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让人敬重，不仅仅是他的学识，而且是他的人品和学术良心，他的被有人称作“茅于轼实验”的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受到关注。当记者问起这个项目时，他说：“还行。”
　　有人在解读中共十六大报告时曾经这样说过，十六大报告最鲜活的语言之一就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充分涌流”的经济学解释就是让资源能够尽可能的高效率配置。然而，中国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已经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障碍，其中以资本配置的低效率最为突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近年来一直在强调：中国资本市场缺乏效率，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前不久，我刊记者采访了这位学者

　　记者：我们知道，现在人们谈论市场经济，有这样一种担心，怕中国的市场经济会发展一种坏的市场经济。我们暂且不用“公正”之类的道德评价，仅从效率的角度来看，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增长？

　　茅于轼：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5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尽管它内部矛盾重重，而且前途未卜，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怎样的呢？用经济学来分析，增长的必要条件是投入要素的增加和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包括要素配置效率和科学技术造成的硬件效率。我国改革中这几方面的条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到了，惟一的例外也许就是资金利用的效率问题。我国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改革以来这部分潜力得到了开发，农业的生产效率提高，解放出大量的劳动力，充实到农业以外的各行各业之中。我国又有极高的储蓄率，因此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利用，很高的国内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这一点不但被中国的经验所证实，也是东南亚高增长国家的共同经验。至于说到配置资源的提高更是明显的，只要看改革以来的均衡价格的逐步形成就足以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因为它消灭了由于价格扭曲所不可避免的配置效率的损失。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变革，例如，承认个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个人有寻找适合自己专长工作的自由，不再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物资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寻求较好的机会，这一切有利于大大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当然，市场的种种毛病也抵消了一部分效率，比如假冒伪劣、恶性竞争、人际纠纷、高额的交易费用等等。资源配置的提高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资金的配置。

　　记者：您认为造成资金配置效率低的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原因是我国金融业一直没有开放双轨制，而是国营垄断。二十多年来国家银行不是以利润为目标，而是肩负着贯彻政府的任务。上个世纪90年以来社会的储蓄越来越从国家转移到家庭手中。由于其他投资渠道不足，大部分的家庭储蓄以存款的形式进入银行，银行的放贷并不以效益为依据，而是听命于政府。政府偏爱国有企业，百姓的存款大部分用来挽救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种体制的结果就是大笔银行坏账。虽然银行商业化是既定方针，然而进展不大。金融业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股票市场，它经历着同样的命运，从股票市场上收集的资金绝大部分都用来支援亏损的国有企业。所以，中国金融业的基本现状就是国有企业消耗了居民储蓄的大部分，成为各种坏账，最终表现为资金配置的效率低下。当然，国有企业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糟糕，好的企业也是有的。

　　记者：对这种效率低下的状况，您的经济分析又是怎样的？

　　茅于轼：我们不妨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公司，他以低效率运转，每年都亏损。但是工人所拿的工资有很高的储蓄率，公司向工人借钱以维持生产，并且还可以借工人的钱来投资。搞扩大再生产，公司的规模可以扩大，他们的待遇也可以提高，只要答应继续借钱给亏损的企业，这样的运行是可以继续的。这种运行模式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企业把工人的工资降低到维持他们的消费，企业就可以获得利润，这个国家公司就是有效率的，生产规模(GDP)是可以扩大的，工人的生活水平也能不断提高(只要支付低工资后企业能够盈利)。它惟一的区别是政府向老百姓借钱，还是企业降低工人的工资，或者说，是老百姓有自己的储蓄，还是他们的储蓄都变成了国家公司的投资。在正常情况下，居民的储蓄最后也要变成投资，所不同的是居民有选择投资的自主权，还是这个权利交给了国家公司？在中国，名义上居民有选择投资的权利，但事实上因为国家垄断了金融市场，而且老百姓也没有选择投资的习惯和经验，这个自主权并没有得到实施。国家公司代替居民选择的结果就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储蓄转换成了无效率的投资，用于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算一笔极其简单的账就可以看出我国投资的缺乏效率：我国储蓄率接近40%，GDP每产出100元就有40元储蓄起来，这部分储蓄用来投资，假定每投资4元在下一年就可以产出1元的GDP，那么下一年GDP就可以增加到110元。或者说我们的增长率就可以增加到10%，可是我们的增长率很少达到10%。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加上政府对他们的偏爱，造成了当前银行的巨额亏损和效率低下。

