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从统计数字看，我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经济过热势头得到了遏制。具体来说，经济过热有什么弊端？

    樊纲：在经济过热之前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目的是防止中国经济陷入萧条。这几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的高增长，投资高速增长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大量中国企业开始投资更新生产设备。第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吸引外资大幅度增长，带动了国内相关企业的投资增长。第三，入世后，中国产品的出口限制少了，出口大幅增长也推动了国内出口企业大量追加投资。比如去年有段时间，中国纺织行业投资增长率竟高达600％。第四，中国城市化建设开始加速，现在各地都在大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区、大学城更是一拥而上。这些投资是好事，但如果同时进行，就会使能源和生产资料需求大幅增长，出现供给瓶颈并引起价格攀升，比如今年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就达到了10％，这种短缺甚至还影响了全世界的能源和生产资料供应价格。而价格的攀升反过来又刺激了投资的增加，形成过度投资。人们这时往往认识不到的是，这么高的需求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一旦需求下降，大量投资就会变成过剩的生产能力，造成产品积压，大家竞相杀价，陷入恶性循环，进而出现通货紧缩。因此，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陷入萧条，就必须在经济过热之前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

    记者：有人说，消费没增长就不会过热，这种观点对吗？

    樊纲：有人说，投资增长是为了消费，消费没有高增长，中国经济就不会过热。持这种观点的人，缺乏经济学基本常识，因为导致总供求关系失衡（即过热或过冷）的那个当年的最终总需求，是由三部分组成，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投资是要在今后许多年用的东西，当年看就是最终需求。消费不扩大，投资多了，总需求就是多了，供求就失衡了。中国的消费增长历来是比较平稳的，即使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过热时，消费的实际年增长率也不过10％左右。从中国的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的消费不会自动地出现更高的增长，投资多了，在短期内会带动就业的增长和工资总额的增长而推动消费的增长。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经验上看，投资历来是决定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出现过热从来也都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而经济不景气也是由投资的萎缩造成的。

    记者：有人认为消费品价格没有大幅上涨，也就不是过热，对此，您有何看法？

    樊纲：根据经济规律，消费品价格上涨不会出现在经济过热之初，只有在经济过热现象非常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上涨。因为在经济过热之初，厂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运用新技术消化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所以消费品价格不涨也可能引起过度投资，过剩的生产能力，最终导致通货紧缩。在观察经济过热趋势时，首先要看的是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要是消费价格已经大幅度上涨，那就不是防止过热，而是经济已经大热，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就目前中国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和世界市场的情况来看，如果经济过热不到很高的程度，消费品价格不会出现高额通货膨胀。所以，现在防止经济过热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高额通货膨胀，而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导致投资过度，形成大量过剩生产能力，最终出现深度通货紧缩。

    记者：一些相对落后地区的政府官员认为是局部过热，而不是总体过热，有没有道理？

    樊纲：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拿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过热部门（局部）来看，为什么别的部门不热，偏偏是钢材、水泥、电解铝热，建材、建筑机械部门热？恰恰是因为投资总量太大了，大家都搞投资基建，都要用钢材、水泥、电解铝、建筑机械，拉起了这些部门的需求，才有这些部门的价格上涨、利润高升，从而引诱人们蜂拥而上、投资过度。这种所谓的“局部现象”，其实正是宏观总量失衡的表现。这次的情况可以说是典型的由投资总量过大所引起的供给瓶颈的问题，表现是局部的，但根源是总量的。这个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仅依靠所谓的“产业政策”去限制那些所谓过热产业的投资，而不去从源头着手，控制总投资规模、信贷等总量，是抑制不住经济过热，也抑制不住那些所谓过热产业的投资高涨的，因为只要那些产品的价格因为总需求的过热而高升，投资者就还是会想方设法绕过你的产业政策挤到那些部门去投资。

    记者：有一些人认为去年以来即使有一些过热的趋势，但还没有真正过热，就不应该太早采取调控政策，您认为政府宏观调控是否早了？

    樊纲：要想使经济波动小一点，就需要动手早一点，在经济还没有过热的时候就要抑制它。去年6月底，我们开始讨论是否存在经济过热趋势，这引起了一些企业家的反感，他们抱怨说，我们刚过几天好日子，你们就说什么过热不过热。有的企业说，只要再给他们半年时间，他们就发了，因此不要谈过热，但实际上，如果不进行宏观调控，他们的损失会更大。真正的问题是：对这些企业家而言，什么是好日子？是在8％—9％的水平上持续增长几十年好，还是以20％—30％的速度增长几年然后一下子掉下去、砸锅卖铁的好？其实中小企业在经济波动当中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大企业资金雄厚、基础扎实，他们有一百个办法渡过难关；中小企业就不一样了，他们底子比较薄，一旦出现经济起伏，就会大量破产、倒闭、清盘。相反，早一点调整，热度不高，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不大，企业受到的冲击就会较小，比较容易渡过难关。

    中国经济这次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实现软着陆，就是因为这次的宏观调控采取的比较早，在经济还没有很热的时候就采取了一定的调控措施，投资增长基本刹住了，经济热度并不高。我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会略微下降，明年会保持在8％—9％的水平上，这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速度。

    记者：目前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现在是民营企业投资了，搞市场经济了，政府没必要进行宏观干预，您持什么样的观点？

    樊纲：搞市场经济了，不需要政府宏观干预了！这恐怕是现在最流行的、最时髦、最“改革”的一种说法，但也是最似是而非的一种观点。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波动从来都是由私人企业的预期错误、对利润的强烈追求动机推动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没有政府干预私人投资，结果导致七八年就出现一次经济周期，不停地过热、萧条、循环，不断地砸机器、不停地破坏生产能力，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大萧条”，经济危机把全世界50％的生产能力消灭掉，才用这种强制的办法恢复了总供求的平衡。在那以后才有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有了格林斯潘们在那里不断地对市场进行一些干预。

    我们是发展初期的市场经济，我们的企业家还是第一代的企业家，第一代的投资者，还没有市场经济的风险意识，还没有经历过许多市场的波动，还不知道如何防范风险和驾驭市场波动，我们的经济就更容易出现波动。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就更不能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政府干预的手段、政策的合理性等问题当然是需要认真研究讨论的，政府的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如果政府眼看着经济沿着过热的轨道滑下去而不管，那才是一个失职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记者：有些企业家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使企业受到了冲击，受到了损失”，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樊纲：前面说过，假如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当前的经济可能还在高增长，甚至更高地增长（今年也许就是14％的增长），大家也许感觉良好，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最多明年或后年，市场本身就要进行强制地调整（经济危机），那时大家的损失会更大，大许多倍！现在进行正确的、适度的宏观调控，恰恰是在减少大家的损失，甚至是避免许多企业最终的倒闭！所以损失是“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而不是反波动的政策造成的；现在不受一点小损失，将来会受更大的损失！宏观调控恰恰是减少了损失，而不是造成了损失。（记者 董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