国资本市场缺少的并非资金,而是信心。造成信心缺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国有股减持问题久议不决;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尚未得到有效改善;规范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监管机构在如何依法对市场进行管理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方面,仍没有成熟的经验。”

   “我们不应该总仅仅认为股民不成熟、上市公司不成熟,中介机构不成熟,我们要问,证监会成熟吗?交易所成熟吗?证券公司成熟吗?”李扬认为,资本市场一定要坚持市场化取向,不能带有太多的行政化色彩和管制偏好。

   “现在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架构,证监会是各个证券公司的主管机构,而交易所是证监会的下属单位,还有上市审批制等等,都是传统体制在这个市场的一种体现。前几年,在各个行业的传统体制逐渐消亡的背景下,资本市场的传统体制因素却在生长。企业上市本来是当时改革国企的手段,可现在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反而又增加了改革上市公司的任务。可见,这并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思路,用什么样的体制去建设这个市场的问题。所以,这个市场,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着很多的弊端。”
 
    李扬认为,中小企业板块的推出,对中小企业是个好消息,但还远远不够,“加快发展场外交易(OTC)市场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解决关键”。

   “在前一段时间银行贷款猛增的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未得到缓解,”李扬认为,“所有制问题已不再是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问题,而是缺乏合适的金融技术支持手段。贷款责任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在一系列的硬件上都较为缺乏”。

    “场外交易为何封杀不尽?” 他说,“就是因为有需求。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极难得到银行的支持,但这几年来,中小企业却发展迅猛,这表明目前中小企业从非正规渠道的融资量非常大,银行方面的统计数据对此也间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场外交易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是巨大的,今后在巩固主板市场的同时,要加强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改造现有市场,支持各地大力发展”。

    对于活跃于民间的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这位学院派的金融学者表示肯定。“我一直主张发展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李扬说,“我国企业多种多样,其资金需求也多种多样,这些需求理应得到满足。然而,我国正规金融,包括金融工具和机构,并不能充分顾及这些企业的资金需求。在我国,非正规金融常常还是金融创新的源泉。当然,对非正规金融中存在的一些违法活动应当打击,但是,因为有问题而否定非正规金融生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