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下面进入自由讨论阶段，请论坛学术委会成员吴晓灵主持。

    

     吴晓灵：我们还是按照论坛的规矩，打算发言的同志把自己的桌牌立起来。现在我先用主持人的特权先发一个言，然后请大家再接着发言。我想简短的说这么一个问题：“利用困难，凝聚改革共识”，我们的改革从来都是在困难的时候才可以凝聚共识。现在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会给今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我在去年年底讲了，如果中国经济今年困难，那是中国黎明前的黑暗；如果今年中国经济不困难，过得还非常舒服，很可能就会继续积累社会矛盾。所以，根据这样一种判断，我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会遇到困难，我们应该利用遇到困难的时候，凝聚改革的共识，推进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转型。

     我之所以这样说：第一，中国经济今年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超过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的烂摊子，不会超过上世纪60年代我们面临的内外交困，也不会大于文革之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只要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经济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会走出困境。

     第二，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优于以前任何的时期，应该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如果中国改革想走回头之路，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要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回头路，甚至是要否定它的话，我认为是绝没有出路的。

    第三，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现在形成的利益集团以及改革的阻力比过去要大，但是社会和民众意愿表达的渠道比过去更多，社会对这种利益格局的约束力比过去更强。我们相信，不管是谁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都会顺应民意。因此，社会、民众的舆论会对利益集团形成制约，也一定会对改革起到推动的作用。

     第四，我们今年即使遇到困难的情况，我们的政府也不会采取债务大开闸，信贷大放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会在政府债务和信贷投放上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对于欧美经济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政府需要借鉴的。在这样的一种约束条件下，我相信我们的政府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比过去做的更好。

     第五，国家现在提出要搞改革的顶层设计，我们对顶层设计不是没做过，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直到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导向，我们有顶层设计，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只写到了决议上，没有很好的落实。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短期内再形成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是不太容易的。如果形成了，我认为也超不出以往我们所说的那些框架。如果那些决议能够认真落实的话，中国的改革绝对不是现在这样。因此，我们现在的路径是什么？我认为，是问题导向的改革。凡是一个事情当它的矛盾积累到了极端的时候，就会引起政府的重视，就会去解决它，就会有一定的改进。在问题导向的思路上，如果我们承认利益集团的利益，承认社会各个不同的群体是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引导社会上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如果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完善法制，我们就会在困难的时候来引导我们国家向比较正确的方向迈进。

    

     胡鞍钢：今天讨论的主题涉及到2012年世界与中国，今年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词，就是绿色增长，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这个主题，标志着世界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上，我们需要去认识21世纪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从人类发展过程来看，它经历了传统农业或者是农耕文明的时代，又经历了250多年的工业革命、工业文明时代。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直到250多年后才意识到以西方为首的这种发展模式，不断的积累、排放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气候异常变化这个危机，其重要性和灾难性，远比今天的金融危机或者说债务危机要严重的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气象预报成为中国人民最关注的焦点，事实上我们每天都遇到这样具体的问题。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大体有三个类型：一个叫“黑色发展”，就是我们所说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发展自己、遗害他人或者他国。第二个是1987年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20年前里约热内卢高峰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它的定义，就是不给后代留下后遗症，不断子孙路，也不给他国造成负的外部性，这是西方人提出的思想。1995年中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候，其中也引用了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第三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可以说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要做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人类，惠及全球。“十二五”规划再一次明确提出绿色发展，建设“两型”社会。因此，今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我们也希望中国也能够向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中国的看法，特别是对人类发展的看法，尤其是绿色发展。

    

     龙永图：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世界的动荡与中国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发展和外部经济形势有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国外的经济体制还有相当的差距，特别是我们的金融货币政策，尤其是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过高的估计国外经济形势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一点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过分的解读国外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然导致中国对国外经济的动荡及变化产生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往往会影响到中国的一些基本政策。现在大家谈到四万亿的一些弊端，如果没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咱们也不会整出这么个东西。当时中央电视台每天晚上播《直击华尔街》，好像中国马上要搞金融危机了，中国经济马上出现大的动荡了，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在过分解读，然后就造成了我们的过度反应。造成我们过度解读、过度反应的根子，在于过高的估计了我们自己的能力，过高的估计了我们对全球的影响力。这样反过来看全球对我们中国有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

