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人论坛

　在当今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胡鞍钢无疑是其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高小毕业就下乡的热血青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工科博士出身的国情专家；一贯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经济学家；2002年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且一直是中央政府的高层智囊人物。
　　他的观点让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他来去匆匆的脚步却让人无法走近。就在清华紫光国际会议中心他授课间隙的采访中，记者分明看到名人光环笼罩下的胡鞍钢更加光彩夺目的坦诚、友善本色。
13亿中国人民是自己的最大靠山
　　2003年春夏之交，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时候，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缄口默言，胡鞍钢关于“非典”时期与 “后非典”时期的国情分析及建议不时见诸报端，他清瘦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从而被誉为“非典”时期出镜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于是，有人说胡鞍钢爱出风头，胡鞍钢评价自己是主动参与：“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有社会需求，有总理的需求，有部长的需求，有省长的需求，还有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就是说你的知识有外部性，让别人受益。如果这个知识可以让别人受益，我就出这个风头，我认为这个风头就出得很好。” “一场危机来了以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需要向社会提供信息、知识，而且是有价值的重要知识。我做到了，不仅挺身而出，而且很快地到位。这当然跟我多年的积累有关，让我在出现危机的时候马上能判断出这个危机会转化为什么信息。” “非典”过后，胡鞍钢提出了有关恢复经济、扩大就业方面的20多条建议，有些意见被整体采纳，有些被部分采纳。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心定位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之一，并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决策知识，创新决策知识，传播决策知识，通过国情研究报告影响决策与政策。
　　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多次应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胡鞍钢提过很多尖锐的、敏感性的建议，不但没影响自己的前途，而且他的建议采纳率反而还越来越高。曾经有一段时间，海外盛传胡鞍钢是朱基的“智囊”。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胡鞍钢发言完毕，在座的朱基问他：“你最近去香港了吗？香港的报纸说你是我的‘智囊’，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智囊’的？”胡鞍钢答道：“这是一种传言，我也是第一次跟您见面。”朱镕基说：“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嘛。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听。你讲得很好嘛。”
　　胡鞍钢是一个奉行自由、独立、友善、坦诚的人，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议论和猜测。在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各种关系时，他始终是不偏不倚、不亢不卑。他认为，学者和决策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独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往往能使学者的研究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他特别推崇哈佛的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无论批评有多尖锐，都是出于爱护的角度，都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和信仰，因此批评多尖锐都不会有个人的风险，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至少我现在的经历就是如此。所以外国人问我有什么靠山，我说我没有你们说的那种政治靠山，但我的靠山是最大的，那就是13亿中国人民。"
研究发展的可持续性却忘了自己的可持续性
　　1978年，经过拼搏努力，还在华北地质勘探队钻山沟“勘探地球”的胡鞍钢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激动之余，他也感到这薄薄的一纸通知捧在手里是那样的沉重。经过农村插队和地质勘探队近10年艰苦生活的磨炼，这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成为同时代的佼佼者。
　　胡鞍钢的吃苦精神早在年轻时代就已根深蒂固。还在北大荒时，他曾当了几个月的炊事班长，每天凌晨便要起来烧火做饭，半夜里还要起身挑担去田间送饭，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但他硬是咬着牙坚持读书，从不敢松懈。他的学生说，胡老师几乎每天都泡在数据里面，不停地算，他的很多报告中测算数据的时间坐标甚至能跨越100年。
　　而今，身为著名中国国情专家和经济学家的胡鞍钢平常都忙于调研、教学，身体时常处在透支状况。他说，“我现在感觉身体折旧速度很快，不知道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但我停不下来，既然投身于这个事业，就只能朝前走。”外表看起来精神抖擞的胡鞍钢却在腰上别着胰岛素泵，意味着每时每刻都要打针，如果不这样，他根本工作不了。“因为我这人比较容易接受外部刺激，乐观是我的一个心理调整，更主要的是我热爱这个事业。”难怪，现在从总理到老百姓，包括他的朋友，许多人都知道胡鞍钢的身体并不太好，有些人曾给他写信说：“你的健康是国家的财富，希望你多保重。”他的家人也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他的父母曾多次这样对他说：“你一直在研究中国怎么可持续性发展，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怎么才能可持续性发展？”然而，胡鞍钢总是这么作答：“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提起自己的家庭，胡鞍钢说，现在整天忙事业上的事情，根本顾不上家庭的事，但家人都挺理解和支持自己，只是提醒他要多保重身体。而他也把对家庭照顾不到的遗憾看做是干事业的一项成本。
　　这些年，随着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日渐渗透到学术界，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胡鞍钢是中国一位不为金钱而做学问的人。1991年，胡鞍钢在有关国情报告后第一个集子《中国走向21世纪》里讲了这样一段话：“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强盛而奋斗”，这既是他人生之目标，也是他学术研究之宗旨，他是用自己的实践，用心在讲这句话。他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中国的学者，一个大国的学者，迅速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乃至是重要大国的一个学者，不仅要着眼于中国，更要放眼于世界，服务于中国，服务于世界。为中国的发展、改革和进步做出贡献，就是对世界、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这也是胡鞍钢始终坚信并矢志不渝的事业追求。
需要就是理由就是发展空间
　　1988年，胡鞍钢的成名作《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在这部著作中，胡鞍钢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普遍现象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书中还提出富有远见的观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的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即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
　　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当年年底，当时的政治局全体常委调阅了报告全文。
