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网上刚登出来温家宝总理谈中国经济三大焦点，第一，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靠改革和制度性建设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分配不公和反腐败问题；第二，把民生问题解决的更好，物价、房价收入分配等都是老百姓关心的；第三，应对今年经济困难有两个途径非常重要，支持实体经济和放活民间资本。

    我们觉得中国最大的风险实际上是改革滞后。体制改革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果是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是我们牵着经济的鼻子走。最重要的是市场化，如果我们失去机遇，不抓住改革和开放，被民粹主义牵着鼻子走，忘记了应该坚持市场化，不允许市场竞争，经济发展就没有出路。

    

     贺力平：关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几个问题。第一，以欧元区各个国家为代表的主权债务危机，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个延迟和深化。第二，主权债务危机涉及到美国和日本，以及一些新型市场经济体。第三，主权债务危机在短期内是难以缓解的。我非常同意刚才提到的债务减计不适合一些大的经济体，但是适合小的经济体，利率水平付息成本还可能会受到通货膨胀上升的不利影响。第四，延续性的危机、经济低增长、高失业率已经导致发达经济体社会和许多政治家对全球化的失望，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接近于结束。第五，在普遍的失望和不确定的看法之后，国际社会层面已经出现了对于中国很多新的看法和期待，其共识是中国经济是全球化黄金时代最大的受益者。国际媒体的一个代表《经济学人》从今年开始特就中国设了一个专题，他们认为这是至1942年以来就美国设立专题之后的第二大举动，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显示意义的。

    最后一句话回应一下吴敬琏教授提到的中国国情，我觉得中外良性互动和不良性互动的可能性都在同时增加，我们非常期待让中国国情与世界潮流更加和谐的互动。

    

     秦朔：我从媒体的角度讲一点感受。我们题板上有两个主题词，一个是风险，一个是动荡，很大的风险恰恰是思想和舆论的一种动荡。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思想界、舆论界，从反思金融危机、金融经济出发，进而反思资本主义，到最后反思市场经济，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反思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这样的反思最后走向更加依赖政府、更加依赖国有、更加依赖行政性的调控力量，可能又会导致过犹不及的局面。这样一种思想舆论的潮流，在一个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就有可能形成凯恩斯主义和权贵主义以及一些扭曲的市场要素配置体系的结合，从而放大很多体系性的弊端所带来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有两个基本前提性的问题。第一，为什么发展经济。第二，怎样发展经济。为什么发展经济？其实还是以人为本，人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一个基本的广覆盖的保障体系来体现人本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为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的发挥提供更加有效的路径，能更加开放的进入，有更好的激励和保障。同时，积极发展跟人的全面发展相关联的非常广意的服务业。

    如何发展经济？历史已经证明，现在的市场经济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一开始讲到的像凯恩斯主义那样的一种东西。发展更加以人为本的经济，更需要依靠市场的市场化、现代化、法制化，这是我们的方向。最后，政府要明确和坚持这样的方向，政府向这方面转型也是有基础的，无论从目前的基本执政方针、执政能力和财政状况，这种可能性和路径都是存在的。

    今天很多学者提到政府职能的改变，大规模央企收益全民化的配置。我觉得完全可以去改，关键的前提是你相信不相信现代化、法制化的市场经济选择，有没有一种更有效的引导力在这样一个方向上跟人们进行沟通，来激发他们的信念、决心和恒心。我觉得这一点关系到中国市场经济前途，也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

    

白重恩：刚才有专家说到，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人均的资本占有量还很低，所以还需要继续投资。但是也有更多的人在说，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我们的投资占比例比较高，消费占比例比较少。似乎这两个说法之间有矛盾，似乎是一个对，另一个就不能对，其实这两个是不矛盾的。长期来看，我们确实需要有更多的投资，确实是人均的资本占有量很低。但是短期来说，投资增速过快它的效率必然受到影响。我们对总体的投资回报率做了估计，发现这几年的投资回报率总体下降的挺快，投资的效率确实已经受到影响。除了投资过快，资本的配置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的存款利率没有市场化，所以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赚钱很容易，这样它就不会有很强的进取心来改善它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

    我特别想强调国有企业的分红问题。确实很多国有企业需要继续做投资，有人就说既然国有企业需要继续做投资，为什么还要分红？当企业不分红的时候，它就有大量的资金，投资不需要从市场上筹集资金的时候，它的效率必然就会受到影响。在公司财务或者是公司治理这个理论里面有一个说法叫自由现金流，当企业有过多的自由现金流，当它不需要从银行去借钱，不需要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就可以投资的时候，它投资就不会很认真的去考察这个投资会带来多大的效率，因为它不受到约束。所以，我觉得企业需要更多的投资和要求企业更多的分红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如果分红依然可以从市场、从金融机构来获得资金，它的效率可以更高。问题是大家说了很多年了，我们希望国有企业能够增加分红。为什么做不到？刚才也有很多专家说我们需要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是做了这个预算以后，是不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变的更加透明变得更加合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希望我们做了预算以后，还需要对这个预算做更多的监督，对它做更多的评估，这样才能保证它使用的更加合理。

    

     张燕生：我主要是想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前三十年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叫摸着石头过河，下一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将走向何方？我们怎么才能走向像刚才吴敬琏老师讲的基于规则的法制框架？

    回忆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阶段的改革开放迅速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受益于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不但引入外竞争压力，而且开了13亿中国人的窍儿。第二个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最多的是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我们说是“狼”来了。由于狼来了，我们努力与国际规则接轨，过去十年取得了进展。但是不可否认，这种进步来自于申请入世的15年，所带来的改革效益要大于入世后的十年。现在我们在呼唤改革，现在面临的困境，谈的最多的是TPP，谈的最多的是中日韩的自贸区，其实这里头有一个类似于WTO的外部压力，也就是我们下一步能不能以建设一个高标准、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我们未来15年的改革。我们能不能在未来的15年，把它做成一个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我们有没有勇气接受中日韩签订高标准的（MTA），我们有没有这种力度来研究与美国、欧洲、印度，讨论建立起一个高标准的MTA，通过与狼共舞来推动我们下一步走向法制、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革之路。

    

     段永基：50人论坛现在越办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对论坛2012年的工作，我提点建议。

    第一，希望每年讨论的主题更集中一点，可以有两类：一类是基本性主题，一类是应对国内外重大事件或者中央领导交办的主题。以基础性主题为例，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大跃进，又大公社，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接轨，社会主义既然是共产党领导，政府权力支持国企，这是社会主义要求的。市场经济怎么和这三个接轨呢？我们越弄越糊涂。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除了实体性，还有价值性。世界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到底国营企业现在说是长子，那我们是第几个儿子，我们不是基础的是什么？这个讨论比较多。

    另外，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计划体制下是一致的，在市场体制下一致不一致？全民所有制到底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没有价值体系？自由、民主、竞争、公平、法制是不是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体系？这方面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希望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能够给一点时间和空间研究，给我们企业界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