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年会 -> 2012年年会:“2012的机遇与风险----世界的动荡与中国的发展”
2012论坛年会纪要——主题发言二:楼继伟:投资机会与转型
作者:楼继伟    时间:2012-02-14    阅读:47298次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2年会——
“2012的机遇与风险——世界的动荡与中国的发展”会议纪要:

主题发言二:

    刘鹤:第二位请论坛成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CEO楼继伟先生做介绍,他给大家介绍一些国际的情况,同时也会介绍一些国内的情况,据我了解他最近到欧洲、美国各个国家跑的比较多,有非常深刻直观的理解。下面有请继伟介绍。
   
    楼继伟:先讲国外的情况。

    去年春天在海南参加博鳌论坛,当时欧洲的危机在发展,但是市场的情况还不错我们的观点是短期乐观,中期悲观一些记者问,你是不是说反了?我们认为,受货币政策的推动,短期内市场表现会好一点,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到六、七月份以后,问题就开始显现。刚才永定讲到欧洲的问题,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欧洲现在面临艰难的改革的选择和政策的权衡,而且不可避免的要陷入衰退。

     中东也不安定,包括伊朗、叙利亚等,这就造成油价出现较大的波动,按目前全球的经济状况,油价不应该这么高,现在的油价中已经包含了战争风险影响,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油价恐怕还要大幅上涨。
    目前世界各国都进入敏感的选举历程,财政紧缩、货币扩张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常态。因此,复苏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美国也是缓慢复苏的过程。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8.3%,有0.2%的改善,主要是在制造业上有所改善,但在金融服务业,就业还在削减,这个改善是在边际工资下降的情况的改善。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而且它得益于较低的油气价格。

    总之,世界经济金融市场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下行的可能性很大,但这并不说明没有机会,世界需要投资,投资保护主义的情绪也在减弱。投什么?比如意大利、西班牙的国债,除非有政府责任的央行可以做,或者对冲基金从中可以获利,商业机构很难做。

    前几天我参加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个会,她希望长期投资人不仅仅是买德、法的主权债,其实意大利、西班牙的也都不错,不会有风险。但是我感觉,意大利、西班牙都对市场进行了这么大的改革,增加了流动性,减弱了所谓的集体谈判,对于所谓职工的过度保护,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现在不得不改,因此社会有动荡。另外,公共财政也面临很大压力。对于劳动力市场供需的改革,我认为他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还不够,过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大家对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的债务问题很担心。我跟默克尔首相讲,意大利有20万辆公车,意大利的人口是中国的二十分之一,这就相当于中国的公共部门有400万辆公车,按800万公务员来计算就是两人一辆,如果把事业单位算进去,加上一千多万,就是四、五个人一辆。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对公车的意见很大,如果意大利的情况发生在中国,那就要出问题了。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改革,否则没人敢买它的债,但是改革的阻力显然很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如果不能购买这些国家的国债,那投什么?可以投资一些基础设施和实业,这是世界经济复苏所需要的,也能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另外一点,也是中国其他投资人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海外投资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结构的改善。

    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复苏有一个原因是低油价,过去纽约石油期货价格高于北海和布伦特,因为它的品质好。现在它的价格要低15—20美元,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页岩气的大量替代,经过5—10年,美国变成石油油气出口国,所以它不怕。当然,世界经济动荡对美国没有好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依赖波斯湾的石油供给,如果在周边有类似的油气供给结构,我们也会安全很多。对于这些行业的投资,可能是其他企业要做的。

    还有制造业的投资,三一重工收购了全球最好的一家水泥泵企业,这在过去欧洲投资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推动中国的发展和结构改善。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前两年在全球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还不错。目前我们面临软着陆,在软着陆之后,要保持适度的增长,防止再出现通货膨胀。当然,还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政策方面也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我谈谈个人收入增长的问题。

    去年工资增长13—14%,人均GDP的涨幅低于9%,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人均GDP涨幅还要低一点。如果个人收入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结果是什么?就是通货膨胀。工资收入增长太快,如果其他参数不变,就要用通货膨胀来澄清,不外乎两个作用,一个是成本推进,一个是消费。政策原因导致养猪人不养猪而改吃猪肉,但是他的收入没有下降,就等着通货膨胀,不干活就能拿到劳动收入,没养猪改吃猪肉,那就要通货膨胀。
    劳动生产率增长低于个人收入的增长,在政策上怎么调整?利率提高,使收入的一部分转为储蓄,转为未来的消费。这是一个悖论,我们不是要降低储蓄率吗?但是没有办法,由于汇率比较固定,货币政策被绑住手脚,利率不能动或者动的很少。怎么办?就是通货膨胀,即使提高利率,改变当期消费倾向,货币政策对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的调节效率也非常低。

    如果我们转向,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和投资双拉动,就应该坚持一个基本原理,即个人收入的增长不要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增强消费倾向,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需要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同时,在产业上,消费业、服务业要获得大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达到51%,但实际上这些人的消费行为不是城镇化的行为。另一个极端,户籍城镇化率也不是很科学,长期居住在城市,但不是城镇化的行为,如果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行为,就会看到另外一个社会倾向提高了,而不是靠提高工资来拉动消费。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在人口红利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投资绝对不能放松,这种投资绝不是看工业增加值有多少,而是看社会和个人财富的积累,否则当中国人口老龄化到来的时候,消费倾向必然不可逆转的上升,老了就不会花钱投资了。到那个时候,社会财富没有足够的积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企业、社会和国家,消费倾向已经不可挽回的不断提高,就会出大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个人工资增长13%,经济增长率是7%左右,怎么做?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6%,增长13%都不够。所以,要看清楚长期问题,特别是长期的改革,要保持清醒,不能轻言胜利。

 
    刘鹤非常感谢继伟的发言。他说了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对于投资者来说投什么?从全球的角度,投资机会在哪儿?我想大家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不光是投资者,制定国家政策的人也在思考。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转型,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经典矛盾: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悖论。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中等收入的陷阱可能就能解决。我们也希望大家连同永定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