　　1993年5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大部分被采纳和实施。这一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胡鞍钢这位著述丰厚的中国国情专家，而今所从事的研究与早年攻读的专业似乎并无多少关联。1978∽1988年，他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得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对此，胡鞍钢解释说，“1985年读博士时，我从北京科技大学通过考试转到科学院的自动化所，一直从事工科研究。后来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一些跨领域的选题，我个人希望从工科研究转向社会科学研究，于是就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从事关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包括农业发展的一些中长期研究。”
　　“国情研究”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胡鞍钢当时并不大清楚。而且对于已经在工科领域学习研究了近10个年头的胡鞍钢来说，选择事业转型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决策。他说当时自己有一个基本考虑，就是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革，需要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作研究。需要就是理由，就会有无穷的发展空间。胡鞍钢义无反顾地丢下熟悉的自动化研究，豪气冲天地走上了国情研究之路。
　　在导师的指导下，胡鞍钢从写一些小文章转向针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一些战略性的、重大性的题目。他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写出近30万字的博士论文《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系统分析与人口控制对策的研究》。
　　1988年的《生存与发展》，更加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摆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1997年，胡鞍钢希望自己能深入研究经济学，他便提交了去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学习的申请。但是他并没有学过经济学，当时他所在的研究所的所长是从耶鲁大学回来的，他说一般来说耶鲁大学吸收的是最好的学生，意思是说凭胡鞍钢当时的学历想进耶鲁大学不大可能。后来不甘心的胡鞍钢把个人简历及一些东西还是寄了过去，并请人帮忙写了推荐信。结果还真收到了通知。由此，胡鞍钢更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一格言了。
　　到了耶鲁大学以后，胡鞍钢问校方为什么接收他，校方给他上了一课：看一个人，重要的不是看他以前学过什么，而是要关注他曾做了什么。这一观念对胡鞍钢影响颇深，也成为他做人的一大准则。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胡鞍钢一直没有泯灭最初的理想——关注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自从踏上国情研究的道路，胡鞍钢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生活在这片古老而又贫瘠土地上的普通民众。中国几千万生活在内陆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一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目光从未离开普通民众
　　1999年3月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到西北考察，谈了关于西北大开发的设想。后来国家计委邀请一些专家讨论这个问题，胡鞍钢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说了几条意见：第一，中央应当作出加快西部开发的公开的政治承诺，并且应当作为“十五”计划的核心政策之一；第二，实行领导人、部长、司长西行制度，来具体指导。其实早在1994年，胡鞍钢就曾在调研报告《贵州现象呼唤政策调整》里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还要西行”的观点。2000年9月份，胡鞍钢作为执笔人，代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提出一份《关于21世纪初期加快西部开发若干建议》的报告，提出西部开发要有新的思路，投资于人民，促进人类发展是西部开发最优先的、最重要的发展战略，或者说是西部开发最核心的问题所在。
　　为寻找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胡鞍钢经常深入这些地区。他走进贵州农民的“家”，每去一次，都为贵州贫困地区农民的贫困震惊一次，伤怀一次。写“贵州现象”这篇文章时，他的调研行程超过3000公里。"我从骨子里就认为实事求是是我的宗旨，而且把它贯穿于我的实践和研究当中。坐在学术机构里就如同呆在宝塔尖，最大的特点就是脱离实际，不知道中国是什么，现代中国老百姓想什么。所以我提出走出宝塔尖，到人民中去，到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所以我强制自己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
　　职工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农民收入、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通货紧缩等社会公共问题，都是胡鞍钢长期以来所关心的。经常有群众给胡鞍钢来信，令他震惊的是，有些信竟然是血书，看了以后他非常难受。“学者的心要和老百姓的心息息相通，要知道他们的疾苦。当你和人民息息相通的时候，你自己的学术定位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富民为本，替老百姓呼吁。”在国务院经济调研领导小组参加专题讨论的时候，他提出了富民为本的学术宗旨。“现在我体会到了没有学者的呼吁是不行的，在我所参加的有关部委的政策讨论中，都要替老百姓呼吁。我不到那里去讲什么学术，就讲中国实际情况，你的政策调整应该是什么。”。
　　对于社会居高不下的下岗失业率，胡鞍钢有一个观点：经历过下乡插队、返城就业的那一拨人，是结构调整的最大输家。研究失业问题，你可以轻描淡写地去谈下岗多少多少人，但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少人面临困难？作为学者不代表社会的良知，谁来代表？作为学者就是要影响决策！那时他在很多内部会议上一直讲“就业优先论”，后来，在国家的“十五”计划里就写入了创造就业岗位。
　　胡鞍钢认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农产品价格还可能下降，“农民将成为中国入世后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目前农民出卖劳力的收入已超过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因此，提供和创造农民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业劳动力，是今后中国发展的“最重要战略”。
　　他也强烈抨击中国电力、电信、铁路、民航和公共事业出现部门垄断、地方割据的“利益集团”，农村电价过高、电信资费下调、铁路票价上涨、民航机票禁止打折、教育部门乱收费等，这些行业提供的产品价格昂贵而生产率低下，消费者蒙受巨大损失，更使农村地区处在不公平地位。“我们分别对地方干部和企业家如何看待当前各领域腐败程度进行问卷调查，他们一致认为当前中国最腐败的领域是垄断行业。反垄断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大势所趋。”胡鞍钢认真地说。
　　他的一些惊世骇俗言论也招致了某些利益受损的地方官员的抨击。1994年，胡鞍钢因其“特区不特”的理论引起轰动。那几年，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被内地，特别是京城的经济学家们极为看好，他们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报告常常是充满了溢美之词。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抵挡不住物质的诱惑，纷纷登上了南下淘金的列车。惟有胡鞍钢不为所动并敢于逆流而上，以他无遮无掩的宣告于天下的方式引发一场争论。如今，“特”与“不特”之争已经毫无意义。事实是中央领导采纳了胡鞍钢的大部分建议。
　　在国情研究的路上，“半路出家”的胡鞍钢不允许自己停下脚步，他逼迫自己不断有更多的创造与奉献，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为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再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