        “如果改进信用，提高每个人的道德，我们的经济增长也许能翻番”

　　记者：正如你所说那样，目前的中国金融状况是低效率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界定金融的定位和在未来的发展？

　　茅于轼：我们应当这样来认识金融业：金融业和其他一切行业一样，最终目的是创造财富。它的贡献大小、成功或失败，最后统一到以创造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他的日常业务每时每刻也都要瞄准更多地创造财富这个最终目的。要明白金融业何以能够创造财富，首先要明白一般的财富是如何被创造的，如果投入的价值量少而产出的价值量大，就证明有财富被创造出来。如果没有成本投入，当然更是创造财富。经济学家归纳出3种要素就是：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我们既然肯定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那它就能够创造财富，就不难理解金融业是如何创造财富的了，它是把资本运送到最能够创造财富的地方上去，使资本创造财富的可能性变成现实。金融业最基本的业务就是在不同的个人之间调配资金，将钱从暂时没有用场的人手里调配到急需用钱的人的手里，或者说把钱从生产力低的地方调配到生产力高的地方。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这样说过：中国资本市场缺乏效率，一方面有大量闲置资本，一方面有大量廉价劳力，但是两者配合不起来，中国资本的流动存在很大障碍。如果这一障碍不能被有效打破，它将从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就是说，钱没有有效地流动起来。这种流动的障碍在哪里？

　　茅于轼：首先是垄断造成的。资金配置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垄断，致使民营银行发展缓慢。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尚有很多金融工具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比如大学生贷款，大学生贷款一笔就是1万~2万元，而大银行一笔贷款至少几百万，这样就不如成立一个专门的金融机构，专门负责给大学生贷款，这个机构从银行借出一笔款，比如，1000万，然后它再一笔笔地做，风险由它来承担，国家的贴息由它来享受。中小企业融资也是这样，靠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肯定解决不了，中小企业是实体经济，但是没有金融服务，就创造不出财富。钱流动一下，财富就创造出来了。我在山西农村做的小额贷款试验，就是让资本和农村劳动结合起来，让农民能够致富。现在看来做得还行。还有一个流动障碍就是信用问题。钱的流动，看似简单，其实十分不容易，显然最困难的就是钱在不同人之间的流动是否安全可靠？借了钱是否能够按期归还？这就是信用问题。现在大家很放心把钱存到银行，没有什么顾虑，是因为大家相信银行不会倒闭，任何时候要用钱可以方便地从银行取出来，但是钱从银行流向企业家可没有那么放心，企业家有品质和信用问题，项目有风险问题，所以银行放贷要反复斟酌，总体来看，一个社会信用水平高，钱的流动障碍就比较小，相反，如果社会整体信用水平不高，钱的流动就会有很大的阻力，社会资本就难于有效的利用，社会的生产力就会降低。

　　记者：从各方面看，现在大家都注意到信用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又对建立信用文化不那么乐观，您如何看？

　　茅于轼：你们的刊物是研究融资的。融资说到底是一个信用问题，经济发展快的国家，都是信用好的国家。融资不像买东西那样简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信用是一手交钱，一手拿一个收据。收据能不能兑现，就是一个信用问题，收据不能兑现，谁还愿意拿钱给你？我们国家融资这样困难，就是信用有问题。信用的好坏不是天生的，美国人信用好，不是说他们人好，人都是一样的，是人家的信用制度好，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只有好的制度，才能养成守信用的习惯，制度就是对不守信用的人要有制裁，对讲信用的人要保护，让守信用的人能够得得到好处，让不守信用的人没有好处。建立信用首先在政府，政府一方面首先要讲信用，另一方面要有真正的法律制裁，我们的法律缺少独立性，很多不守信用的人得不到制裁，一个社会信用的好坏与政府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国家金融业发展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生产力增长的能力，所谓好的金融业是指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安全地引导资金从生产力低的地方转移到生产力高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要有良好的信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