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着陆”仍有希望
　　
　　事情从2003年讲起，2003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长到了9.9%，所以当时有个别的经济学家提出可能经济出现了过热。因为当时有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剧烈地上升，不过那个时候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太多。到了下半年，房地产继续升温，能源供应、原材料的供应都出现了全国紧张的态势。于是从第三季度起，这个热不热的问题就越来越变成一个街谈巷议的热点问题。
　　
　　从当时的情况看，显然是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13.7%，到2003年达到了24%。特别是汽车、钢铁、电解铝等行业，投资增长有的超过100%。货币供应的增长，特别是广义货币的增长一般可以代表总需求的增长。从1998年以后每年广义货币的增长都是增加两个百分点，到2003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广义货币的增长就超过了20%，也就是说顺着货币的扩张，需求的扩张非常地激烈。所以就有更多的人提出中国宏观经济是不是出现了过热的问题。
　　
　　当时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叫做不要轻言过热，就是说经济不热，正常、健康。
　　
　　第二种意见认为出现了局部过热，就是说没有全部过热，所谓局部过热是指当时是主要指钢铁、汽车、电解铝这样大概三四个部门过热，国民经济里面还有过冷的部分，所以总体上来说呢不能说总体过热。
　　
　　第三种观点认为这是个宏观经济现象，这种观点也承认有些消费是过冷的，但是他们认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和是过热的，就是需求总量是过大了，所以他们就赞成采取总量政策。所谓总量政策就是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对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比如说樊纲教授和我本人早就提出过，财政政策要由扩张性转为中性，或者是紧缩性的政策。
　　
　　认为过热的还有一个政府部门，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比较明确地认为出现过热是去年九月份，所以采取一个措施，就是把存款准备金从6%提到7%。在市场经济里面，中央一般采取三个常规性的手段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利率、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这个就是用了常规手段。这个措施受到了市场的批评，特别是来自投资界的批评。同时还有主张不热的人们都批评了中央银行的这个动作。
　　
　　但越到年末，形势就越清楚。资源、运输、能源的瓶颈都越来越突出了，所以认为局部过热的观点就占了优势。到了今年2004年一、二月份的统计报告出来以后，情况就更加明显。
　　
　　在三、四月间，领导层采取了非常硬的措施来抑制投资过热。从五、六月份的情况来看，取得了一些成绩，所以有希望实现“软着陆”。
　　
　　对于能否实现“软着陆”，国内外都有不同的看法，最早是有的投资银行的分析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软着陆”的机会，肯定是“硬着陆”了。因为这个热不热的争论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没有能够采取措施。
　　
　　现在看起来，这个分析可能为时过早，中国并没有失去“软着陆”的机会。我认为我们应该争取“软着陆”，争取着陆过程中经济效率有提高，同时还要改善我们调控的方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尽量用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不用行政干预。
　　
　　　　中国经济的症结：增长主要靠资源投入
　　
　　经济过热归根到底是增长质量的问题，也就是效率的问题。经济增长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靠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维持增长；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提高效率。
　　
　　去年到今年的很多地方，南方到北方各地地方政府都认为我们现在要走进工业化的中后期，所以要发展重工业。这种作法一定要靠物资资本的积累，所以就拼资本，拼投资。深圳今年在人代会上决定，深圳的经济结构要由轻型向重型转化；北京今年以来就一直在宣传去年北京的奇迹，就是现代汽车投资的奇迹，两百天建汽车厂，马上产值和税收都大幅度增加了。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的原因有两条，一条是我们的干部考核制度把产值的增长放在首要的地位，GDP放在了首要的地位；另外就是我们的财政体制，哪个地方能够发展重工业，哪个地方财政收入就可以涨得比较快。
　　
　　我们知道克鲁格曼为什么能够预见东亚危机，他就是看到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源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他在东亚金融危机后写过一本书叫《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里面讲到了一个指标，叫ICOR，ICOR指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增加一元钱的产出，需要投多少元钱的资本。在一些发达的国家这个指标在1左右，也就是说投1元钱一年就会增加1元钱GDP；像印度，大概是在2到2.5之间。
　　
　　世界银行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效率非常之差，ICOR是5左右。现在，经过一些年的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中国的ICOR降低了，也就是说效率提高了。但1990年代后期以来又逐渐提高，最近几年在5左右，考虑到统计水分因素，最近这几年是5到7。我们新创造的财富只有大量地用来投资，才能维持目前的增长率。
　　
　　最近几年我们的投资是越来越高，去年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概是56%，今年大概会接近50%。印度去年是24%，但印度的GDP增长率跟我们很接近。
　　
　　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有一个讲话：“2003年中国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而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就要改变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我们在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来了要改变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增长转变到集约增长。但是现在看起来，成效不大。最近政府领导人也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的经济。怎么建设？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把制度搞好。
　　
　　　　解决途径：推进改革
　　
　　去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决定》，也就是全面地推进改革。我看，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要执行这个决议。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投资体制改革，所谓投资体制改革就是不是由国家来立项，国家来投资，国家来建设，而是由企业自主决策进行投资。投资的后果要由企业来承担责任，这就要取消审批制。
　　
　　最近就有这个议论：“还没有改投资就已经热成这样，最好就不要改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认为这次经济过热的原因不在企业，而是因为政府主导。政府有政治影响力，太多的资源掌握在政府的手上。一是土地资源，而且对使用土地资源的约束太差。各级政府的领导都有权决定把土地用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就可以用这个权力来经营城市，就可以搞什么大的项目。
　　
　　另外，银行还是处在官员的行政的影响下。解剖一下铁本事件就可以知道，这个老板本人只有3亿，为什么投进去了数十倍于这个数目的资金呢？
　　
　　所以要全面地推进改革，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项。一项是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国有银行真正地变成企业，这并不是很容易，国有工商企业改革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经验和教训。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对于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现在仍有很多障碍，这障碍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管理部门，他们总不放心民营银行；另外一个方面来自有些企业，企业主办银行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不正确，想通过银行圈钱，学国有企业在股市上的做法圈钱。从德隆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德隆控制了不少银行。但这个事情一定要向前推进，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培育从无到有、从上到下、独立企业的生长上，而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上，包括原有企业的改造。如果没有大量的从下到上生长起来的民营企业这个环境，改革将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银行改革上如果吸取这个教训，就应该有两手。一是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二是营造一个使得民营银行能够生长和发展的环境。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政府的改革。政府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府越位，手里有太多的资源，各级政府有太大的权力，去干预微观经济，所以要建设有限政府。另一个方面是政府不到位，它本应该提供规则，建造好的金融环境，给企业提供一个平台，所以要建设一个有效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有效的经济政府，不是说无为而治，又不要去干预微观经济，不要越位，要到位但是不要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