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组织者希望我能讲一讲当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不能讲很多，只能着重讲一讲国际经济短期的动态，讲一讲国际区域结构的变动，以及到2010年中国区域的发展战略。

   大家知道，最近美国股市动荡是非常剧烈的。去年“9·11”以后，美国股市就跌了，后来虽有一定的回升，但在今年5月份以后，又开始下跌，从5月22号到7月22号这一段，美国股市下跌了2600点，可以说是深度的暴跌。伴随着这场跌的过程和美元的疲软，出现了欧元、日元币制的大幅度上升。在7月中旬的时候，欧元对美元的比值已经突破了1：1，以往欧元的颓势这次竟得以扭转，很是奇怪。到7月25号以后，这个深跌的行情突然又开始扭转，4天里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上冲了1000点，然后欧元和日元对美元又有下调的趋势。我昨天来大连，没有看到周四、周五美国股市的情况，但是我在今天早上听凤凰卫视讲，美国的股市在周四和周五又是两天的下跌。

   为什么我们关注美国经济？因为美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美国伤风，中国就要跟着打喷嚏，甚至是重伤风。

   分析我们前几年的经济形势，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外贸好，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好。前几年，本届政府在启动内需的同时，也在极力地推动出口的增长。当出口在20%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就有所恢复。比如说我们在经历了启动内需不太成功的1998、1999年之后，在2000年终于见到了光明面，中国的经济开始从低谷当中反弹出来了，这是因为当年的出口增加了20%多。第二年，也就是去年，因为美国经济萧条，全球经济表现不景气，我们就只有6.8％的出口增长率，所以刚刚出现的经济回升势头又被压下去了。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大家展望2002年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对前景本来不是太看好，不是太乐观的。可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是，上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6％, 二季度上到了8%，平均上半年是7.8%。出现这么一个非常意外的很振奋人心的增长，我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出口又从去年的6.8%上升到了今年上半年的14%。所以如果大家做出曲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出口好，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上来；出口不好，经济增长就下来。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增长的曲线，它不跟着投资和消费的曲线变化，而是跟着出口的曲线变化。

   所以，我们是深刻受到世界经济影响的。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我们如果不关注国际经济的变化，特别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的变化，我们真是说不清楚未来的趋势会是怎样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重视对美国经济的研究。

   谈到美国经济的时候，我们比较关注的是美国股市的表现。大家知道，从2000年的9月份开始，美国经济的主板市场道琼斯指数，还有它的高科技板块那斯达克指数，即“道指”和“那指”出现了双双下跌的情况。也就是说，在“9·11”事件的一年之前，美国的股市就已经结束了它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涨的行情，开始了下跌的趋势，进入一个衰退的过程。到了去年“9·11”，本来就站在斜坡的美国人又让本·拉登踹了一脚，结果下滑得更快了。

   实际上，就是没有这次恐怖袭击，美国经济也要往下走，因为美国的新经济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泡沫。我们不是说新经济不好，像网络技术、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等，确实代表着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但是这个新经济还在非常幼小的时候，你就把它夸得非常的强大，说可以给投资人带来巨大的回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它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就被华尔街的证券商们股评家们和形形色色的老板们吹得神乎其神，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形成了巨大的泡沫，而且这里面还有大量的做假行为。

