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讲四个观点。第一，服务业的发展有一个自然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快或慢的判断，各国是有差异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服务业发展的重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受制度环境的影响较大，可能会出现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发展滞后对制造业发展也会带来影响。

     第二，刚刚蔡教授谈到，我国服务业发展慢不是供给制约，而是需求制约。我想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制度环境的制约，制度环境既对需求制约有影响，也对供给制约有影响，比如金融系统的分业监管直接造成新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产生和创新。

     第三，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来讲，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在于上海要建设国际化城市，打造全球网络中的一个平台、一个节点，发挥对外联系、连通的作用。这就需要对现代服务业有一个定义，我赞同刚才专家提出的宽泛的定义，即先进技术应用于服务业就是现代服务业。如果从狭义的定义来看，除了这个条件还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不是具有较高的增长率？第二，在整个服务业当中是不是占一定的权重？很多传统服务业，比如连锁店、大卖场可以通过技术应用特别是信息技术应用来创造新的业态，但是它的增长率不会持续高涨，在整个服务业当中所占的比重也是逐步减少的。发达国家的数据显示，一般消费服务业的服务半径仅是市域范围，而生产型服务业可以跨越这个范围，甚至达到全球范围，所以增长率较高，在服务业当中也占有较大比重。

     第四，目前制度改善的主动权主要在国家层面，要突破制度环境无非两条路：一条是中央进行顶层设计，全面推进制度变革；另一条是授权地方先行先试。

    

        王新奎（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讲一下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问题。

    以中国为主的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出现是这次全球贸易经济调整的主要原因，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现在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成本提高引发了生产力的提高，这一发展趋势方兴未艾，初步显示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智慧密集化；第二，数字服务；第三，终端平台的服务制造相融合。具体的发展路径可以做如下描述：第一，人工智能，也就是制造过程的智能化、服务过程的数字化诱发终端使用者创新，分散的小规模生产代替集中大规模生产，国际分工进一步网络化、虚拟化。第二，数字技术导致设计过程智能密集化，定制性设计、个性化生产代替标准化制造，服务与制造在终端平台上高度融合。第三，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这三点将重塑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一般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格局，这个发展趋势可能使得发达经济体重新获得国际竞争优势，推动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新一轮的技术和产业转移，从而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获得新机遇。

     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几个方面：第一，过度关注前一阶段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新趋势。第二，传统的描述产业发展的语境已经无法用来描述制造和服务革命的发展趋势，这种语境束缚了我们的思维。第三，产生一种在服务业上的封闭心态。我认为下一步要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和引进外资，抓住新一轮全球化产业发展的机遇。

    

        朱晓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我发言的题目是服务化与转型。刚才刘鹤同志说了，现代服务业可以理解为服务业加新技术和新的管理理念。我们看一下跨国公司如何转型。IBM经历了三次转型，从卖计算机到卖服务，变化非常深刻，现在IBM60%卖服务，20%卖软件，20%卖硬件，最赚钱的是软件，用卖软件的钱支持卖服务，但是卖服务是很不容易的。IBM在中国做了什么呢？为工商银行广东分行做全省支行布局选址方案，为电力部门定价提供解决方案，为各省市提供交通管理方案。IBM是智慧城市、物联网、云计算的始作俑者，现在正经历第三次转型的磨砺。西门子是强弱电的开发商，它的总裁说，他们现在做绿色环保的解决方案，有50%的营业收入来自服务。我们看两种不同的服务标准：日本家电的说明书尽善尽美，怎样把电源放到墙上，插头是什么样，都写得非常清楚；苹果产品，无论手机还是ipad都没有说明书，配件只有耳机和电源。这两个都是服务化，一个做到尽善尽美，另一个把所有需要的服务都集中到苹果软件中去。因此在21世纪，大数据时代服务化是非常重要的，以服务最大化带来客户最大化是企业转型的一个新的核心理念。

    

