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下面我们请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吴老师发言。下面请敬琏老师。 

    吴敬琏：一年之计在于春。很高兴能够就2012年的机遇与风险和大家交换意见。2012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今年中国将面对什么样的形势，我们应该怎样抓住机遇和回避风险，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

    回顾2011年，我的最重要的感觉，就是各种在短期效益掩盖下多年积累起来的矛盾正在暴露。从资源短缺、生态灾难，宏观经济上的不动产价格居高不下、泡沫破灭危险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凸显，一直到社会问题上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各方面的麻烦非常之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据我观察，这表明多年积累起来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某一个临界点。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国内外的喝彩麻痹了自己，以为靠吃改革的老本就可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推进改革的必要了。虽然在2002年新一届党政领导上来以后，也意识到中国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体制还有很多问题和缺陷，离原来设立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进行改革。但决定要求的改革以后几乎没有发生。

    在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杂志的讨论会上大家研究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21世纪靠吃上世纪改革的老本，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以至失去了改革的动力。有些人甚至认为经济发展得好，是因为政府职能没有改革和国有经济强大有力。这种认识导致了一些领域开改革倒车的现象，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后果，最为突出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展缓慢。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就要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七大以后改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是一直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以致2010年党中央专门组织了省部级干部学习班，胡总书记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从这两年的情况看，有些进步。但是由于“体制性障碍”这个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投入太多，成本太高而效果不明显。这样就很难长久支撑。发生这样的问题，是与保持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相联系的。2011年，被称为由这种发展模式创造的“奇迹”——高铁建设的种种黑幕逐渐暴露出来。到了年末，一些地方由政府主导扶持起来的产业，像光伏，物联网等等也因为海量投资无法收回，陷入了巨额亏损的困境。要继续用这样的办法去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看来没有太大的希望。现在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大台阶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必需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推进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已经深入我们党政军组织的肌体。民众对于这种状况是很有意见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愤怒。可是，如果你问到怎样去制止腐败，不同人的答案可能截然相反。目前报刊上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加强政府的监管和打击力度，发展国有经济等等。结果可能形成一个用行政力量遏制腐败——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进一步加剧的怪圈。

    面对这种形势，现在朝野许多人都认识到不改变不行了。可是，对于问题的症结什么，以及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各界人士却有很不相同的看法。

    我觉得50人论坛可以通过深入的研究和理性的讨论，在形成社会共识上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

    从大众层面上说，一个问题可能是理性的思考不足。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使所有人都能够接触信息，能够参与意见，可是它也不利于人们做深入的思考，而容易形成一种浮于表面的、情绪化的讨论。特别是这些年来，我觉得不管是有意引导的还是自发形成的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有很大的加强。这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发展很不利。我们50人论坛应该通过更多地开展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来对形成正确的舆论和理性的解决办法有所帮助。

    这里不妨举如何解决内需不足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内需不足的症结是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了消费需求、即最终需求的不足。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出路在于进行“分配改革”，由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向“富人”征高税和给农民等低收入阶层以补贴。这种说法赢得了一些人的赞赏。但是我认为，这样做对于低收入阶层固然不无小补，但终究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我还是相信马克思所说：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民众没有充分分享发展的成果，根本原因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率不断提高，主要归于政府和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率也跟着不断提高，则相对降低。如果不能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大众收入提高缓慢和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就很难彻底解决。所以，根本的出路，只能是努力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使他们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通过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使他们的收入得到提高；还要提高专业人员的比重，使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有一个较大的增长，也使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率提高。这两种人的收入增加了，才能把消费不足的倾向从根本上扭转过来。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当然，能否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最终还取决于能不能推进改革。

    从领导层面上说，到底准备怎么办是一个大问题，民众在等待和观察。

    目前在领导层中有两种最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简单地说，就是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强政府，大国企，靠高投资维持GDP的高速增长。其典型表现，就是所谓“高铁奇迹”。有的地方政府也想用这种办法来实现高速增长奇迹。我不认为这是一条出路。高铁泡沫已经破灭。有些地方像温州，放弃了原来的所谓“小狗战略”，转而采取“引进央企”和大上资本密集项目的办法来振兴经济，效果也并不理想。还有的地方把“强政府，大国企”战略运用到了极致，短期间也因为超高速增长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中长期看行不行？恐怕很难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在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搞国家资本主义可能难逃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结果。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还是要按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建设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认为必须坚持这条路线。我们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特别是90年代沿着这条路线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改革目标和总体规划。是不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推进？这是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上面这两种意见现在还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不知道十八大以后的领导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希望我们50人论坛的同仁们能够对形成正确方针有所贡献。

    刘鹤：非常感谢吴老师的发言，他的发言提出了两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经济发展经过了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确实遇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多年的矛盾积聚到了临界点，怎么转型？ 如何使得经济通过改革，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可以持续的发展，长期平稳协调健康的发展。第二个问题，关于腐败的问题。毫无疑问，从历史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说，在经济高速发展、财富高速积累的阶段，这个问题往往会非常凸显，实质的问题是对公权力有效制约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吴老师说了很多有他自己独到的看法，一会儿请大家一并认真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