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请许善达先生发言。

        许善达：我讲一下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问题。两年多以前，俞正声书记把这项工作纳入日程，上海成立专门的研究班子，准备了两年，最后通过地方的推动使中央做出决策推动这项改革。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和1994年的财税改革。

     第一，和我们的初衷相比，1994年的税制改革实际上有相当的保留。以前我们的设计方案是服务业、制造业都征增值税，都是消费型，但是1993年我们研究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就在服务业保留了营业税。后来出现了很多弊端，如税负重、重复征税、出口不退税等，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这个税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凸显。中国为什么变成制造业大国？因为有增值税，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1994年的增值税改革，中国也不能成为制造业大国。本来这个税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制度建设，但是在1994年是没有完成的。后来经过一步一步的完善，所得税合并、增值税转型，到今天提出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税制建设里程碑式的事件。

     第二，这么多年服务业转型不能完成，主要是没有解决制度性的障碍。不管“十一五”还是“十二五”，如果不搞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发展服务业的目标还是实现不了，这是历史经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在发展中增加技术含量，提高技术水平，但是营业税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为对于企业来说，购进新技术但税收不能抵扣，这与我们的目标也是相背离的。

    再一个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营业税改增值税首先要解决服务业的税收问题，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有的意见认为营业税改增值税不能降低税负，当然这个意见被否定了。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首先降低了进入改革的产业的税负，同时也降低了制造业的税负。结构性减税还有其他一些措施，但最根本的是营业税改增值税，措施力度最大，是其他任何结构性减税不能替代的。现在还有人说，中国要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这个方向没有问题，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关的，在人均四、五千美元的时候，要想把直接税比重提得很高而间接税的比重降得很低是做不到的。而营业税改增值税恰恰降低了间接税的比重，相应的企业利润增加就会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对于税制结构而言，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措施。而通过降低增值税率、提高所得税率、增加所得税种来提高直接税比重是行不通的，这也是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条，表面上看，税制改革会对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目前决定的这一部分增值税仍然归地方财政，包括出口退税也由地方退税，但是存量没有问题。以前企业缴营业税，现在改为增值税，都是地方收入，经济发展之后，新办企业或企业重组以后缴纳的增值税是存量还是增量？说不清楚。所以现在这种格局是一个短期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想切开存量是可以的，增量是分不开的，所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增值税分配问题是早晚的事。现在营业税是地方的第一大税种，每年全国的增值税达上万亿，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不管比例是高还是低，地方的固定收入都会有很大的减少，这对地方税体系的建设会产生不利影响。有一种建议是，地方税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为了让地方收入多一些，增加财产税，让财产税成为地方税制的主体税种，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在中国人均GDP四、五千美元的情况下，把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要税种，为时尚早。地方收入减少了怎么办？我觉得要把现在的消费税转移到零售环节，本来消费品应该是在零售环节征收，现在为什么在生产环节呢？因为征管力量不够，到生产企业征收很容易，在零售环节征收很困难。今后把消费税转到零售环节，使之成为地方税的主要税种，这是可以实现的，也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毋庸讳言，营业税改增值税会影响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分配。上海试点只有两个月，效果还未显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省积极申请试点，为什么？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北京的汽车运输公司不一定为上海的企业服务，但是如果北京不改，北京的运输行业发展、税收都会受到很大冲击。

     最后一条，营业税改增值税会对企业经营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以前增值税税负低，营业税税负高，很多企业把服务纳入到增值税当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但这不符合专业化的发展方向。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企业经营架构会发生重大变化，更多的要搞专业化，提高效率，降低税负。在座有很多来自投行和PE，要了解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意义和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