        左学金（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今天几位专家充分肯定了营业税改增值税对推动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意义，我完全同意，但是除了税收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制度性障碍，一个是土地使用制度，另一个某些服务业产业的准入制度。在土地使用制度方面，我国还是对工业用地的价格审批给予优惠，但是对服务业存在很多歧视，这可能是基于过去优先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现在既然要促进服务业发展，就应该认真研究和改革过时的土地使用制度，实际上服务业的土地产出率比工业用地高很多，工业用地的容积率比较低，而服务业用地的容积率可以大大提高。我国土地资源非常稀缺，如果土地容积率很低，这是有问题的。要推动服务业发展，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公共服务，主要谈一下教育和医疗。教育和医疗的发展也遇到一些制度性障碍，比如教育、医疗不能产业化等。我个人认为，教育和医疗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但是需要市场和政府相结合，政府应更多介入义务教育和基础医疗保险，但对于高等教育和三级医疗可以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比如鼓励社会力量办医院等。如果把这些也纳入现代服务业的范畴，实际上有很大的潜力，也可以推动上海的转型发展。

    

        蔡来兴（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我的题目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世界经济强国的建设，讲三个观点。

    第一，我国未来30年最重要的任务是从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和世界强国，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梦想，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第二，现代服务业是建设世界经济强国的强大动能，经济强国首先要具有强大的生产力，我们的落后不在生产加工方面，而是在两端——前端的设计创意理念和后端的经营管理服务，这两块就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目前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服务经济的大转移，要抓住这个机遇，抓住两头的转移，抓住关键环节，在起跑线上不能落后，要在制度环境上进行整体设计。另外，要抓住核心的问题，就是创新驱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要有资源配置的能力，包括定价权、重大事件的话语权、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要通过多产业的融合发展，全力培养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第三，要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确保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要求高度的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法制化，这就需要新一轮改革的内在动力，特别是要完成市场化改革。要推动双向大开放，我们的资本、优势产业和企业必须走出去。要发展世界级的城市群，世界经济强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拥有世界级的城市群。

    

        万建华（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谈三点看法。第一，现代服务业如何定义。我赞成现代服务业是服务业和现代技术的结合这一提法，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现代服务业实际上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与传统服务业相对而言的，在现代服务业当中有很多是由产业发展、专业化分工和经济效率提高派生出来的，比如现代物流业、外包业等。

     第二，现代服务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创新，并由此引申出创意。中国现代服务业中的一些著名企业，像新浪、网易、搜狐、阿里巴巴等，都是创意企业。要关注的是，创新企业的培育需要一个高度市场化的机制，否则企业很难生存，更不用说成长壮大。有了创新，还需要有效的资本市场机制，使得这些创新企业通过生存、发展、壮大。

     第三，21世纪的商机很大程度上来自现代服务业，商机就是经济增长点，更多的商机在现代服务业意味着更多的增长点在现代服务业，因此要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杨德红（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国和投资是2011年发起成立的也是中国最早专注于现代服务业的股权投资基金，国和的使命是既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又要为投资人和被投资企业创造价值。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理清现代服务业的基本定义，以及现代服务业依附的主体产业。在未来十年、二十年里，会发生很多变化，哪些变化是确定的？也就是说，要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简单的说，有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工业化进入总量过剩、质量提高的阶段，中国的世界制造大国的地位不会在十年、二十年消失，那么节能、环保、物流等领域就具有巨大的成长空间。第二，城市化继续推进，因此金融服务、食品供应、科学农业的发展潜力巨大。第三，教育、医疗方面的发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第四，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会从这四个领域去寻找那些被证明是具有竞争力、经历了成长和风险考验的优秀企业，把这样的企业作为投资标的。我们希望通过扎实理性的投资，支持企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同时为投资人和投资企业创造价值。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我的发言题目是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面临的困难和出路。困难有三个方面。第一，以往中央政府放权，地方政府做的就是招商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地方政府缺乏一个明显的抓手。第二，发展服务业的政策也不是由地方政府制定，比如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方面的决策权不在上海。第三，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中央财政收入占50%以上，支出是20%多一点，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第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职能，从提供有形的公共产品转为无形的公共产品，有形的是基础设施等，无形的是经营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第二，地方政府发现问题要积极提出政策建议，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三，针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增加地方的财权，另一方面中央有关部门要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比如养老保险，外部性很强，应该由中央政府下决心做好。第四，一些地方性的政策要由地方来定。第五，中央各部委之间要协调。

