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9月16日电

　　“郎顾之争”在中国经济学界引发的争论仍在升级，其争论的内容也从经济学家的立场和良心之争，渐渐触及国企产权改制的核心问题。

　　两天前，在诸多“主流经济学家”纷纷表态之后，北京和上海等地10名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公开支持郎咸平的观点。而作为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周其仁，今天再次对郎咸平提出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作出回应。

　　他提出，国企改革大体上应该分成三类来做处理：一类是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此类行业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入竞争，打破垄断；第二类是大量中小国企，它们经营困难，负债沉重，核心问题是解决债务问题和中老年职工的安置；第三类则是在竞争市场中形成的优秀企业，海尔、TCL等属于此类，企业家和工人对国有资产形成也有贡献，关键是“怎么把这个贡献找到一个妥当的比例确定下来”。

　　周其仁是在今天新浪网站的直播中做上述划分的。此前，他在媒体上批评郎咸平，“这位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人’的公司财务专家，有没有受过起码的逻辑训练，为什么他的思维如此缺乏最起码的一致性？”

　　郎咸平一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发生的国有资产被侵吞问题提出质疑，并认为，国有企业管理者只能是国有资产的“保姆”，不能因为他们把房子打扫干净了，就摇身变成“主人”。

　　周其仁表示，对于海尔、TCL这种公司的管理层，应该通过合理的方式（比如通过产权市场公开交易等），用产权形式承认他们的贡献。否则，人们说你们这个体制有问题，干好干坏一样，不利于鼓励后继者。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今天也就此话题发表看法。他认为，在一个企业当中，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者给足激励是最好的约束，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他们的人力资本贡献。“理论上非常清楚，如果激励不到，（企业）肯定难以保值增值”。

　　他认为，这个问题，只能有赖于改革的深化。“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真正到位之后，国有企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其投资主体、产权结构都是多元的。到那时，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所谓产权才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的产权才能落实”。

　　王忠明认为，“国退民进”的提法有些片面，“国有企业”与“国有产权”是两个概念。他说，“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可能要有相当规模的战略退出，而国有资产却需要实行战略集中。

　　“国有资产的载体不应当再像以前那样，以国有企业为惟一载体。”王忠明举例说，中石化、中石油等大型国企中，一部分资产已经是公众企业性质了。

　　由此，王忠明表示，“恰恰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能够更加有效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都透明了，公开了，有价格了，有交易的结果了，无所谓低估贱卖了”。在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的框架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应该适当加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仍然对周其仁今天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那些“好国企”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关键还是其所处的整个行业在近20年中处于上升阶段，中国的“好国企”大多集中在电子、家电领域，同时，其发展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分不开，没有理由因此就可以把企业卖给经营者。

　　他认为，对于那些处于经营困境的国有企业，也不完全是“产权问题”导致的。企业有自身的生命周期，不能因为某些行业的国企死掉了，就认为是国企制度本身出现问题。

　　他赞同对不同类型的国企，在改制上应该做不同的划分和处理，也应该给予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以“奖励”。但是，“你可以给很高很高的薪酬，就是不能出卖产权，这完全是不合法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国企改制问题的提出，不仅针对海尔、TCL这样的企业，更针对大量存在的打着“产权改制”幌子来侵吞国有资产的基层案例，并且受到媒体和普通民众极大的关注。

　　他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引起如此争论的前提下，应该“放缓”或“叫停”。“既然在程序上和制度设计上还存在重大争议，为什么非那么急着改呢？”他不赞成在涉及国有资产改制这样重大问题上，采取“先实践了再追认”的思路。

　　据悉，本周末郎咸平将在上海对近期各方的表态作出进一步回应。目前，经济学界对他的看法基本上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并且在许多观点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立场。

　　左大培对记者说，事实上，支持郎咸平的一方多年来观点都是一致的，但他们的意见被“边缘化”和“淡化”了，并没有引起媒体的重视。“你看到的这种分裂源于既有的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