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局面，出乎很多人意料。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于农民观念上。认为是观念上的误区，让一些农民，尤其是农村姑娘，对做保姆嗤之以鼻，更谈不上为做保姆而接受培训。

　　其实，观念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富平学校的创办者一直忌讳“盈利”这个词，但从该校办学模式看，这所学校无疑是个经济组织。尽管他们一再称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也一直强调不能亏损，亏损就是失败的观点。从这些不难看出，富平学校的性质，或者是企业，或者是介于企业与公益事业之间的实体。那么，如何创办、经营好这样的经济实体，是茅于轼、汤敏们无法回避的课题。

　　但是，经济学家毕竟不是企业家，更不是教育家，懂宏观经济未必能弄懂企业的微观管理，也未必能办好学校。这才是导致富平困局的根本所在。

　　例如，任何项目的决策，尤其是立项前，都应该进行充分而具体的市场调查、科学而严密的可行性研究等，这些在大多数企业家和教育家那里不是问题，但却成了富平学校的大问题。茅于轼、汤敏在创办富平学校前，恰恰忽视了这些关键环节，而是靠以往经验及宏观判断来决策。

　　此外，过多地依赖政府，也是富平困局的重要原因。经过市场经济的磨砺，不少企业家懂得，找市长不如找市场。而当富平学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反其道行之，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茅于轼以经济学家的视角为政府算了一笔账：假若某个地方政府一年输出100人，按每人800元补贴合计8万元；富平学校毕业生在北京年人均可得5000元，100个农民两年总收入就是100万元，是政府投入的10多倍。这些钱汇回当地，或用于消费，或用于投资，都将活跃当地经济，增加就业等。然而对地方政府来说，这种算账方式显然太遥远，也不现实，不买账也在情理之中。况且，政府也不太好干涉经济实体的具体事宜。

　　这种依靠行政推动来办学的思路，可能暂时能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市场的问题，最终还必须靠市场来解决。可见，链接理想与现实的，仅靠经济学家的良知和热情，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