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欧洲货币》举办的“中国论坛：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上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质量，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公司治理紧密相关。
他引证，１９９９年曾经实施过金额相当巨大的“债转股”，曾经出现了很多扭曲和失真，无视和违反了公司治理原则，这一问题最近引起国务院领导重视。
所谓“债转股”是指将商业银行债权转化为对企业的股权。即通过股份制改造，将一定年限的贷款转化为贷款银行对企业的投资。１９９９年，中国为解决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相继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最初设想，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１０年存续期内，通过各种方式，如贷款出售、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化解和盘活银行业不良资产１．４万亿元。
那么周小川在谈到公司治理时何以联系“债转股”问题，有何深意？
截至２０００年，全国有５９０多家企业实现“债转股”签约，涉及资产３４００多亿元。按照政策设计的初衷，“债转股”所要达到的效果为，一是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增强融资能力；二是强化对企业的经营监督，推动企业建立新的经营机制；三是社会波动较小，容易得到各方理解和支持；四是有利于在短期内解决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等。
从当时情况看，确有以北京水泥厂、上海焦化厂、梅山集团等一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企业效益连年递增，走上了良性发展道路。
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毕竟是肩负特殊使命的独立企业，他的使命便是将银行不良资产盘活和变现。“债转股”作为一种方法，自然也应以股权是否成功变现为检验标准；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来看，除处置坏帐以外，“债转股”还有促使企业改制，从微观上构造市场主体，推进经济改革的作用。也就是说，“债转股”成功应体现于银行不良资产的盘活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联系到周小川行长在今年４月份——微观基础不成熟、价格型工具的作用受到限制、社会保障体制落后以及激励政策不到位等因素，造成中国货币政策出现阻滞的讲话，就不难理解，公司治理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意义所在。
在政策实施初期，很多人士提出，要避免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相对于“债转股”，所谓逆向选择，指的是一些企业会将“债转股”看成国企大锅饭的“最后的晚餐”，形成赖债风潮；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企业管理层会觉得通过“债转股”轻易地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从而忽视了企业内部管理的真正改善。
应该说，决策层并非对此没有考虑。但实际上，企业为了争取“债转股”，开始虚假包装，期望吃上这顿“免费的午餐”。同时，也给按时还本付息的企业带来打击，甚至摧毁“借债还钱”的道德信念；从银行角度来说，巨额不良贷款轻易地被转给资产管理公司，这在客观上会导致国有商业银行今后不去千方百计地避免再度产生不良贷款。
如果银行不能有效地加强外部监督，内部又不能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只是简单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则新的不良资产还会大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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