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产权改革，一个在经济界早已形成共识的问题，一个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业已清晰并不断感到迫切的问题，有必要因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企情况的‘海外来客’的观点而重新讨论吗？”沪上知名经济学家这番话，道出的是一大批国内著名经济学者不愿回应郎咸平的真实想法。

    但争论并没有因此而平息。昨天，10位京沪学者在沪发表联合声明，声援郎咸平，其中有3位上海学者。

    也是在昨天，目前国内经济界颇有名气的、本报同时参与的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讨论的话题恰恰就是国企产权改革。与“联合声明”不同的是，与会知名经济学者对郎氏之言并不感兴趣，但对国企产权改革的既定方向持肯定态度。主持会议的上海大学教授陈宪一开场就直奔主题———如果不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相适应？MBO（管理层收购）方式究竟行不行得通？

　　MBO，非产权改革模式

    备受争议的MBO，并非产权改革模式。复旦大学教授华民一句话，其实反驳了郎咸平以否定MBO来否定国企产权改革的说法，虽然华民本人是MBO的坚定反对者。

    对当前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症结，华民归纳为三个“软约束”：一是国有企业本身继续存在软约束，产出占GDP的30%，占有的社会资产却占到70%；二是预算存在软约束，投资额不断突破预算额；三是上市企业股权软约束，一股独大，结果国有大股东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加剧了中国股市基本面的恶化。

    所以，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决非简单的会计问题；所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进行，用任何理由来反驳国企改革的大方向，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根本不了解中国实情。华民连用了两个“所以”。

    从世界经验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有3种方式：前苏联、东欧的大私有化，大家从公权中分自己一份；英国式的公开市场出售；美国常用的MBO。前苏联模式证明不可取，因为当前的公平隐含着远期的不公平，且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英国模式虽好，但中国不具备市场操作基础。“我们正确地舍弃了前苏联模式，又不具备公开出售的市场条件，结果选用了实为争夺控股权而非产权改革模式的MBO。”在华民看来，MBO就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一批海归派力主的，它无法明晰产权，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又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不能因为方法否定方向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不能因为局部操作上的失误而否定全局。这是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昨天聚会“圆桌”的人们相继阐述了此观点。

    上海社科院教授周振华认为，传统体制之所以效率低，因为公权（权力）很大，私权（权利）被压制，产权改革说到底就是原来的一大块公权如何转化成权利。因为市场经济是选择的机制，选择的前提应该具有广泛性。国有企业是公权的一个载体，如果这个载体继续保留，那么公共权力怎么会缩小，怎么保证不侵犯私权？既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么国有资产的有序退出在逻辑上与这个方向是一致的，当然“退”的方式，如何更公平、更有效率，这是需要探讨的。但这只是操作方法上的问题，与改革大方向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

    华民进一步指出，产权改革非常紧迫，退回去或保持现状，资产将会更快地流失。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光是企业本身，还有整个经济体制结构的问题。把方法上的错误说成方向上的错误，这本身就是错的。我们的途径是继续往前推进，找到可以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把方法的问题说成是方向性错误，来反对国企产权改革。

    复旦大学石磊教授和上海交大费方域教授对此点评，现在应该考虑如何深化改革，而不是要不要深化改革。我们已经摸索了很多克服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方法，现在应该总结这方面经验，但不应该把全部改革推倒重来，毁了整个改革成果。

    有关MBO的新辩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则是MBO的支持者。

    张军认为，跳出“公平”看MBO，“MBO还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他说的“公平”更准确地说是“平均主义”。现在批评MBO的声音，前提是每个人生产率一样。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管理层因为MBO得到多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生产率更高”。张军表示：“如果说这里有国有资产流失，我也认为以比较优惠的价格把部分产权给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家是必须的，毕竟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整个国企产权改革的过程就是发现企业家的过程，就是提高生产率的过程”。

    不可否认，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但MBO的确是目前博弈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法，博弈各方包括职代会、银行、国资委等。这种来自基层的经验总结，看来还有待经济学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专家坦言，目前很多人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否定MBO，说到底还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用老的定价机制来看新的定价机制可能产生的价值缩水，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想想，为什么我们能接受溢价，却不能接受流失呢？也许这就是国企改革需要付出的成本。当然，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防火墙”，也迫在眉睫。上海财大教授朱保华说，产权改革在具体方式的选择上要有所考虑，如MBO可公开竞价。

    问题是MBO真的能发现企业家吗？来自欧美的一份权威调查显示，管理层的股权比例如果在5%以上，管理层就会谋私，就会去做资本家，而不去做企业家。美国一些大企业之所以出问题，就是管理层股权比例过大。这也正是反对MBO者的理由。

    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

    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这是昨天与会学者提出的又一观点。

    对于“好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的说法。华民不以为然。他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垄断定价，其利润是依靠转移支付得来的。而指责“中国民营企业长不大”就更不公平，因为现金流都配置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得不到现金流，市场准入制度上对民企存在明显的歧视。因此，怎么能说民营企业家没有把企业做大？相反，能够在不享受“国民待遇”的条件下把企业做到这样程度，中国民企真的很了不起。华民建议持“国企优于民企论”的人士到各地走走，到一些民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看看，眼见为实嘛。

    当然，改革进程中出现争论并不是坏事。4年前美国发生的世通、安然公司股票灾难，也是由一位学者首先在媒体上予以公开揭露，并提出“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团混乱”，当时在美国引起了一场大讨论，相关法规作了相应修改，结果公司治理结构进步了。学者们指出，我们需要争论，更需要建设性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