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的说法不成立

　　记者：近一段时间来，媒体上关于“民工荒”的讨论很多。您多年来一直在做中国的人口、劳动、就业研究，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蔡：我认为，“民工荒”的说法不能成立。这段时间出现的所谓的“民工荒”，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制度的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必须是统一的市场。但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及就业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福利体系的排他性政策使得我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是分割的。再加上劳动力在地理上的分割，那么，由于信息不充分，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满足需求是正常的。另外，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相对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个人的技能要求提高，而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主要是非技能型的工人。从中国农村看，还有近2亿劳动力等待转移。因此，说现在出现“民工荒”不合乎逻辑。另外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是，如果出现“民工荒”，就应该出现经济学上的“刘易斯转折点”，它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意味着工资水平上涨，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了，此时，资本相对丰富了，资本、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比例会逐步提高。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工资上涨的迹象，我主要指市场引导的劳动力的价格，而不是指城市被政府保护的劳动力的价格。

　　不同的发展战略吸收就业的数量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既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民工荒”，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要高度重视。在此方面,转移的难度还很大吧？

　　蔡：难度是比较大，但是，这也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也就是说，实际上城市经济的发展或者说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没有转变成一个稳定的和永久性的需求。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靠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稳定的劳动力队伍，仍然是流动大军。这实际上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和再生产。如果能够把户籍制度及相关的配套政策所制造的一系列制度性障碍消除，会有2亿人转移出来。

　　记者：据我所知，您认为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模式，吸收就业的数量是完全不同的。

　　蔡：是的。比如，改革以前，重工业优先发展，吸收就业的劳动力有限，几十年中，只吸收了部分劳动力，使得几亿农民基本上没有得到转移。改革之后，乡镇企业吸纳了一亿多的农村劳动力，沿海也吸纳了相当部分的劳动力。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之所以有这么快的吸纳能力，关键在于它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现在的比较优势最丰富的就是劳动力，比较稀缺的是资本。因此，我们的产业结构就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选择上不要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相反要选择最大化利用劳动的技术。实际上，什么部门能够带来最大的收益、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市场赢得竞争力，就是最好的产业。只有这样，资本积累才能更加快一些，未来的转向才会来得早一些。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还没有完全转变到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上。

　　让要素价格能真实反映其稀缺性

　　记者：产业结构还没有完全转变到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蔡：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没有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比如，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在发展自己的汽车产业并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都在发展汽车产业上。另外，生产要素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在我国，资本本来是比较昂贵的，土地也比较昂贵。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把资本变得很便宜，就像白用似的。由此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济有增长、GDP有增长，却没有多少就业的增长，或者说就业的增长很少,劳动力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

　　为保护有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一些地方政府就尽可能不让其下岗。这就使得失业越来越严重，但城市传统部门的工资一直在增长。失业最严重的那几年，工资还一直在增长。这就把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再次分割开来，使得劳动力变成昂贵的要素。

　　与此同时，土地的价格也被扭曲了。本来土地在中国是最稀缺的要素，但是，有些地方的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征购过来再以很贵的价格卖出去。在批发的过程中，利润被流通环节赚取，土地价格被扭曲。有些地方为了吸引外资，又人为地压低土地价格。土地价格被压低了也就意味着把资本进入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因此，这些年资本密集型劳动节约型的产业得到极大发展。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对劳动力的吸纳就会大大下降。

　　记者：如果这些要素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其稀缺性就可以增加就业吗？

　　蔡：是的。如果让所有的生产要素价格都反映其真实稀缺性的话，资本价格很高，企业家的动力就在于用劳动替代资本。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就业。在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大量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我认为，执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会提供完全不同的就业前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记者：如何才能让这些要素价格真实地反映其稀缺性？

　　蔡：就劳动力要素市场而言，政府要做的是停止干预生产要素的形成，比如劳动力的价格不要去人为决定、保护。要消除所有限制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制度，才能让劳动力流动起来，真正让市场来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推动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力量应该是市场。应该创造好的条件让农民出来，但归根结底也要靠市场。当然，也不排除采取其他措施，比如，政府可以加强农民的教育。只有提高了素质，劳动力转移才能顺畅。政府该干的一定要干好，政府不该干的一定要尽快退出。实际上，政府退出并没有减弱政府的主导作用，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公共政策上，由此带来的收益是国家的，也是政府的。 （记者 田永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