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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上海研讨会纪要(五)——(论坛成员)蔡昉发言
作者:蔡昉    时间:2012-03-24    阅读:27127次   

论坛上海研讨会纪要(五)

(论坛成员)蔡昉发言

(论坛秘书处整理) 



        吴晓灵:请蔡昉先生发言。

        蔡昉:我从全国的一般变化趋势谈起,结合国际经验,对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一些建议。

    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的变化来看,未来一、两年人口红利就会消失。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15-59岁的人口(就业人口群体)从2010年已经开始下降,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呈现出绝对数量的下降(图1)。总体上估计,不到2030年中国就会达到人口顶峰,而且可能不到14亿人口。这给我们提出了人口红利消失的警示,劳动力供给的约束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农民工转移、就业和生活在城市的制度条件是逐渐改善的,但是增长速度变慢,原因很简单,没有那么多人了(图2)。劳动力短缺,工资就要上涨。2004年之后,普通劳动者工资加速上涨,去年农民工真实工资上涨21%,按照二元经济理论,出现普通劳动者短缺和工资上涨就意味着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图1



图2


    中国的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消失?所谓人口红利,就是劳动力供给充足,养老负担较轻,可以实现较高的储蓄率。我们目前就处于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图3),最迟不会超过2013年。这样,第二个转折点也到来了。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劳动力开始短缺,虽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还要进行主观判断,但无论如何,工资上涨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比较优势。第二个转折点则是确定的,就业人口不再增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我们有多少时间进行调整。

    
图3

     我对中国、日本、韩国进行了比较。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是1960年到达,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是1990年以后到达,两个转折点之间有三十多年的时间。韩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1972年到达,人口红利消失点是今年或者明年,两个转折点之间有四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2004年到来,人口红利消失点可能是明年,中间只有九年的时间。很多人不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那么这两个转折点之间的距离更短,甚至没有距离。人口红利绝对意义上的消失,劳动力人口绝对意义上不再增长,这对中国来说是资源禀赋结构上的根本性转折。从国际上来看,从中等收入成功转为高收入而没有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寥寥无几,中国这两个转折点的间隔时间很短,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而未富先老的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例子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

    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但在高收入水平上陷入经济停滞,其中有一些教训可供吸取。中国劳动力短缺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在于用什么办法来提高,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大,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不断投入资本,最后资本报酬递减,经济增长无法持续。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做出重要贡献是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它贡献的份额在中国是逐渐下降的,如果这个贡献下降的趋势持续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就是日本的情况。日本在1990年以后靠资本深化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贡献了91%,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15%,因此在1990年以后日本陷入彻底的停滞,如果中国遵循了日本的轨迹,就会落入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图4)。

    
图4

    再讲一下新加坡,这是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例子。世界银行在90年代初提出的东亚模式遭到很多质疑,因为有很多数字是新加坡的,因此批判东亚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特别是提出了新加坡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增长,认为这是不可持续,当然新加坡的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反击。但是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项正确决策,就是确定了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2%的目标,所以新加坡到目前为止发展得很好,还具有可持续性。另外,在劳动力短缺和国土狭小的情况下,新加坡形成了劳务依赖模式,高度依赖外来人口,新加坡的GDP有40%来自外来人口。

    回到上海这个主题。上海在很多方面是领先的,比如率先在全国省市中跨越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人均GDP1.2万美元以上,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上海已经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大大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另外,上海的老龄化也是率先的,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的平均水平是未富先老,而上海是先富先老,既率先实现现代化,也率先应对各种挑战。我拜读了上海市提供的材料,对上海提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四位一体的战略非常赞同,这符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通过创造性毁灭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办法,大家可能担心承受不了,日本就是前车之鉴,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多创造、少毁灭,因此从低端向高端产业的转变应该成为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手段。

    提几点建议:第一,服务业发展不足固然是正确的命题,但是发展慢并不是供给制约,而是需求制约。要把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创造需求上,产业集聚和人口聚居不仅是生活服务业的前提,也是产生现代服务业巨大需求的关键,作为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第二,和樊纲的观点比较接近,现代服务业需求来自于上海和长三角新的比较优势相关的产业延伸需求。服务业的发展与否和健康与否,在于与制造业的距离,距离太近就没有分离,太远则过度虚拟。因此需要研究和对接制造业的升级趋势,产业需要多样化以创造更多更新的需求。第三,现代服务业具有创意密集型特点,包括人力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创新通常发生在云深不知处。因此有更多的需求就有更多的创新产生,有更多的产业发展也会有更多的创新点出现。上海就是一个创意交汇的地方。第四,上海不是新加坡(城市国家),而是中国的技术可能性边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新技术应用、新产业形成、新制度建设的源泉。因此上海应该是一个高度动态、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城市,是创意和人力资本涌流的地方,特别是户籍制度要改革,让上海真正成为一个开放城市,不仅仅是高端人才,应该是各类人才都要进来,只要进来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创意,不贡献创意的人也会贡献创意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