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金融危机后，中国所处的位置在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增长很快，但人均GDP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依然靠后。不看到这一点就很容易带来错觉，认为中国强大了，中国模式很成功，事实上我们人均GDP的水平很低，缺乏制衡和反制衡的能力，也很难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国际责任。所以，要注意外部环境的变化。

    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我们的人口扶养比在提高，“未强先大”和“未富先老”的特征很明显。今年劳动力市场给出了最强烈的信号，就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成本迅速上升，储蓄率可能会下降。在工业化、城镇化还在继续推进的时候，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就要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培育和构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需要研究。在需求上，怎样以城市化为主要动力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城市化率达到70%的目标，目前还有20个百分点未实现，这就是3亿人口。在已经实现的50%中，有将近2亿是准城市化人口，没有完全城市化。加在一起，就是5亿人口。这5亿人口的城镇化可能是中国未来的重要动力，也是内需的动力，怎样使这些人融入城镇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多少成本？这都需要很好的规划。在供给上，确定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来提升供给能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改革。晓灵说的凝聚改革共识非常重要，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是不是改革的目标模式？或者说，更加开放、自由、富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模式，它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这是讨论问题的关键。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国有经济的定位，保值增值是不是唯一目标？需不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明确合理的投资边界和经营范围？由此带来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转型很难到位。

    

     郑京平：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风险来自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的动荡或者说不确定。另一个是国内经济发展是不是能够做到稳健。应该说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实现国内经济的稳中求进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应对国际动荡，中国有自己特有的优势和机会。首先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相当一部分，接近50%是加工贸易，如果我们出口产品出不去时，也可以减缓进口原材料及配件等，净出口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贸易顺差的适当下降也符合结构调整的需要。第二，国际经济不景气会使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总体往下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2年原油价格会下降5%，非燃料的价格会下降14%，这对中国也是一种机遇。第三，资金的流出，如果有也不会太大。因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投资机会也是相对比较好的，即使有少数资金的流出，对我国的结构调整也不是大的问题。第四，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较大的空间能够通过扩大内需解决外需带来的问题。因此，我们说应对国际经济的动荡，中国有自己特有的优势和机会。而国内经济的稳健发展更重要，因为要能够保持内需的基本稳定和逐步扩大，以抵消外部的动荡关键在自身。而促使国内经济稳健发展的关键是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首先，进出口我们刚才已经用加工贸易这一点解释了。而消费总体来说是刚性的，它的波动不会太大。第三个方面是投资。投资可以分为三大块，一块是基础设施，一块是制造业，一块是房地产业。基础设施有前几年的基础，再有大的增长很难。关于制造业，现在不少产能是过剩的，要大规模投资也不现实。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非常重要，而且房地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自身的比重在投资里还是比较大的，产业的关联度也很大，城镇化也需要它，而且与民生直接相关。房地产既是经济稳定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涉及民生的重要方面。房地产的发展2011年还是不错的，房地产投资仍然达到了27.9%，和过去十年平均26%投资的增长速度大体是相当的。问题是四季度以后，特别是12月份出现了一些发展后劲不足的苗头：土地购置面积12月份出现了下降，下降1.4%，全年土地购置面积增长了2.6%。需要引起关注。要使房地产业稳定健康发展，我认为关键是要给出长远的和合理的发展思路，稳定各方面的预期，有了合理稳定的预期才能使各方采取正确的行动。

　　

     盛洪：我们的行政部分通过行政立法获得了非常大的权力，但权力没有受到监督约束。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们的国际法有一个国际管理法的实施细则，大家看最后一条，违反国际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政府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实际上这不是人大的法律。

    第二个例子，我最近听一个一直给“黑社会”辩护的律师说，他发现这些“黑社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都是富人。用所谓“黑社会”和“非法集资”的罪名是现在某些公权侵夺企业家合法财产的两个手段。

    第三点，最近研究了我们的国有银行，发现我们的利率一直没有市场化，都是由中央银行规定，存贷款利率差一般是在3%左右。如果是一个市场利率国家，它的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差一般是在1.5%—2%。我们认为人为规定这样一个货币的价格是垄断价格。   

    

     王小鲁：现在我们对经济上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比如说消费和储蓄的问题，一方面说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持续下降到GDP的33%了，需要启动内需，启动消费；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正在变成一个奢侈品消费的大国，中国的旅游消费和奢侈品的购买拉动了香港的市场，拉动了澳门的市场，还拉动了很多国家的市场。一方面，我们说我们要改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土地收入加上预算外收入，已经占到GDP的30%多。我们一方面要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比重，而欧美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是消费过度造成的危机。我们怎么办？到底哪一种是更大的威胁？

    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研究观点，认为中国居民的消费被低估了20%，因此，文章认为中国的消费率过低并不像说的那么低，并不那么严重。这文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就有相当大的不同。居民消费规模可能是被低估，但是更大的低估是少数居民的一部分灰色收入，而这部分收入主要不是用于消费，主要用来投资和储蓄。如果根据调查数据来推算，居民的消费率并没有被低估，被低估的可能是居民消费规模，而不是消费率，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国家统计局2008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居民储蓄率占39%，我觉得这个数据是比较真实的，而住户调查数据反映的百分之二十几的居民储蓄率我觉得不够真实。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与发达国家是两种不同的问题，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是高福利造成了重大的包袱，造成了巨大的负债。而我们确实存在消费不足、储蓄率过高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有一系列的原因，比如我们的基本社会保障没有建立起来，两亿农民工中多数人到现在没有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些人不但没有被纳入基本社会保障，也缺乏在城市安家落户长久居留的条件。因此，他们现在在城市里打工，上了年纪只好回到农村或者回到家乡附近的小城镇。这样一种城市化格局不但不利于未来城市化的继续推进，而且也不利于我们调整储蓄和消费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

