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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辅礽谈中国经济50年和中国经济学50年
时间:2004-08-04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阅读:1596次   
      记者来到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的宿舍。这是一套旧式的住房,窄窄的过道,没有厅。 
   在董辅仍的书房,南墙上挂着一幅油画,在画像上,他以阅尽沧桑的脸,展示着一幅认真而又略带一点淡漠的表情,这是近来他生活中的表情。在与记者谈话时,他这贯于始终的近乎庄重的表情使人无法轻松一点,诚然,这个话题是不轻松的。以下是董教授对记者的谈话。 
  一、半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这是个大题目,这里只能极简单地谈谈,肯定会“挂一漏万”。
  中国经济学界的情况,可按“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划分为两个阶段,概括起来说,我认为可以这样来描述。
  (一)、文革前自我封闭,步入歧途
  解放前,大学里有经济学系。那时大学很少,而且经济学完全是从西方引入的。
  那时我们用的是西方的书籍,教授也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讲的是西方的一套,既没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也难找到有关中国经济的书籍。在那时,有了少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由于白色恐怖,他们的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
  解放后,中国经济学界发生了一次大变化。西方经济学被摒弃了,一律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进行批判。其时虽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了讲台,但除资本论外,事实上讲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为了适应当时建设的需要,专业的设置,增加了很多,解放前没有的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财政、贸易、计划、统计等专业很快便设立了,这对比于解放前的经济学教学,是一个进步。但此后直到“文革”以后,这段时期的经济学存在很大的缺陷。
  其一便是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一律斥之为“庸俗经济学”,作为“反动的理论”。其实,西方经济学有许多流派,其中也有庸俗的成分,但总体来看,它是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并且研究得越来越细致、深入。完全排斥西方的经济学,便使我国经济学与西方的经济学相隔离,不能很好地吸纳其成就。
  其二,在马列主义经济学方面,事实上采用苏联的教材或以苏联的教材为蓝本,而苏联的教材中虽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更多的是教条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作复述,不结合当代的实际。
  其三,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故当时设立的专业和课程也都以计划经济为背景,而计划经济是由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经济,因而经济学科的内容也主要是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阐述,缺少对经济增长、发展、运行的客观过程的研究。政策一旦改变,经济学界的说法也跟着改变。
  其四,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下,经济学界无法进行有创造性的研究。尤其是在“大跃进”后,不能进行独创,人们害怕会触及政治,惹上麻烦。
  除极短的时间外,经济学界没有“争鸣”,可谓“万马齐喑”,极左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经济学沦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文革”期间,又更是被“四人帮”作为推行其极左路线的工具,荒谬的东西很多;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出口是“卖国主义”,吸引外资是“沦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殖民地”等,完全没有了科学的内容。
  其五,在研究方法上,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盛行,排斥了经济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和统计的方法。
  总体来说,“文革”前,培养了一些经济人才,如财政、会计和企业管理人才,但他们只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在“文革”中,经济学完全沦为了“斗争工具”,不能成其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了。
  (二)、“文革”后空前繁荣“文化大革命”之后,经济学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经济学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用实践的标准检验往日的理论,冲破了极“左”理论的桎梏,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经济学空前繁荣。
  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人们对西方经济的看法,变了过来。西方经济学流派多,有些流派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其中也有激进的,如拉美的经济学反映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穷阶层的利益,西方经济学总的看来,有共同的地方,即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研究得越来越深入细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外,我国经济学界对研究以市场方式优化配置社会资源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经济学很重视,而过去苏联的那一套随计划经济的退去而无用武之地。
  在学术思想上,逐渐走向“百家争鸣”,各种不同的认识,不同观点展开争论,虽说还不够,但比起过去有了巨大的进步。大家在研究上也不再只限于对政策作些解释,更多的是对于政策赖以制定的理论基础和对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进行研究,为政策实施提供建议,同时客观地研究经济的增长、发展和运行过程及其规律。应该说,经济学界更贴近了生活,更贴近了实际。
  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有了大变化,吸收了西方许多有用的方法如统计分析、数学模型等等,这对于我国经济学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好处。
  经济学家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除老一辈外,队伍中年轻人多起来,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中坚。其中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也越来越多,各种不同的背景、不同学术训练、不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形成了各种理论、各种观点、各种学科五彩缤纷、生机勃勃、共同发展的局面。虽说目前经济学界仍有许多分歧,甚至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一些门户之见,但总体说来,大家都在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民富国强、为促进我国经济学的繁荣而努力。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独特的课题。我一直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又是处于大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的问题我们遇到了或将要遇到,而我们又有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我国是研究经济学最肥沃的土壤。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便会结出硕果,会成长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也会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这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三)、对目前经济学界的一点批评目前,经济学界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我国经济学家中,有急功近利的心理。这表现为浮躁,缺少对经济现象的长期的思考与研究。存在早日成名、早日出成果的心理,而埋头做学问、打下扎扎实实功夫者显得欠缺。当然,这与时代变化太快有关系。
  由于存在这种问题,在经济学界,大家往往一窝蜂地追逐当前的热点问题。实际上,经济学本是一个由众多分支学科构成的很大的学科体系,应有分工。比如既有研究现实经济的,又有研究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的,而在现实经济问题中,既有研究工业经济、又有研究农业经济的等等。不同分支学科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协作,才能形成多学科的共同发展,才能适应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
  缺乏对经济学众多学科的深入持久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的发展不利,也不利于人才培育。我们注意到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学科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转行了,已难于招到新的学生,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没有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经济学的发展就缺乏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真正有恒心的敢于坐十年甚至几十年冷板凳的学者。