    

        胡怡建（国务院税务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我谈三点。第一，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出发点是什么？这次上海改革试点选择了生产型服务业，而不是消费型服务业，因为如果是生产型服务业，处于产业的中间链，征收营业税会导致整个产业链腰斩，增加整个产业链的税负。这次税制改革要解决制度性问题，有几个方面要重视：第一，要有利于服务部门从制造业部门中分离出来。第二，要有利于成立专业型公司提供服务。第三，要有利于综合型服务产业的形成。第四，要有利于跨国公司或集团总部重新构架其产业。第五，服务业改增值税之后，服务贸易出口要有大的发展。第六，对消费型服务业征收3%，对公共服务业免税。

     第二，这次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由于制度性缺陷导致的企业税负加重，如何推进？我认为上海已经有五大突破：第一，方向上，选择增值税。第二，路径上，由点到线再到面。第三，制度上，实施了三大变革。第四，体制上，中央和地方都进行突破。第五，机制上，由下而上的改革形成了地方的动力机制。我认为接下来要实施三大推进：第一，在地区上向外延，产业上向内伸，制度上实施制度变革。第二，生产型服务业要坚持6和11，实施低税率，把整个增值税降下来。第三，对消费型服务业要实施减1征税办法，按照3%征税，对社会性服务也实施免税。

     第三，在这次改革中出现一些矛盾，比如交通运输业和金融租赁业的税负增加，但是从产业链来看，两者相叠加的结果是税负减轻，现在提出要对税负增加的企业给予补贴，我认为最后会导致该补的没补，不该补的补了。

    

        万曾炜（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谈三点看法。第一，对创新怎么判断？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突出表现就是形成了以一种信息化加电子等核心技术为基础的新一轮的产业创新和财富创造以及社会进步。什么叫创新？随着电子计算机的产生，光纤的产生，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创造，互联网的创造等，实际上发明性的创新大体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应用型创新和服务型创新，这两种创新每天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第二，过去30年，我们从封闭经济创新到开放经济，从农业经济创新到工业经济，这种创新与其他国家是有距离的，我们是接受一种转移。这一轮创新没有很大距离，我们和很多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第三，实现技术创新的核心是制度创新，现在的制度创新远远不够，包括人才聚集、资本调度、政府服务等，这涉及一系列问题。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从目前来看，服务业发展最大的背景是从简单的无纸化向全面发展过渡，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不是前提，释放是前提，人的解放和更多的服务型需求得到满足才可以使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中迸发活力。比如现在要新办一个杂志很困难，因为拿不到刊号，这都是以前的一些壁垒。再比如第一财经想办一个投资理财的培训学院，教育部不批准，后来我做了市场调研，上海现在大概有5万多学生参加各种补习班，这些补习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合法的，因为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开办补习班是需要许可证的，如果没有许可证，按照在工商局的注册经营范围，只能进行教育类信息的咨询，而不能实施对在校学生的教育和培训活动。我觉得现在还是计划和管控的方法，大量与人的需求相关的问题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在这方面很难发展。

    

        吴晓灵：今天的研讨会非常成功，专家的发言和现场互动都非常精彩，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全面，既有现代服务业的定义和发展趋势，也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制度性障碍、技术性障碍以及思想上的障碍。借此机会，对共同举办这次会议的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和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公司，以及提供支持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表示感谢！也向为我们提供周到服务的服务人员表示感谢！这次研讨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有助于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专家深入研究现代服务业的问题，有利于与地方学术团体相互交流，共同促进，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