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1年严复出版《原富》至今，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已逾百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谓充满艰辛。20世纪初从日本翻译经济学著作起步，30年代伴随“实业救国”获得初步发展，再到50年代苏联经济学覆盖学界，直至21世纪初的今天，经济学各流派百花齐放。这变化的曲线启示我们，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一句话：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当中，最有资格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是中国的经济家。

　　在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众多经济学家中，林毅夫的独特之处是他占去了中国经济学界太多的第一。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　W　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美国最权威的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他是中国内地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

　　未名湖的北边有一个院落，古香古色，雕梁画栋，曲曲折折。一个北京大学园中园式的建筑群落，它的招牌上写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今年正好是第十个光景。

　　说起这个中心就得提及林毅夫。一个人呕心沥血而成就的基业，有形的是建筑，无形的是一个学者的思想所凝结起来的一种力量。

　　做中国自已的经济学家

　　1979年，对于今天而言已经是比较遥远的年代。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体制尚处于统治地位，社会经济发展前途莫测。而这时的台湾则已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起飞，在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上拉开了与内地的差距。可就在这时，林毅夫做出了离开台湾的决定。他选择了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学科。他当时的想法是，要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首先必须了解社会，特别是作为内地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

　　1979年至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刻苦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开始了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考。本来他是抱着熟悉内地生活的目的到北大学习的，最终却因此走上了经济学之路。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　W　舒尔茨和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　D　约翰逊两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到中国访问，舒尔茨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英语好，又懂经济学的青年不多。林毅夫因为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受到北京大学经济系指派担任舒尔茨教授的翻译工作。林毅夫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同时他的信心和才干也给舒尔茨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国后，舒尔茨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

　　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退休10年，未再带博士生。林毅夫的到来，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入门弟子。

　　已过而立之年的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把全部时间和经历都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的差距十分明显，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几年间林毅夫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日，以4年的时间在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而一般拿到这个学位需要5年到7年。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他后来为国际学术界广为称道的学术见解正是萌芽于这一时期。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林毅夫又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由于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重视，因此有有多的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希望他去工作。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再次支配了他的行动，古老而又灾难深重的中国更需要真正高水平的经济学家为改革和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1987年，林毅夫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始终认为，作为中国人，经济学家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更能做到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问题复杂，这对经济学理论是个极大的挑战。因此，中国特别需要既熟悉国情，又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经济学家。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梦寻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沦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10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前仆后继，终于在20世纪下半叶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一大批知识精英在奔走呼吁，整个社会形成了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共识，对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和防范。

　　中国的重新崛起也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世界上的经济中心和经济研究中心也是高度重合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等人的努力，在北大校长吴树青教授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4年8月宣告成立。

　　1998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之杰”讲座教授基金成立仪式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丁石孙先生激动地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年轻人的梦想能够得以实现。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许多人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然而，林毅夫却是一个有了梦想之后努力去实现梦想的人。今天看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得这么好，感到十分欣慰。”

　　林毅夫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比“五四”时期更好的时代。

　　“五四”时期，中国经历了几百年的闭关自守，从天朝大国突然意识到比别人落后很多。怎样使中国富强起来，成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主线。因为觉得落后于人家，所以认为应该引进国外的知识和技术。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和变革的年代，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整体上还在往下走，所以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引进上，没有信心来总结经验。当时的大思想家，除了用西方的方法整理中国旧哲学以外大部分都是引进，在整理的时候也是用引进的方法整理。

　　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一段闭关自守，中国比经济发达的国家落后了一大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意识到民族强盛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这一点和“五四”时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我们国家终于从最低点开始复苏，而且复苏的速度非常快。这样的话林毅夫讲了很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也印证了他的言论。

　　如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而这时的林毅夫，已经不如那个时候年轻了。

　　年轻时的故事，他不愿意过多地提及。过多的回忆是年老的一种表现，林毅夫还不到回忆的年龄。

　　他今年52岁，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最好的年龄段，硕果累累满天下的桃李。

　　林毅夫教授为实现梦想，从未间断过自己的努力。中心成立后，他为中心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既要负责中心所有的筹款活动，保证中心有充足的财源，又要操持中心的发展大计。自1994年中心成立以来，林毅夫教授为中心的发展，牺牲了大量本来可以用于做学问的时间，奔走于社会各界，积极为中心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但是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林毅夫仍然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所有成员中，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最多的一位。

