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对此次宏观调控，有人认为“政府宏观调控得太早了”，你的看法如何？

    樊纲：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缩小波动，所以就是要在经济波动还没有真正起来的时候就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防止大热后的大萧条，防止通货膨胀之后的通货紧缩。如果等到经济大热，高烧43度，就晚了，那就叫政策失败。现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宏观调控是在经济还没有大热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有时看不出宏观调控的这些效果，不会看到经济增长达15%，通货膨胀到100%的情况，而是只看到经济增长被“政策”压下来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假如没有宏观调控或宏观调控晚了，那么情况会怎样？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没有宏观调控，每七八年来一次经济危机，是产品过剩的危机，先是过热后，然后是过剩与危机，最后一次是1929年，社会生产能力被强制消灭50%后，企业大量倒闭破产，经济才重新恢复平衡，恢复增长。在那以后才有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有了格林斯潘们不断地对市场进行一些“事先的”微调。宏观调控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向前多看几步，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而非当前的状况，进行反周期调控，使经济保持长期的稳定增长。

    有人认为,去年以来即使有一些过热的趋势，但还没有真正过热，不应该太早采取调控政策。我认为，要想使经济波动小一点，就需要动手早一点，在经济还没有过热的时候就要抑制它。去年6月底，我们开始讨论是否存在经济过热趋势，这引起了一些企业家的反感。他们抱怨说，我们刚过几天好日子，就说什么过热不过热。有的企业说，只要再给他们半年时间，他们就发了，因此不要谈过热，但实际上，如果不进行宏观调控，他们的损失会更大。

    真正的问题是：对这些企业家而言，什么是好日子？是在8%－9%的水平上持续增长几十年好，还是以50%的速度增长一两年然后一下子掉下去、砸锅卖铁好？对企业来说，波动较小，发展较好。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平稳增长，不大起大落，总的效益比较大，此事绝不能看高涨期一时的热闹。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过热那几年，中国每年增加2000万就业岗位，但随后就急剧下降，最后一算总账，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只创造800万非农就业。而这两年，中国经济稳定在每年增长8%左右，每年可以创造1200万就业岗位。所以对于整个经济来说，还是平稳增长好。

    这次宏观调控及时，采取得比较早，在经济还没有很热的时候就采取了一定的调控措施，投资增长稳定了下来，经济热度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有望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

    记者：看到经济增长缓下来了，一些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于是有人说“宏观调控使企业受到了损失”，你怎样看？

    樊纲：如果这种说法指的是宏观调控导致的经济调整过程本身的一些现象，如经济增长率下滑、过剩生产能力显现、企业贷款减少等，却是不对的，是一种概念的混淆。假如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当前的经济可能还在高增长，甚至更高地增长，大家也许感觉良好，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最多明年或后年，市场本身就要进行强制性地调整 经济危机 ，那时的损失会更大。现在进行正确的、适度的宏观调控，恰恰是在减少大家的损失，甚至是避免许多企业最终的倒闭。现在不进行一些小的调整，将来会受更大的损失。宏观调控恰恰是减少了损失，而不是造成了损失。在我们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有可能是避免了最后的经济危机。无论此时有没有宏观调控，中小企业在经济波动当中，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大企业资金雄厚、基础扎实，他们有一百个办法渡过难关，银行也不敢随便从大企业撤资；中小企业就不一样了，他们底子比较薄，一旦出现经济起伏，就会大量破产、倒闭、清盘。相反，早一点调整，热度不高，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不大，企业受到的冲击就会较小，比较容易渡过难关。比如，去年房地产业对上半年人民银行的一些抑制过热、预防坏账的措施意见很大，但正因为在过热还在初期阶段就提前采取了措施，泡沫就没有真正起来，大家都受到了一点冲击，然后都进行了一点调整，就过去了，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没出现大量开发商贱卖楼盘、破产倒闭的现象，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微调、早调的好处。

    记者：你认为宏观调控政策下一步应有何调整？

    樊纲：此次的宏观调控政府的决策方向是对的，也比较及时。当前要做的我认为是保持政策的稳定，已经出台的措施要继续实施。宏观政策效果往往有一个后滞期，4月份出台的一些有关土地和贷款的政策，效果要到今年四季度以后才能看出。应该看到，现在有人把宏观调控和改革政策混为一谈，希望通过此次宏观调控去解决投融资体制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等深层次经济问题。其实，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在短期内调整总需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它无法替代改革政策，而改革政策才是进行深层次的体制变革。宏观调控和改革政策应该是并行不悖的。由此也看出中国宏观经济学还有待进一步普及，美国十万经济学家中有五万是在研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我们需要从基础理论等多方面、全方位的研究宏观经济学，而非进行一些混淆概念、前提不清的简单争论。（记者 张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