    最近美国奥巴马在APCE会议上讲了到一点，就是所谓的跨太平洋协议，提出美国人重返亚太，目标针对中国的崛起，我觉得这个也是过度的解读。美国在亚洲从来是存在的，搞了两次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我从中国参加APEC第一年起，在那边搞了十年，观察了整个十年，APEC从部长级会议，到首脑会议都是美国主导的，美国人从来没离开亚洲，根本就没有一个重返亚洲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引火烧身，好像美国重返亚洲要领导中国的发展，这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在老百姓不明白，不成熟的情况下，会造成我们和美国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不一定性。美国重返亚洲我看是利大于弊，不要说中国人发展很快，崛起了，所以让日本人害怕，印度人也害怕，都怕中国当这个头。中国不能当这个头，也不能让日本人、印度人当这个头，让美国来当这个头多好，让他在亚洲多承担一些责任，多承担一些义务，多造成一些矛盾是多好的事儿。所以，我们把美国重返亚洲当成一个战略性的动向提出来，我认为是对问题的实质过分的解读。幸亏我们中国在外交上还没有进行过度的反应，还在讲中美战略伙伴关系。   

不要把国际动荡对我们的影响过分夸大。亚洲金融危机那么多年，天天说难，中国的外贸出口还是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外贸进出口是造不了假的。我们可以分析形势，可以分析世界经济动荡对我们的影响，但是要实事求是，要理性做出反应。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主要还是靠我们内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这是两个基本动力，外力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

    

     魏杰：很高兴有几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讨论。我们今天讨论2012年，在这里我想提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也不是我提的，是最近我们召开的一个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一个座谈会，日本学者问的一个问题是2012年中国到底是改革、创新，还是调控？这个问题听着很奇怪，怎么把改革、创新和调控对立起来？实际上不奇怪，因为他们在会上用一些案例举证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创新措施，例如金融创新，其结果在中国往往是泡沫；同样的有关企业改革和创新，在中国为什么越改越垄断；为什么同样的调控措施在中国最后结果是滞胀因素增加；为什么同样的创新在中国引发的结果和世界有差异。实践表明，中国不改革目前体制，是不会实现真正的创新的，是不会实现真正的调控的。这个问题听着很尖锐。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研究的结果得出的解释是：如果在中国不改革目前的金融体制，还是在强调我们的几大国有银行是正规金融，民间经济是非正规金融的话，中国的金融创新的结果就是泡沫。另外，中国的改革，像国有经济改革，如果还强调国有经济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不再重视民营经济，甚至认为民营经济不是执政基础的话，最终的结果是越改越垄断。宏观调控如果不强调各个利益阶层利益的有效协调，不强调调控的民主程序与法治化，而是随意性出台调控措施，那么调控的最后结果就是滞胀。因此，2012年的重点应该是改革，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那么任何创新和调控都会变形，都会导致中国泡沫的增加、垄断的增加和滞胀的增加。

 

     郑新立：2012年有三大机遇:第一,国际并购的机遇，现在是抄底的好机会；第二,扩大内需的机遇，现在外需不振，正好把力量用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上；第三，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贸易关系。风险也有三个：第一，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如果美元继续注水，三次量化宽松之后，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有贬值的风险；第二，出口增长受阻。但也有另外一种分析，美欧日经济困难，老百姓收入下降，对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需求可能会增加，如果我们调整产品结构，加强出口政策的作用，可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会增加；第三，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还是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增长的潜力发挥出来。我认为现在至少有五大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包括需求潜力、资本潜力、技术潜力、劳动力潜力和土地的潜力。如果没有改革，这五个方面的潜力都无法发挥，我们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结束高速增长期。如果通过改革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就可能把快速增长期继续延长下去，我认为至少保持20年是没问题的。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发挥资本潜力；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制度的改革释放农村劳动力的潜力；通过要素市场的改革，特别是形成激励创新的机制，激发自主创新的能力；通过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落实土地的财产权，挖掘土地方面的潜力。我觉得要围绕这些方面来凝聚共识，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