  第二个问题是对国外理论生吞活剥,没有吸收消化便照搬过来。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东西运用到我国是有许多困难的。由于西方经济学产生形成的背景和西方文化背景与我们不一样,中国又正处于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很不发达、市场体制远不完善,对同一问题,在西方用某种方法可以解决的,在中国并不好解决。比如消费信贷,在我国实施起来就遇到人们不愿意把未来的收入用于当前消费的文化障碍。
  第三点,我想我们仍应强调“百家争鸣”。同其他任何理论研究一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每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都会有失误,由于每个人的经历、视点角度、认识问题深浅不一,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目前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要更宽松一点,以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另外,纵然经济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经费要求不是太大,但也还是要花点钱的。而现在,经济研究却缺乏资金支持,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因为扎扎实实的研究需要作广泛的调查,包括抽样调查、要作数据处理。一些大型课题的研究往往要有许多人的参与,没有足够的经费,只能坐在屋子里凭空推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者,更是缺少物质保障,这也促使人们不愿坐冷板凳,而宁可去干些急功近利的事,去挣点钱。经济学界急需要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人才的培养,一方面要输送出国留学,另一方面,主要还是自己培养。目前看来,在国内培养的人才更了解中国的实际,但在国际交流方面由于语言等问题有一点障碍,在国外培养的人视野要开阔一些,而且国际交流不成问题,但他们需要扎入中国的社会中去,需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外,他们也在研究中国经济,但有些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谈起中国的经济不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现在我国经济研究的人才,不仅只在研究机构和学校里,政府、企业里也有相当多的人才,很多人相当不错,各方面的人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形成了一支巨大的经济研究的队伍,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是很有希望的。
  二、50年经济政策的评价
  对这50年经济政策的评价,也是一个大题目,不是这里可以深入谈的。简单地说,我想可以从两条线来看,其一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其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
  解放后,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了根本的变革,开始在各方面实施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成绩是显著的,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怎样一种经济缺乏深刻的认识,简单地把公有制经济等同为社会主义经济,把计划经济等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在公有化方面出现失误,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成绩也是巨大的,在短时期内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但是在发展战略上也有不当之处。
  其一是片面追求速度、求快。可是欲速则不达,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和比例关系,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
  其二是注重量的扩张而忽视质的提高,只注重外延型的扩张,忽视内涵的增长,社会资源的耗费太大,更引起环境和生态的破坏。
  其三:重视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造成消费品和生活服务的严重短缺。
  其四: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走向闭关自守,失去了国际分工的好处。改革开放后,在调整生产关系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方面政策上都有了重大变化。生产关系方面的政策由单纯发展公有制经济改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有了如下变化,当然还要进一步做下去。
  1不再片面强调高速度,而是强调速度与效率的统一。
  2在产业政策上不再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强调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协调发展,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注重以市场为导向,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
  3注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以外延的增长为主逐渐转为以内涵的增长为主。
  4不再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而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注意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吸引国外资本,参与国际分工,使我国的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之中。
  5由以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调节经济的职能正发生深刻的变化,由利用行政手段,通过指令性计划配置社会资源转变为由市场配置社会资源,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同时政府主要利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的发展。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同时,注意发挥各级地方的积极性。
  三、自我审视
  要我谈谈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有什么可说的,那只不过是努力工作罢了,再就是注重独立思考,努力做到不随风倒,不说违心的话,由于各方面变革太快,要追上形势,不至于落伍,我只能努力地跟上去。
  个人在经济思想上的变化,发生在文革后。解放前,在大学里我学过西方经济学,以后到苏联留学学了计划经济的经济理论,文革前,是计划经济的思路,同时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有一些思考,文革后,有了根本的转变 。过去我专注于一个领域:社会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平衡问题。“文革”后,由于形势需要以及我的工作岗位不容许我稳定于某个特殊领域,而要求拓宽我的研究领域,这使我违反了自己的主张,也更杂了,犯了自己不愿犯的毛病,不再长期专注于一个领域,好处是思路拓宽了。
  1978年,我开始对国有企业、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进行思考,提出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主张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张“政企分开”、“政社分开”,1980年,我就主张废弃指令性计划经济,提出“逐渐取消指令性指标”,“不同意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而主张“一个调节”,即“有计划地利用市场调节”,同时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局限于运行机制的改革,而应包括所有制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两个方面。
  1985年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思想,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1986年以来,反复论证应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改革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发挥其特有的或难以为非国有经济替代的公益性的功能、政策性功能、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整体效益的功能,主张国有企业应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等等。从八十代初开始我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一些反思,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也提出一些看法。这里不多说了。回头看看我在文革后经济思想的变化是由三个方面引起的:
  第一,是对我国和前苏联、东欧诸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结果以及它们的改革的实践结果的思考,由此引起对以往经济理论和改革理论的反思。
  第二,是1978年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启示,同时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经济研究成果的启示。
  第三,是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多次观察引发的思考。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经济学界的伟大历史使命,也是时代提供的特殊机遇,我个人作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员,只不过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起了一点“摇旗呐喊”的作用,比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自己所做的实在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