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１０月３０日在中国经济时报创刊十周年报告会上表示，为了保证中国经济未来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应该从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府自身改革、走一条新型的发展之路、加强教育等五个方面着力。

    吴敬琏说，宏观经济走势从来都是一个很不容易说得准确的问题，而未来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除了需要分析短期的总供给、总需求的对比关系外，还需要研究短期问题背后的长期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增长时期。对２００３年开始出现的增长过快苗头，宏观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总量调节措施：央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利率浮动幅度，财政部宣布采取“中性”或“从紧”的财政政策。与此同时，行政部门也采取了微观干预措施，包括国家发改委派出督查组清理投资项目、国土资源部清理开发区、银监会按“有保有压”的原则决定信贷等。从目前看，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主要表现在农业地位得到了加强，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投资、贷款和货币供应增速出现减缓。

    但是，吴敬琏认为，这些调控措施存在过分倚重行政手段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量措施乏力，导致存贷款实际利率为负，房地产价格预期上扬和其他消极后果；二是行政干预给地方经济和部分企业，特别是没有权力背景的民营企业造成较多困难；三是由行政机关来作出该“保”还是该“压”的判断，难免造成资源的误配置，从长期观点看，配置效率的下降恰好强化了过热的根源。

    吴敬琏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还很低，所以需要快速地发展，包括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角度看，中国存在一种很不利于持续稳定高速度增长的现象。２０多年来，我们已经遇到了很多次这种情况，只要出现了好的形势，向新的高地冲击，几个月后就出现过热，煤电油运高度紧张，国家就要停下来调控。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有问题，追求的是一种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长。“九五”计划时期，国家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把增长方式从外延的、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内涵的、集约的增长方式；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这项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政策在“九五”期间是有成效的，但近年来执行上却出现偏差。吴敬琏认为，近年来，在政绩前提和财政体制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把“结构优化”和“结构升级”理解为“结构重型化”。许多地方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增长道路。而我国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十分紧张的资本资源根本无法支撑高耗费、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

    对此，吴敬琏建议从五个方面着手制定未来的经济政策，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第一，改善宏观调控。避免过分依靠行政手段的偏向，要善于运用总量手段和价格手段，从而保证在降温过程中提高效率。

    第二，走一条新型的发展之路，鼓励科技创新，采用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开发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同时，要大力发展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再者，注意用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的发展。

    第三，全面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坚决执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所决定的各项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第四，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干预企业微观决策的权力，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协调，提供透明、公正的法治环境，政府必须廉洁自律，杜绝贪污和浪费。

    第五，加强教育体系建设，实现人力资源的积累。

    吴敬琏：利率频繁微调较为适宜

    这个周末很不平静。被社会各界议论已久的加息之举终于在１０月２８日晚公之于众。消息“面世”之突然出乎多数人的意料，也引致有关各方的强烈关注和思考，评论访谈在周末的媒体上此起彼伏。

    １０月３０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时报》创刊十周年庆典报告会上指出，尽管宏观调控非常必要，但要避免过分依靠行政手段，应善于运用总量手段和价格手段进行调控，以确保在降温过程中提高经济效率。加息意味着试图更多地采用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而比较多的频繁地微调是比较好的办法。

    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吴敬琏先后四次谈及央行１０月２９日起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举措。

    首先，在谈到去年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措施时，吴敬琏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总量调控措施的运用是有极为限的。其中，货币政策措施只是两次提高了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一直未动。东亚金融危机后多次降息，带来了两个消极的后果：第一，需求方面控制不足，比如，房地产业的需求并没有明显降低，但由于动用行政措施抑制了供给，从而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攀升。第二，存贷款利率由正变负，居民储蓄存款的实际利率已有一年是负数，由此造成储蓄存款增速的急剧放慢，最近９个月，储蓄存款增速少增了２０００亿，同时，负利率使中低收入者的部分财富消失，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对居民的收入结构起到了不良的调节作用。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把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了２７个基本点，虽然幅度很小，但我认为，应该表示欢迎、表示拥护，”吴敬琏说，“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试图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运用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这是今年以来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吴敬琏强调指出，运用利率杠杆调控经济时，最好按照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采用的办法，频繁地微调利率，而不是要么长期不调，要么一调就来一个大跨度的调升或是调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是短期调控，像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几乎是每天都应研究它的松紧力度，利率的调控当然不能每天进行，但也不能好几年都不动。所以，比较多的频繁地微调是比较好的办法。”

    谈到全面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吴敬琏再次提到加息之举。他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全面规划，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坚决执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所决定的各项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金融业，这也是第三产业的重要部分。昨天央行的决定，除了调整利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深远的改革，就是放开了银行的贷款利率上限，走向利率的市场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最后，在回答与会者有关今后加息趋势的提问时，吴敬琏表示，调息之举从来都是很难预测的，一个方面是此举带有很大的策略性，各种经济因素随时都在变动，局外人士很难分析出台条件和判断出台时机。但是，“央行今后会更多地用常规手段来进行货币政策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