　　站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宽阔的庭院中，眼前是致福轩，身边是万众苑，林毅夫的所思所想大多都与学术有关。不过他现在还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除了学问之外，他需要处理许许多多人的问题。

　　能感觉得到他为人处世的学术。年轻时叱咤风云，多数会在中年之后成就斐然。青年表现出的是创造力，而中年反映出的则是控制力，从而自然生成一种内敛的感染力。林毅夫总是面带笑容，除了良好的教育背景，是他对人心理感受的体会，通过笑容找了一个平衡的基准点。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修行

　　人的名字往往是个符号，而他的符号与他的精神更加吻合。用“毅夫”的符号来验证他，顿觉得其间的道理。惊天动地的举止，与一个惊世骇俗的名字关联。

　　1979年5月16日，关乎他命运的翻天覆地。此后，台湾的林正谊脱胎换骨成为内地的林毅夫。

　　就这么着，林毅夫演绎了一段传奇故事。他是故事的主角，是男一号。据说，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在他横渡海峡后仍与其心心相印，所作所为至深感人。

　　这是一种默契，夫妻间的默契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牵引，日久天长，它会感动许许多多的旁观者，而故事里的角色则更加自然淡定。

　　林毅夫总是轻描淡写地将过去一带而过，学术，却是林毅夫心中永远的丰富。

　　人生的悲喜，如果最后都能化作一尊佛，是再好不过了。林毅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朱门灰瓦，层层叠叠，美仑美奂”，这是林毅夫的“红楼梦”，如今梦想成真。

　　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机会都给了林毅夫梦的追求。

　　90年代初，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发展带来了成绩也带来了问题。我们已经很明确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政府层面，也包括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我们要聚集一批真正懂得市场经济也了解国内环境的学者来做一些教育研究方面的改革，这就是创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初衷。”

　　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的学者是很难定义的，首先要接受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教育，还要了解国内的经济环境。因为很多国外的理论不能照搬照抄，要寻找一个适当的结合点。

　　近几年，研究经济方面的学科很热，说明经济学家的需求量很大。我们需要一批两个方面都懂的学者。林毅夫地称自己是一个受过比较完整教育的人，是对国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同时又不断根据社会发展在做研究的学者。

　　十多年来，林毅夫在不同场合发表过很多言论，但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是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如果不遵循比较优势，处在赶超产业上的企业就会缺乏自生能力，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补贴可以把企业建立起来，让企业存在，但是这样的企业是没有效率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靠政府支持和保护补贴，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资源，相对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就无法获得资源。

　　这一直是林毅夫的思想主线。

　　林毅夫用这种方式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得很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林毅夫也用这种理论解释现在发展中还有许多问题，有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还在靠政府行政动员的方式获得保护补贴存在着；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把根源归结于此。

　　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10分钟，林毅夫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到了。”此时此刻，我们正拥堵在长安街上。

　　在东方君悦酒店的大堂吧，林毅夫要了一杯咖啡，然后对我们讲：“别客气，我买单。”说这话时他很客气。

　　对号入座地打量眼前这位传奇人物，过去的传奇，在他心中。今天的传奇，全写在笑容里。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院落里花红柳绿，是林毅夫苦心经营的心血堆积而成。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来之不易。

　　很多北大的学生对老林有很高的评价。不仅仅是学术成就的认可，还有对其人格魅力的崇拜。

　　林毅夫却回答：“我想更多的是学术。”

　　至于人格魅力，林毅夫讲：“这个我不知道，要由他们来说，我每天只做该做的事。”

　　学者与经营者的角色把握

　　1995年，林毅夫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题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文章。他指出：如果对本土问题能够用严谨的、规范的方法来研究，其成果将是国际性的。任何学术都是本土化的，美国的理论不是凭空来的，现在国际上流行的理论都是研究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得出的。因为发达国家的影响，所以研究发达国家的理论就被认为是国际性的。理论的影响有多大并不取决于它有多复杂，理论的影响取决于它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

　　9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经验要总结，问题也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有人研究，需要有学者了解国情，了解国际学术状况，但又不是照搬国际经验。这样的学者要从国外请回来，要给人家提供一个环境，使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妻儿的生活操心。当时的北大校长吴树青思想非常解放，林毅夫和其他几位同样是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向他建议，在北大成立一个新的单位，并且这个单位是北大的正式编制，还要有比较大的自主权。钱由这个单位自己去找，用来改善研究环境和经济条件。

