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的学术生涯差不多是从50岁开始的，想一想，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也正因为此，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不敢稍有懈怠，总在努力地工作和补课。我知道，我们这一辈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直到晚年才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得以做一些工作。”
有很多人，在我之前，和我同时，在我以后，坚持市场这个改革方向
《中国青年》：咱们国家的好几位著名经济学家都有一些特殊的别号，比如，“杨承包”“厉股份”等等，您被人们称作“吴市场”。您被冠以这个别号已有十多年了。十多年前，我们国家还没有明确要搞市场经济，只是在谈论是“计划取向 ”还是“市场取向”的问题，那个时候，您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有一些压力的吧？
吴敬琏：那个时候给我这样的称谓并不是褒义的。
《中国青年》：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吴敬琏：我觉得有两条：第一，它是不是真理？它是真理；第二，它是不是有利于我们这个民族，有利于我们的人民？是的，它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有了这两条，我想这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就在那儿了。
《中国青年》：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
吴敬琏：那是1990年7月，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召集过一次讨论会，主要是讨论经济形势。我是第二个发言的。第一位发言的同志说，当时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经济混乱啦，通货膨胀啦，腐败啦……这些我也有同感，但是他的结论我不同意——他说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市场取向。
《中国青年》：您的发言跟他针锋相对？
吴敬琏：是。我说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我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本身就是不妥当的。应该明确：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为商品经济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肯定的，而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只能说是“市场调节”呢？
《中国青年》：当时在座的有江泽民同志。
吴敬琏：是。还有当时的总理李鹏，乔石同志也在。有一位经常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的同志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我说怎么没讲过呢？邓小平就讲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他说没有，文件没有。我说录音大家都听过了。他说那不行，要以最后的文件为准。结果大家就争论起来了。争得很厉害。当时主张市场经济的有三个人，薛暮桥、刘国光和我。薛暮桥当时很激动，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个书面报告给中央，阐述他的观点。
《中国青年》：当时有多少人反对你们的观点呢。
吴敬琏：将近十位吧。这个座谈会之后的一天，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听说最近国务院领导在你的一个报告上批了一句话：“市场就那么灵吗？”我说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接着说：有一种说法，北京经济学界三个代表人物，叫做“ 有计划”“吴市场”“杨承包”。那个时候这样说，显然是说我的观点跟中央意见不一致了：中央明明有一个口号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你偏要想搞什么市场经济。经济日报不是有一个讨论吗？题目叫《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后来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吗？那个讨论的声势还是挺大的，意思就是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提法是不能变的，可以讨论的问题只是怎么结合。反正他们认为那个提法不能变，但我认为就得变。
《中国青年》：现在再听人称呼您“吴市场”是什么感受？
吴敬琏：实际上，有很多人在我之前，和我同时，在我以后，坚持市场这个改革方向，有很多很多人，不止我一个。我总觉得，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
为人民的利益立言
《中国青年》：大众，包括许多媒体对您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前几年的两件事儿：一是网络泡沫，另外就是基金黑幕，您当时发表了一些见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别的专家不愿站出来说话，而您却站出来了呢？
吴敬琏：我也听说了，一些报刊想请我们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发表意见，但他们都有很大顾虑，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
《中国青年》：您没有顾虑吗？
吴敬琏：我的朋友、经济学家刘遵义也曾经说过：这是意料中的事情，“断人财路”嘛。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科学，它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它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职业道德。
《中国青年》：作家张平谈到反腐败的时候，讲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现在的知识分子，经常在桌子底下说话。如果需要在桌子上边说话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保持沉默。因为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进入到既得利益的群体。他说知识分子的这个集体沉默，是导致目前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敬琏：张平的这种判断，我觉得有偏颇的地方，就是把不伸张正气完全看成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应该要求自己为人民的利益立言。我们首先就要没有任何顾虑地说明，它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我们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应该自律。但是，应该考虑到还有个环境问题。所以我要呼吁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官员，要给知识分子，要给经济学家敢于直言的这么一个比较宽容的环境。
《中国青年》：我们看到，您在为人民的利益立言的时候，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
吴敬琏：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多，该说的还是要说的。股市泡沫要挤掉，基金黑幕要曝光，否则有序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实现。
是的，那些日子，我经历了一些人身攻击，甚至恐吓，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受了最多的理解和支持。北京和外地的许多经济学家打来电话或写信声援我。有一天，我爱人在街上遇到一位女士：“您是吴敬琏教授的夫人吗？”她说，“我在电视上见过您。”并且告诉我爱人，她退休了，在炒股，这次赔了钱。她所在的证券营业部里炒股的人有的骂我，但是她认为我是对的，她表示支持，并让我注意安全。这让我很感动。
