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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改革难题难在哪里
作者:黄锫坚    时间:2004-09-13    来源:经济观察报    阅读:1521次   
    人们总把林毅夫与诺贝尔奖有意无意地联系起来。上世纪80年代,林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深造,师从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几个月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在杭州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林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林却谦逊地认为,中国未来一代才有可能摘取桂冠。他深信,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担任过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林毅夫,也往往被人视为官方经济智囊。这位微笑的仁者,坐镇北大朗润园。他如何参与和影响高层决策,是人们好奇的问题。从发展战略、三农问题到国企改革,林的言论不时见诸报端。

    在独立学者和庙堂参谋之间,在学术和管理之间,林毅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让我们听听他对自己的学术历程的回顾。

    经济观察报:您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学术思想十分丰富,能否大致谈一谈20年来的治学线索?

    林毅夫:我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想了解改革前为什么体制是那样,改革之后体制应该如何变革。1988年,我对传统体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当时遵循的赶超战略,与那个发展阶段所拥有的要素禀赋是相违背的。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短缺而相对昂贵。但我们优先发展的却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这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

    为了建立这样的产业,只得采取一系列扭曲政策,如压低价格、压低汇率,然后用行政的方式,把这些稀缺的资金和原材料根据国家计划配置到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这一整套政策体系、发展战略,牵涉到许多部门,包括金融、财政、外贸,甚至人口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等,各方面都可以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

    在这种体制下,由于市场竞争被取消掉,在考核企业时,无法克服各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所以要采取各种行政性干预,来剥夺企业的微观自主权。

    这套想法我基本上是在1988年就形成了。此后,我基本上是用这套体系来解释过去的现象,以及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是能够解释得比较透彻的。

    经济观察报:关于国企改革,您当年和张维迎等人有争论。最近郎咸平的观点也引起许多舌战,您的看法如何?

    林毅夫: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从要素禀赋、发展战略这个角度来研究问题。最初比较侧重分析政府的角色,最近几年慢慢提出了一个微观基础,即企业的自身能力问题。

    我的看法是,经济学的规范有两个,一是内部逻辑自洽,二是它的推论也必须和经验事实融洽。在理论交锋的时候,也必须坚持这两个原则。

    1994年,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我和张维迎有一场比较大的争论。按西方的理论,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就在于国有嘛。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关键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国有企业都有政策性负担。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所在行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我称之为战略性负担;第二,过去一个工作岗位派几个人去,冗员、养老保险等,这方面我称之为社会性负担。

    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首先在于政策性负担。如果没有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不一定就经营不好。

    1995年时,我和张维迎的争论更多是在理论层面,现在可以从实证方面分析。苏联东欧经过10年改革,已经全部私有化了。当时那批被私有化的企业,只要政策性负担不消除,政府仍然要给它补贴。补贴不仅不会减少,可能还要增加。2002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第一个十年》,回顾苏联东欧改革的10年。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了我当时的看法。

    只有把政策性负担剥离,才能谈到产权改革。

    郎咸平的看法和我比较一致。他认为,国有不一定就经营不好。我认为,在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不一定经营不好。比如,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是国有的,它几年前收购了日本的日产公司,日产是一个完全私营的公司。为什么一个国有企业会收购私营企业?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汽车产业是其比较优势,而雷诺又没有什么政策性负担,没有养工人的负担。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一个企业赚不赚钱,取决于其管理好坏,责任很清楚。经营好你就是经理,该奖励就奖励,该升迁就升迁;要是经营差,根本没有理由推脱责任。

    经济观察报:和私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层级是否更多呢?

    林毅夫: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层级多一点,并不一定是问题。我打一个比方,这个玻璃是透明的,我加一层、两层、三层,还是透明的。如果玻璃不透明,一层就不透明了。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市场当中,真正造成企业经理兢兢业业管理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产权,而是市场竞争,而且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当年,和张维迎的最大争论就是在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以您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经历了20年改革,在西方受过教育。您的定位和社会任务是什么?

    林毅夫:经济学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中国的士,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社会的责任。今天的经济学家,应该对中国的现代化和进步有责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价值取向。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大问题,如果你对这个大问题有贡献,那么当然也可能影响基本理论。我认为,改革和发展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现象产生的,而发达国家的微观行为一般政府不会直接干预,直接干预的领域很少。那么经济学家把企业具有自身能力作为暗含的假设,是很恰当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普遍的现象是,政府对经济运行有太多的干预,对产业选择、技术选择有太大干预,这就导致一大批企业在竞争中实际上是没有自身能力的。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可以构建一套发展理论,甚至一般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出现的许多问题,我个人在这方面仍继续努力,在理论模型和经验事实方面,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经济观察报:当前改革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问题确实很多,地区收入差距、金融、国企改革、腐败现象等等。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共同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走出困境。

    比如,三农问题和地区收入差距有高度相关性。中国这么大,各个地区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东部是人才,中部是农业,西部是矿产资源。一直到前几年,为了保护和补贴主要的国有企业,主要矿产的价格是压低的。一般农产品的价格也是压低的,比如粮食、棉花。矿产资源是国企的投入要素,粮食是国企低工资职工的生活必需品。这些价格的控制,都是为了国有企业。

    可以看出,我们是从中部拿到农产品,从西部拿到矿产资源,补贴东部的比较优势——制造业,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这样地区收入差距当然越来越大。

    第二,要提高农民收入,最主要的办法是减少农民、城市化。减少农民,城市里必须有就业机会。最多的就业机会,来自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发展也不少,可是它们的发展有两个障碍:一是市场准入的障碍,一是金融服务的障碍。市场准入障碍很多是因为要保护国有企业。金融方面,能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是中小金融机构。但我们基本上不允许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所以,农民收入很难提高。归根结底,还是国有企业的问题。

    第三,贪污和腐败,最重要来自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是市场准入方面的干预,一是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不管是垄断,还是对价格的扭曲,都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要彻底转型,必须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对于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我提出了四个政策建议:第一,如果它的产品是国防上绝对需要,又不可能从国外进口,那就只能继续补贴。任何国家都一样。美国对其国防产业也是补贴;第二,如果它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它在国防方面不是很敏感,比如通讯产业、石化产业,资本很密集,国内有很大市场,这种状况下,可以用市场换资金的方式,让这些企业直接到国外上市。或是和国外企业合资,直接用国外资本,等到它获得国外资本,就会获得自身能力。此后就变成了管理的问题;第三,如果它的产品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那么也就没办法获得国外的资本,那只能转产。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上都有工程设计力量上的优势。利用他们人力资本上的优势,让它去转产,生产国内有很大市场,同时又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就有可能获得较大的自身能力。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四川长虹、嘉陵摩托车;第四,如果它的工人都老化了,产品又没市场,我想惟一的办法就是破产。需要破产的企业,在大型国有企业里面,我觉得并不多。因为大型国企的人员素质,是高于中国平均的人力素质的。

    我的看法是,只要没有政策性负担,对大型企业来讲,很难说国有就一定经营不好,私营就一定经营好。实际上只能在竞争中决定谁好谁不好,经营不好,就可能被收购。我觉得,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讲,实际上产权就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市场竞争,如果没有市场竞争,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垄断企业的经营效率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