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2年会——
“2012的机遇与风险——世界的动荡与中国的发展”会议纪要：

自由讨论二：

    汤敏：我讲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无边界扩张的趋势。我刚参加了亚布力论坛，大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识，就是国进民退或者说国有企业扩张速度太快，而且是一种无边界的扩张，体现在几个方面：从规模来看，2011年，央企在各地投资签约额达到8.2万亿，12月份央企仅与安徽一省的签约额就达到1.8万亿。从领域来看，已经远远超过原来要逐渐退出的竞争领域，而且越扩张越大。从地域来看，包括西藏在内的省份，央企都进去了。从手段来看，现在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投资，包括低价并购等方面的情况有很多反映。从速度来看，现在似乎还在加速，2008年是4万亿，但当时处在金融危机中，短期的扩张还可以解释，但2011年还有8万亿，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这就非常令人担心。从效益来看是比较低下的。现在央企总资产是27万亿，净资产10.5万亿，现在一年的签约投资就是8.2万亿，而税后净资产的回报率只有3.2%，还没有银行的存款利率高。这种情况下还这样大规模扩张，就会出现与民争利、尾大不调等问题，而且投资不是一两年的问题，是长期的问题，这方面要引起关注。如何进行改革？有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国企分红一定要坚持下去，现在分5%、10%，国际上的平均水平是25%—30%，我们要参照这个标准，国企分红之后，财政可以把大量收入投入民生领域。第二，国资委要重新定位，仅有保值增值的职能是不够的，还要把监督分红、监督边界等纳入国资委的职能。第三，银行的贷款。现在利率不放开，所以银行贷款的利润率很高，要通过竞争压制银行给太多的大企业提供贷款。第四，央企的工资收入增加很快，要强化监督。

    

     许善达：现在我国政府预算体系不统一，不完整，也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预算混编，一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资本经营预算混编，各预算里既有这个因素，又有那个因素。二是很多收入、支出没有列入预算，有大量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收入，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职能被分开。应该抓紧建立起三项国家预算体系：

    第一项，一般财政预算。应该有三个措施：第一，取消所有财政资金预算，所有财政资金都要纳入一般财政预算。第二，从一般预算里剥离社会保障的收入和支出。这部分不应该在一般预算里规范，除了社会保障体系以外的民生支出由一般预算负责。第三，要剥离国有经营性资本的收入和支出，应该纳入国有经营性的资本预算。

    第二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将目前一般预算中的社会保障部分全部剥离出来，与目前没有纳入预算的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合并，编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现行的社会保障基金有四大弊端：一，许多居民群体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二，纳入保障体系的企业和个人承担的缴费负担比较重；三，社保基金的总量不足；四，未实现全国统筹。所以在编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过程中，要推进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实现全国统筹；第二，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缴费范围为全体居民和单位，不再属于一般预算的覆盖范围；第三，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缴费负担；第四，除了社保缴费以外，国有资本的收益要作为社保基金预算收入来源之一。

    第三项，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把目前分散在各种不同预算，包括一般预算还有未纳入预算的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全部剥离出来，集中编制国有资本运算，同时建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除国有资本的税收纳入一般预算以外，社会保障缴费纳入社会保障预算，国有资本的收益要建立全民享用的制度，也就是说国有资本收益应该划入社会保障基金。因为国有资本自身增值的需求是无限的，必须通过立法把国有资本收益的一定比例划入社会保障资金预算，要考核每年国有资本收益进入社会保障预算的数量，其余部分用于归还国有资本的债务和增加资本金。

    建立上述三个预算制度，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债务，包括或然债务，所有政府负债也要分成三个部分：一般预算负债要纳入一般预算，由一般预算收入偿还；社保基金负债由社保基金偿还；国有经营性资产负债由国有经营性资产偿还。要明确中央和各级政府用于经营性非公共服务领域的负债和或然负债都应由国有资产及其收益偿还，而不能用一般预算收入偿还。

    如果这三个预算体系能够建立，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将一般预算规模控制在GDP的20%—22%，目前一般预算规模占25%左右，其中包含了部分社会保障收支和国有资本经营性收支，把这两部分剥离之后的新的一般预算规模应该不高于发达国家，美国是21%，日本是19%。社会保障基金预算规模目前太小，应该把总规模确定为GDP的13%—15%左右，一般预算不再拨款，社会保障缴款扩大覆盖面，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全体公民和企业都要纳入，降低费率，剩下不足GDP的13%—15%的部分由国有资本收益补足。国有资本预算规模以社会保障基金为依据来确定，随着社会保障缴款的数量和变化的趋势再决定扩大或者缩小国有资本预算的规模。