《中国青年》：就在这一年，2001年的“两会”，关于股市泡沫、关于基金黑幕，要求采访您的记者太多，大会不得不在京丰宾馆召开您个人的记者招待会。您这一天格外痛快，您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于是记者们便抓住股市的问题问个不休。当一位记者问，您对股市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是有些中小投资者认为您使他们赔钱，而对您进行指责，您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当时，我也在场，你引用了捷克伏契克的名言：“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可要警惕呀！”
吴敬琏：不是吗？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中国青年》：我们知道，您生长在一个有着三代民族资本家历史的家庭里，18岁以前生活过的地方有南京、北京、重庆、香港。这种家庭出身，再加上大都市生活的经历，应该说，它给了您一种社会观察的视角，同时也培育了您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深厚宽广的学养——写《吴敬琏》传记的作者柳红说：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成就了您，使得您身上既有“贵族”式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又有对国家前途和平民百姓的关心。
吴敬琏：关于“平民百姓”，我想说两句。不止一个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当政府经济学家？我说，难道当了政府经济学家就道德低下了？你不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吗？不是要为人民造福吗？你在政府机构里面，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啊。另一方面，我又把诘难者指责我过多地为中小投资者说话，有太多的“平民意识”，看作是一种表扬，只怕自己的工作当不起这样的赞誉。我理解所谓的平民意识，就是经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尽力为多数人谋利益；而专业精神则除了专业知识、能力、责任心之外，也包含着特定的信念和道德。依我看，这种信念和道德恰恰同我所学习的经济学理论和秉持的科学精神是统一的。
《中国青年》：从您的经历中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并不一帆风顺。
吴敬琏：那当然了。我们过去往往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好像人不是红脸就是白脸两种——只要把保守的阻力给摧毁了，改革就能成功。殊不知啊，改革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有的人，他打着改革的旗号去谋自己的利益，甚至就是盗窃国库和人家口袋里的钱。在股市上圈钱，那不是损害股民利益吗？还有，操纵股市，造势做局，那不是直接把人家口袋里的钱，弄到自己口袋里来了吗？还有的搞“老鼠会”，那不是等于掠夺吗？可是打的旗号都是改革。改革虽然开始了，虽然正在快速地进行着，但是还有许多问题……
《中国青年》：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吴敬琏：1998年，我和汪丁丁在一次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中谈起了防止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这个话题。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老一点儿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想扼制已经出现的这种苗头，避免其恶性发展，惟有：在经济上，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在政治上，实现法制。
我是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了市场经济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我对经济学的执著沉迷，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求索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学以致用”古有明训。既然我从自己的曲折探索中得到了中国荣辱兴衰系于改革的结论，自然就应当身体力行，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贡献给经济改革这一伟大的事业。
《中国青年》：我知道了，为什么，人们对您的印象是：您的嘴对着领袖的耳朵，您的脚却站百姓的中间；您大半辈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但是满脑子市场经济的思想。
吴敬琏：过誉啦！应该说我是接受了很多我们经济学界的前辈、我们经济研究所的前辈的教育。他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我要达到他们那个境界还差得远呢。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中国青年》：在您所提到的前辈中，我们大概最熟悉的就是顾准了。
吴敬琏：“文革”中，我被定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经济研究工作是不能再继续了。1968年，我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改队劳动。在干校，我脱过砖坯，盖过房子。也是在那里，在“牛棚”里，我遇到了我的老师和挚友——顾准。在他的帮助和启发下，我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我们二人一起分析中国的问题，虽然对其中的某些问题看法不一，常常争论得互不相让，脸红脖子粗，但在思想上能互相启迪和补充。是的，我也觉得不可思议，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
文化大革命后期，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患的是肺癌，查出来时已是晚期，但还是天天带着个冷馒头到北京图书馆去查文献写他的著作。他认为这样一些著作会对中国人、会对全世界的人有好处的，虽然这些对他自己已经没有意义了。
《中国青年》：那是哪一年？
吴敬琏：1975年。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不治了的时候，跟我作过一次谈话，他说谈完了你就不用来了。我说不会的，医生有办法能够治好你的病。他说你要相信科学，我很快就会不能说话了。后来有一次，他托人带信给我说他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有一些好像原来是看“老虎”的人现在在他周围，他问，你是不是能够来看我？其实那就是他的最后一天了。他弟弟说要让他休息，可是他没有。他们都走了之后，他跟我说了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打开行军床休息吧。然后就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有着鲜明个性的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对于他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都还只能说是顾准的外部特征。如果要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或许，有人会说他“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确，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只要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反对。我想，这是我最敬重他的地方。在纪念他80岁诞辰的演讲中，我说，我们要达到他这个境界大概是不可能了，但是应该向这个目标努力。
《中国青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吴敬琏：忘我的境界。
《中国青年》：您也一直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吴敬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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