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畅谈货币政策未来走势。
　　记者：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大家开始关注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你如何预期明年央行货币政策的基调？
　　夏斌：要正确预期2005年央行可能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首先应分析一下2004年的情况。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目标会达到多少？我估计12月底只能是2.2万亿-2.3万亿元，增长13.8%-14.5%，如果扣除物价因素的话，也就是增长10%左右。目前的贷款规模确实是有点紧了。我认为央行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他们也想运用“窗口指导”等手段来达到年初预期公布的目标，但我估计，年初公布的2.6万亿元目标是达不到的。
　　我们已经知道，“双稳健”政策将是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就财政政策而言，不用在“稳健”二字的字面解释上多做文章。至于货币政策是稳健的，我认为“稳健”二字不是经济学中特有的概念，是文中的语言。关键要看具体的数字指标，根据今年的情况，我的总体判断是，要么央行打破常规，只公布货币增长目标，不公布贷款增长目标。如果公布，央行的本意，明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目标大约为2.3万亿-2.4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4%左右。当然在其他因素制约下，也许会再高些。这一增长速度相对于2002年、2003年或者2004年来说，不能说是偏松的货币政策，2005年央行会维持偏紧的货币政策。
　　记者：你是依据什么来判断明年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会采取贷款增长14%的偏紧的目标？
　　夏斌：预期央行明年货币政策之所以会是偏紧的，我主要是基于以下这些因素的猜测。首先，央行始终认为，M2/GDP比例过高，社会总体流动性过多。这一点我也同意，但对此如何认识与解决，可能我与央行有不同的意见。其次，央行看到了近几年货币调控操作中的非精确性，央行并不能很好地控制实际执行结果。有些年份太紧些，有些年份太松了，实际结果都会偏离央行年初规定的目标值。央行已看到了这一点，并认为前两年的贷款增长是超常的，想平衡一下，所以我预期2005年央行的人民币贷款目标不会像有些人用模型推出的17%-18%的增长目标；再次，央行对明年物价传递有强烈预期，在今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央行已把一系列物价指标都罗列出来，原材料购进价格已连续两年上涨，工业品价格上升，房地产价格上升，平均劳动报酬上升，企业商品价格上升，尽管央行没能明确告诉公众物价传递要有多少个月，传递程度有多大，具体到2005年CPI会涨多少，但感觉2005年物价传递的压力很大，因此要体现其调控的前瞻性，货币政策肯定不会松；最后，投资反弹压力还存在着。目前停建、取消立项项目资金仅占清理项目总规模的1%，也就是说，清理整顿项目中大多数还得上，准备建的项目还是很多。所以，在这样一种投资压力下，货币政策同样也不会松。
　　记者：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于明年逐渐退出，货币政策调控的作用将日益重要。那么，央行在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应关注哪些问题？
　　夏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际意义的提问。以上关于贷款增长指标是我对央行的猜测。我认为，如果要实行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必须密切关注四大问题。首先，要认识到总量政策解决结构问题的局限性。其实包括央行在内，许多政府部门都已认识到总量政策调控后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突出了，而且都呼吁要解决，但迄今为止又未见到很有效的措施出台。现在已不是过去“点贷”时期了，不是可以靠政府或央行确定给哪个企业或行业贷款商业银行就办。现在，货币总量紧了，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之间的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了，这似乎在不断地证明，货币调控的总量政策似乎难以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尽管矛盾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宏观调控时情况好多了。
　　其次，央行要充分认识到，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还不完全取决于货币政策单项设计的精确程度。例如，2003年存款准备金率上升1个百分点，冻结了1500亿元资金，这种调控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但又不能过于频繁使用这种工具。回顾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加息0.27%及贷款利率市场化，这些政策措施都对，但如果仔细观察实际效果却发现，却仅仅是起到了一种显示市场信号的作用。当初差别准备金率措施出台时，我分析，这仅仅是一种市场信号，对于不顾一些贷款质量，盲目发放贷款和资本充足率很低的银行，警告你不能乱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但从实际执行结果看，因此项政策仅局限于几个股份制银行和一些小商业银行，这些银行所占市场份额又很少，所以不会产生多大的政策效应。另外，在加息0.27个百分点和贷款利率市场化两项政策公布时，媒体和公众更看重0.27%的加息，其实贷款利率市场化是一项很重要的政策措施，是方向性的、里程碑式的改革，但能不能起到风险定价的作用？当前很难说效果明显，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观察。我主要观点是，央行在近一两年宏观调控中出台了一些好的政策，设计也很精细，如加息0.27%和差别准备金率等，但调控的实际效果是否真正有效，还要取决于微观企业机制改善与银行改革等进展情况。当然，我并不否定这些政策本身。我只是想说明，在当今中国，有效的宏观调控仍不能仅指望于央行的总量政策，仍不能仅指望于央行一两项政策的精细的设计。反过来说，央行在制定总量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当今中国体制的特点，考虑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