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第二位请论坛成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CEO楼继伟先生做介绍，他给大家介绍一些国际的情况，同时也会介绍一些国内的情况，据我了解他最近到欧洲、美国各个国家跑的比较多，有非常深刻直观的理解。下面有请继伟介绍。

   

    楼继伟：先讲国外的情况。

    去年春天在海南参加博鳌论坛，当时欧洲的危机在发展，但是市场的情况还不错，我们的观点是短期乐观，中期悲观。一些记者问，你是不是说反了？我们认为，受货币政策的推动，短期内市场表现会好一点，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到六、七月份以后，问题就开始显现。刚才永定讲到欧洲的问题，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欧洲现在面临艰难的改革的选择和政策的权衡，而且不可避免的要陷入衰退。

     中东也不安定，包括伊朗、叙利亚等，这就造成油价出现较大的波动，按目前全球的经济状况，油价不应该这么高，现在的油价中已经包含了战争风险影响，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油价恐怕还要大幅上涨。

    目前世界各国都进入敏感的选举历程，财政紧缩、货币扩张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常态。因此，复苏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美国也是缓慢复苏的过程。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8.3%，有0.2%的改善，主要是在制造业上有所改善，但在金融服务业，就业还在削减，这个改善是在边际工资下降的情况的改善。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而且它得益于较低的油气价格。

    总之，世界经济金融市场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下行的可能性很大，但这并不说明没有机会，世界需要投资，投资保护主义的情绪也在减弱。投什么？比如意大利、西班牙的国债，除非有政府责任的央行可以做，或者对冲基金从中可以获利，商业机构很难做。

    前几天我参加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个会，她希望长期投资人不仅仅是买德、法的主权债，其实意大利、西班牙的也都不错，不会有风险。但是我感觉，意大利、西班牙都对市场进行了这么大的改革，增加了流动性，减弱了所谓的集体谈判，对于所谓职工的过度保护，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现在不得不改，因此社会有动荡。另外，公共财政也面临很大压力。对于劳动力市场供需的改革，我认为他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还不够，过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大家对欧洲特别是南欧国家的债务问题很担心。我跟默克尔首相讲，意大利有20万辆公车，意大利的人口是中国的二十分之一，这就相当于中国的公共部门有400万辆公车，按800万公务员来计算就是两人一辆，如果把事业单位算进去，加上一千多万，就是四、五个人一辆。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对公车的意见很大，如果意大利的情况发生在中国，那就要出问题了。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改革，否则没人敢买它的债，但是改革的阻力显然很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如果不能购买这些国家的国债，那投什么？可以投资一些基础设施和实业，这是世界经济复苏所需要的，也能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另外一点，也是中国其他投资人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海外投资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结构的改善。

    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复苏有一个原因是低油价，过去纽约石油期货价格高于北海和布伦特，因为它的品质好。现在它的价格要低15—20美元，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页岩气的大量替代，经过5—10年，美国变成石油油气出口国，所以它不怕。当然，世界经济动荡对美国没有好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依赖波斯湾的石油供给，如果在周边有类似的油气供给结构，我们也会安全很多。对于这些行业的投资，可能是其他企业要做的。

    还有制造业的投资，三一重工收购了全球最好的一家水泥泵企业，这在过去欧洲投资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推动中国的发展和结构改善。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前两年在全球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还不错。目前我们面临软着陆，在软着陆之后，要保持适度的增长，防止再出现通货膨胀。当然，还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政策方面也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我谈谈个人收入增长的问题。

    去年工资增长13—14%，人均GDP的涨幅低于9%，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人均GDP涨幅还要低一点。如果个人收入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结果是什么？就是通货膨胀。工资收入增长太快，如果其他参数不变，就要用通货膨胀来澄清，不外乎两个作用，一个是成本推进，一个是消费。政策原因导致养猪人不养猪而改吃猪肉，但是他的收入没有下降，就等着通货膨胀，不干活就能拿到劳动收入，没养猪改吃猪肉，那就要通货膨胀。

    劳动生产率增长低于个人收入的增长，在政策上怎么调整？利率提高，使收入的一部分转为储蓄，转为未来的消费。这是一个悖论，我们不是要降低储蓄率吗？但是没有办法，由于汇率比较固定，货币政策被绑住手脚，利率不能动或者动的很少。怎么办？就是通货膨胀，即使提高利率，改变当期消费倾向，货币政策对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的调节效率也非常低。

    如果我们转向，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和投资双拉动，就应该坚持一个基本原理，即个人收入的增长不要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增强消费倾向，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需要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同时，在产业上，消费业、服务业要获得大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达到51%，但实际上这些人的消费行为不是城镇化的行为。另一个极端，户籍城镇化率也不是很科学，长期居住在城市，但不是城镇化的行为，如果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行为，就会看到另外一个社会倾向提高了，而不是靠提高工资来拉动消费。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在人口红利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投资绝对不能放松，这种投资绝不是看工业增加值有多少，而是看社会和个人财富的积累，否则当中国人口老龄化到来的时候，消费倾向必然不可逆转的上升，老了就不会花钱投资了。到那个时候，社会财富没有足够的积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企业、社会和国家，消费倾向已经不可挽回的不断提高，就会出大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个人工资增长13%，经济增长率是7%左右，怎么做？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6%，增长13%都不够。所以，要看清楚长期问题，特别是长期的改革，要保持清醒，不能轻言胜利。

 

    刘鹤：非常感谢继伟的发言。他说了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对于投资者来说投什么？从全球的角度，投资机会在哪儿？我想大家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不光是投资者，制定国家政策的人也在思考。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转型，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经典矛盾：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悖论。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中等收入的陷阱可能就能解决。我们也希望大家连同永定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