    按照上述安排，政府收入总规模可以控制在GDP的33%—37%，大概占35%左右，而结构有重大变化，社会保障基金成为占政府收入40%的主要部分，同时就有了对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规模控制的手段。

    

     朱德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全球经济动荡中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十二五”规划和中央经济会议都提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对加快发展方式和战略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国务院提出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背景下，我们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专注于现代服务业的股权投资基金，立足上海，辐射全国，目的是在产业和资本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金融创新来推动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我们的投资方向聚焦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文化传媒等相关行业，以及受益于国家宏观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兴业态上，业务发展顺应国家产业方向，所选择的七个示范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具有内生性价值商业模式、具备竞争力的高成长企业，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科技含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基金运营投资的半年间，我们完成基金总规模20%的投资，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同时在政策层面，国家也给予上海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包括税制改革，目前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已经率先进行营业税转增值税的改革试点，这些都为加快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发展的环境。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创新型企业的资本市场准入问题。创新型企业的不断涌现和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并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而资本市场对创新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但在目前，创新型企业进入国内资本市场面临一系列障碍，如监管理念、政策制度、审批方法、上市标准、专利背景等，这就导致了包括百度、阿里巴巴在内的一大批国内创新型企业只能远赴境外资本市场上市，形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国内创新不足、国外创新过度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能克服和改善创新型企业进入国内资本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将极大的促进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改变中国无法出现苹果、Facebook这类创新型企业的上市公司的尴尬局面。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另一方面也能让国内投资者参与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分享成果。在上市公司的构成中，以金融、地产、冶金、矿业为主，低商产业明显不足，这与把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产业升级的推进器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希望推进多层次的市场发展，包括新商板、产权交易所等，为创新型企业在发展早期获得急需的发展资金，也为合格的国内投资者提供足够的投资标的。

    当然，对创新型企业的确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公共产品的创新，比如政府担保或者金融创新来解决这一问题，相关的监管机构是否可以根据国情来制定准入标准？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的观念，适当转变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方式，加强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和投资的资格认定，合理放宽对企业有无投资价值的判断，由市场而不是监管机构来确定。从中观层面来说，对创新型企业的上市标准和要求包括最低的利润水平、净资产水平、持续经营年限等方面，这都与创新型企业的自身属性和发展轨迹存在一定的偏差。中国视频网站，像优酷和土豆网都在美国实现上市，而香港主板市场的上市要求也不强求必须盈利。所以，在上市标准上是否能以其他财务指标要求作为选项，比如经营性的现金流、主营业务收入等，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符合上市的要求，而对会计意义上的净资产持续低于期限的限制是否可以适度放宽？另外，从微观层面来看，在发行审核方面也存在外松内紧的情况，包括一些发行委员对成熟产业的偏好、集资用途用于经营业务的规定以及IPO过程中必须全部发行新股，不允许出售老股的限制，这些都对创新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以及创业人和投资人的热情形成瓶颈。

    

     左小蕾：说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2012年的机遇和风险，首先要对2012年的经济形势有个判断。现在有人说，存在更大的风险，不确定因素增加，形势会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首先要确定一个比较的参照物。2011年，欧债危机是最大的挑战，欧债危机在2012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不可能比2011年更复杂，因为最坏的信息已经都出来了。会不会出现“黑天鹅事件”呢？可能会。现在最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一个是伊朗和美国发生战争，另一个就是欧债危机解决失败导致欧元解体，这两个都是小概率事件，不能作为当期决策的重要依据。2011年发生了哪些事，我们怎么应对，在此基础上对今年进行判断，就应该胸有成竹，如果发生“黑天鹅事件”，可以灵活处理，这样不会有过度反应。

    第二，欧债。欧洲能够在财政上紧缩，这是很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能不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对私人部门进行全面的债务重组？1998年美国长期投资基金在投资俄罗斯的资产上出现破产风险的时候，格林斯潘曾经召集23家债券银行进行重组，成功地避免了危机。

    第三，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面临转型的最佳时机，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问题上，解决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张曙光：现在大家都关注中国的改革，我们要正确认识过去改革取得的成绩，认真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推进改革。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多次讲这个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一套制度结构，是一套理念，市场有道德基础，还有人文内涵，但我们多年来忽视了这些因素。在引入市场机制方面，理论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存在局限性，即仅仅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只看到市场的工具性，没有看到它的价值理性。这个问题对于明确改革的方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