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历史责任。我想提醒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学者、公众，还有媒体都必须有一种责任意识。我们真的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之前之后进行一番比较，我们过多关注贫富差距，忽略改革本身创造财富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创造财富，才能解决我们社会中这么多的问题，因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下一步中国的经济有没有可能继续维持比较高的发展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能不能从技术、管理上的后发优势逐步转到制度、体制上的后发优势，而这一点是令人担心的。我认为，如果没有更深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这一点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国家未来要继续发展的话，重要的还是要不断地推进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司法的独立性和提高司法效率。

　　我想说，我们的改革远远没有结束。我1984年进入国家体改委，当时我们讨论改革方案的时候，大家认为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中国的改革，但到了现在，20年过去了，这个改革远远没有完成，这说明我们改革的艰巨性。而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知道，改革的阻力不仅仅在于既得利益、在于政府部门，还有来自于民间的力量，包括文化传统，都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我要特别提一下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在过去25年当中，一开始时大家并没有真正考虑国有企业有产权问题。只是单纯地放权让利，用承包制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但实践证明这些办法最多仅仅是一个止痛药、强心针，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长期的问题，1990年开始，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国有企业要真正地发展，必须解决它的产权问题。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在过去几年里，我想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就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要给予足够高的激励。这种激励可以通过奖金、年薪的形式，更重要是要通过股权的形式，股权可以是通过期权的形式，也可以是通过直接让他购买占有一部分股权的形式。

　　我们现在经常容易把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奖励、激励问题单单看成一个对他个人的待遇问题，实质上不是这样，实质上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我们可以看看山西平遥的票号发展。为什么一个东家，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股东，愿意把一部分股权无偿地让给那些掌柜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CEO。东家这么做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CEO的利益。最后山西相当一部分票号中，掌柜的所持的股份超过了东家的持股比例，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激励。这也是使山西票号在100多年时间里，从南到北变成中国最大的经营机构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不是经理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者的问题，谁有积极性去挑选好的经理人。我过去总结过一句话，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的经理，要想把位置做稳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个企业搞得不死不活，不能让企业赚太多钱，也不能让企业太糟糕，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形态。很多搞得非常优秀的大型国有企业，是因为总经理非常有改革精神，他可以为下边的员工解决激励机制，但是始终没有人给他自己解决激励机制。所以在这种国有体制下，经理人容易两极分化：一种是变成雷锋，真正的活雷锋，为事业为国家干事；另一种容易变成腐败分子。我们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能够使得一个人在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自己也得到比较好的报酬，这样使他有持续的积极性，为国家和社会干事。有一部分在过去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不计功利，不计名利，最后也走向反面，这种制度需要我们深思。我们一定要从体制上，使得每个人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自己也得到足够的报偿。只要使他自己也得到足够好的报偿后，他就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来。

　　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历史责任。我想提醒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学者、公众，还有媒体都必须有一种责任意识。现在非常遗憾，我们的政府官员最关心的是他的乌纱帽，对我们改革带来非常多的损害。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很多人为了保乌纱帽，也怕被人家指控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宁肯拖着大堆的国有企业应该改革的不改，最后拖着企业完蛋了，他不负任何责任。政府官员要树立一种社会责任。不要把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为社会干一件真正的事情。我们现在好多政府部门宁肯不改革，也绝对不去犯现在规则下的任何错误，而事实上他犯的是更大的错误，这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不负责任。我们的学者、媒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真的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之前之后进行一番比较，否则可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向很危急的地方。我们过多关注贫富差距，忽略改革本身创造财富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创造财富，才能解决我们社会中这么多的问题，因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