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研究员对本报记者表示，8.2%的增长率确实是个好数字，但在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过热的表面现象之下，是结构问题的恶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国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结构的恶化。中国经济增长得很快，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却远远低于经济的增长，一些农民的收入甚至还有所下降。

　　其次，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结构的恶化。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了30%，而消费，如果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来表示消费情况的话，我们的消费才增长8%左右。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汪同三称，固定资产投资到底应该占国民生产总值（GDP）多大的比重，这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学家们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制定“八五”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提出，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0%比较合适，但实际情况却是，每年都是在30%以上而且接近40%。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实施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政策导向就是投资，发行国债，然后拿钱去投资，这样就使中国的投资越来越高。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40%，今年如果没有非典，我们预计大概在45%。汪同三说，你想一个国家一年的国民产出，要有一半人们没有去消费而用来投资，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第三，产业结构的恶化，最严重的产业结构恶化出现在第二、三产业之间。从1993年开始的经济软着陆，中国做得很成功的一点就是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互相收敛，到了1996、1997年整体经济情况比较乐观。但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不得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就又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拉开了。截止到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是10%左右，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只有5%。

　　汪同三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会使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政府一定要采取措施，防止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努力增加人民收入，想更多的办法提高消费的增长，加快第三产业的增长。

　　汪同三表示，“9.11”事件后，美国的经济开始转入低谷。而中国在经历了非典这么严重的影响之后，经济增长依然能保持8.2%这个数字，这是值得肯定的。这说明中国经济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确实大大增强了。

　　但是，汪同三认为，中国的GDP增长从去年的7%左右一下子增长了一个百分点，这样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这就说明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行中肯定有某些因素或某个环节出现了比较突然的变化。投资方面的过热迹象就是需要人们引起足够重视的环节。中国的投资过热主要表现在金融业膨胀过快：货币供应量增加、贷款增加。今年上半年贷款的增加量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增加的数额。今年全社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的增长已经达到30%以上，速度之快，专家们都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