现在，政府的支出结构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大量的三公消费，大量的政府投资，中间有相当多的投资是无效的投资或者造成了公共资金的流失，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漏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三十年，基本的市场框架建立起来了，但是政府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公共资源管理不善，政府掌握的资源造成了大量利用权力形成的腐败现象，要素资本化，大量的公共资源的流失，像土地市场、股票公司上市这样一些领域都存在收入分配不透明和管理不善的情况。结果就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且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消费和储蓄问题的结构失衡。

    所以现在首先是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这应该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是政府管理领域要建立制度，透明化，引进社会公众的监督。二是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是像欧洲那样搞高福利，而是一个全民都能够共享的低限度、低水平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基本的公共服务。我觉得没有这一点很难做到社会和谐，也很难改善收入分配，也很难调整现在失衡的结构。

    

     哈继铭： 美国推出QE3的可能性很大。现在美国经济增长在2%左右，除了得益于较低的能源价格、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的创新精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在几年前将企业的债务背到自己头上来。接下来是美国需要面临很大的财政挑战，而这种财政挑战仅靠纳税人交税来偿还是很痛苦、很漫长的。美国的货币是国际货币，所以我相信他的这个优势一定是要充分利用。这是对美国的看法。

    对于欧洲，我觉得眼前短期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大家认为欧洲只会用勒紧裤腰带的方法，但是它突然来了一些货币上的政策，比如说上次LTO做了4890亿，这个月底的时候还可能做的更多，数量可能是上次的两倍。整个欧洲的债务，如果2012年我们看到是6100亿，有多少钱可以来偿还它呢？EFF有4400亿，其中1900亿已经承诺为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偿债，剩下2500亿，即使加上IMF的2000亿，也就是4500亿，还是差1600亿。这1600亿，如果问题的解决看不到希望，市场波动肯定会很大。除了主权债务还有银行资本金的缺失。今年6月份之前，欧洲各银行缺资本金1150亿，这需要从市场集资或者政府给他们注资。如果政府注资，主权债务问题又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欧洲的问题，还要看它政府今年的日子怎么过。政府看完以后，还要看市场的日子怎么过。这是欧洲的情形。

    关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我觉得要避免别人生病我们吃药，更要避免吃错药。有投资者问我中国经济短期内会不会出现硬着陆？我毫不犹豫的回答不会。但是他们又问是不是在避免硬着陆的同时还可以避免积累长期的风险？我说不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是最关键的。我觉得眼前全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和三、四年前比应该是比较小的，因为那个时候欧、美、日经济都是负增长5%或6%，现在美国、日本都长2%，欧洲是负0.4%。综合起来看，影响比那个时候要小，而且现在是外贸顺差，出口差占GDP的比重大副下降，如果这时我们再吃错药的话，可能会积累长期风险。什么叫吃错药呢？现在美国的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出现一些脱节，有的领域发展过于超前了，难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除银行以外的金融体系还是非常薄弱的，还很难为企业走出去和老百姓的境外理财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所以，中国还是非常必要在这方面大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与此同时，也可以适度考虑加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能力。

    

     蔡昉：我想对刚才刘鹤主任提到的工资上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谈一点看法。第一个，先谈工资。过去这些年，我们各种类型的工资都在迅速上涨，这还不是指最低工资制度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政府的一厢情愿，真正覆盖工人的工资并不大。由市场决定的工资的确上涨非常快，背后当然就是劳动力短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年春节之后，大家都在关注招不到工人的问题。我们没有在别的时代生活过，不知道其它时代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早期的工业化国家，他们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渐进式的，只有东亚出现过迅速从二元经济向新古典经济的转变。看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比较，我们设想两个转折点，这两个转折点之间是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最厉害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刘易斯转移点；第二个转折点叫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到最低点，接下来就是劳动力绝对意义上的短缺。这两个转折点之间，日本是1960年到1990年，甚至1990年之后若干年，大概有30年以上的时间。韩国大概是1970年、1972年到达的刘易斯转折点，它的人口劳动力增长的点也可以叫人口红利消失点，跟中国一样，大概是明年，也就是它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做调整。但是中国尤其特殊，两个转折点之间只有九年。如果在座的认为中国还没有到，那也许就是两个转折点同时到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短的调整时期。

    前一个转折点我们可以判断劳动力短缺程度，工资上涨程度；后一个转折点是实实在在的必然会发生的，就是劳动力不再增加。因此，我们的人口转变走在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前面，劳动力短缺会前所未有的表现出来，工资上涨的压力是必然的，结论是工资上涨还会继续。

    第二个，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从数字上看增长很快，但是数字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现在对就业人数的统计是不准的、低估的，因此那个分母很自然是缩小的，可能实际劳动生产率被高估。二是我们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劳动生产率靠两个东西推动，一个是资本劳动比提高，资本替代劳动，我们过去主要是靠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过去这些年我们都看到了，在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资本劳动比的贡献逐渐加大，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逐渐缩小。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在1990年到2000年第一个“失去的十年”，它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从以前十年的30%多降到第一个“失去的十年”中的负15%，也就是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不支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了。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的投资。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可以提高资本劳动率在某一段时间内提高，但是这个提高是不可持续的，将来可能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