　　北大领导同意，他们把一片住人的“废墟”休整好作为中心的活动场所。第一期修好了“致福轩”，第二期建成了“万众苑”。

　　这是今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人说：“这是一个蕴含着王者之气的地方。”

　　2001年10月16日，林毅夫深情满怀地写下了一篇《万众苑记》：“万众苑位北京大学未名湖北，昔日皇家园林朗润园内，与园明园一墙之隔，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建办公院落，凡正屋、楼阁、轩房、廊屋共一二九间，与致福轩回廊、曲径通幽，假山错落，花木扶疏，小桥映带，湖水环抱，亭台楼阁，绿树掩映，既有江南园林之古韵，又富皇家殿宇之神采，留连四顾，抚今追昔，心悦之余，不禁慨然。……”

　　慨然什么呢？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经营者。并不是每一个学者都能成为经营者，林毅夫难得两者兼备。

　　在林毅夫自己心目中，更看重的是学者这个角色，1987年，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毫不犹豫地回来了。参与了许多研究，在国际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在国内也写了不少东西。有了知名度，也有了一定的信誉。这使得他在和别人谈梦想的时候，对方容易受到感染。

　　做成一件事不容易。面对有形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无形的学术成果，林毅夫有没有特殊的心理感受？有没有想过将来？

　　林毅夫说：“我希望我退休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会更好。”

　　他得解决一些是机制问题，同时他们也面对国内外各种各样的竞争。他们要想办法把人才吸引进来并且还要留住。要不断地完善制度建设，还要从根本上解决财务问题。早期中心的经费完全是靠捐献，但只靠捐献肯定是不行的。把这些都安排妥当，林毅夫还要做好他的本分，他认为他能做的最大贡献还是学问。

　　所以，他现在有很多不得不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

　　中国老一辈学者如吴敬琏、厉以宁虽然到了可以吃老本的年龄，可是还在不断地立新功。厉以宁是林毅夫的老师，吴敬琏虽没教过林毅夫但他一直是把吴老当作自己的老师来看待。他们都很值得敬佩，他们为一个时代的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时代不同，教育的背景不同，林毅夫与老一辈们所做的事情不大一样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是相同的。重要的也就是那种精神。一方面，社会越来越开放，各种资讯越来越多，条件也越来越好。在这样的外在环境下，能不能真正地深入基层深入研究问题就要靠精神的引导了。至于他们和上一代学者的差别，应该是条件不一样，但精神是一致的。有上一代学者的精神，他们才会做出同样有份量的贡献。

　　经济学家对社会的发展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中国正在出现经济学家明星化的趋势，出现了一批“明星”学者，在很多场合都能看见他们的影子，林毅夫是其中之一。

　　明星学者是很外在的，主要是因为有这么快速的变革，这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作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对现象进行研究，发现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如果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了，就是对理论的贡献。这些现象都是国内的现象，因此研究会对如何解决问题以及问题将会如何演化有一些看法，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切入点有一些看法，会对政策的制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林毅夫个人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角色，作为一个研究经济的学者，他感兴趣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象，他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现象研究清楚。因为研究的是中国的现象，所以会有一定的政策性含义。因为研究这些问题，他会在不同界面代表中心参加一些会议，国家的相关政策讨论，会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朋友，出头露面多了混个脸熟，人们就觉得是明星了。

　　有人说，林毅夫比较闷，不喜欢张扬自己。

　　林毅夫：“本来就没做多少事，有什么可张扬的呢？”

　　有人说，林毅夫身上的官气比较重。

　　林毅夫：“这是别人的评价。”

　　有人说，林毅夫这个人比较“保守”。

　　林毅夫：“重要的是什么能推动中国经济进步，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很激进，但是他们的国家解体了，人民的生活差了。”

　　有人问：对这些评价你的态度如何。

　　林毅夫：“无所谓！如孟子说的“自凡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要按别人的评价来做人做事会活得太累！”　

　    林毅夫简历

　　1952年生于台湾宜兰。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1982年至1986年赴美国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同年回国。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国际知名华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公认的后起之秀。他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丰硕的成果，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其中，有关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