   泡沫过度的投资会造成过度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讲一个现象，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国几个大的通信公司都宣告破产，欧洲也有一些大的通信公司宣告破产。为什么它们会破产呢？是因为它们对通信宽带技术的投入太过量了，以致于现在全球宽带通信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全球60亿人口一天不停地打电话，用不了几个小时就能全部传送完。据说现在已经建成的宽带使用率只有3%。这么大的一个严重的浪费，投资人拿了那么多的钱进去，而它只形成这么一点点的使用率的时候，那么这个资产的回报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当时那斯达克股市在狂涨的时候，网络概念股的平均市盈率是400倍，这个市盈率也就是PE，即它的股市资产的回报率。比如10块的资产，每年能形成一块钱的回报，它的市盈率就是10倍。那斯达克的网络概念股的平均市盈率是400倍，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投资人一分钱盈利拿不到，只是把原始投资收回来，就要400年！其中比较大的像亚马逊书店，像 ON LINE这些公司的市盈率居然达到了1600倍，就是说，你要过1600年才能收回你对这家公司的投资。这不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投资吗！就是因为他们把未来夸得太大了。所以股市进到了这么一段，实际上是进到了不理智的行为阶段了。用格林斯潘的话讲，就是股市的理论是“傻子理论”。什么叫傻子理论呢？就是你相信有比你更傻的人，以更高的价格从你的手里把股票买走。股票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所寻求的是一种正常的投资回报，当他进入到傻子理论的这种过程，得到的就完全是一种疯狂的结果。大家都期望着股市炒得越来越高，而不是想通过股市正常的投资回报来获得收入，处于这种态势，这个股市就非常不正常了。

   美国在二战以后的60年间，它的平均市盈率PE是12～13倍，现在是多少呢？是40倍，已经跌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说美国新经济的股市表现，完全是泡沫化的。不是说没有好的东西，但是它被夸大了。既然是泡沫，它就要有破的时候，现在看来，新经济可以提供给人们投资的回报还遥遥无期。下一步美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仅靠新经济来支撑，恐怕是很难的。

   新经济之外就是传统经济，在过去十几年中，美国的传统经济如制造业，受到强势美元的沉重打击，这也是美元的币值被大大的高估了所带来的恶果。大家知道，币值上升对出口是很不利的。因为美元币值上升，导致了美国的传统产品出口出不去，而他国的进口产品变得越来越便宜，于是，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就挡不住。出口出不去，进口挡不住，美国的制造业就这样一步一步垮下来。美国也曾经是“世界工厂”，在二次战后，美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当中所占的比重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接近50%，但是现在呢，也就是20%上下。我初步算了一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当中，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全部的新增GDP当中的比重只有5%。所以，现在美国经济垮下来以后，要想用它的传统产业去支撑经济增长，以形成企业的正常利润回报，这恐怕很难。

   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报出来的一个吓人的数字，说是增长了6.1％，这个强劲的反弹，使大家都相信美国摆脱了去年以来的经济衰退。但是前天和昨天美国的股市为什么又跌下来了？接着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它在二季度的增长是1. 1％，接着我们又知道了美国7月份的失业率是5.9％。 由此可见，美国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不稳定的。如果它的经济是由生产的增长、供给的增长来支撑的，就不会有这么剧烈的波动。美国一季度6.1％的增长是靠国防开支和消费者的开支来支撑的，而不是美国的新经济和传统产业的增长来支撑其经济的增长，不是这样一种情况。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经济这次复苏出现了非常态的，和战后六次、战前七次经济萧条后的复苏不一样的表现。就是当它经济反弹的时候，并没有伴随着就业的上升，也没有伴随着企业利润的上升。可以讲，现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无就业无利润的“复苏”，这样的复苏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见到过，既无就业，又无利润，这就使美国经济得不到有力地支撑，也就注定了它眼下的复苏不可能持久。

   这次美国股市有着特殊的表现。我们说美国经济现在遭遇了自二战以后的第八次衰退，前七次衰退的表现都是当经济触底了以后6个月左右股市就开始上涨，其中有六次都是非常明显的上涨，涨幅达到3%～23%。如果按美国政府认定的去年四季度是美国经济谷底的说法，那么到今年6月份，本来应该出现一个股市的反弹。可是，我们在6月份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美国股市的暴跌，在两个月里跌去了2600点。所以，我认为美国股市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调整到底，经济还没有进行到完全正常的轨道。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一段美国股市的丑闻不断打击着投资人的信心。这个丑闻并不是个别的，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美国有专业机构预测；近8000家美国上市公司当中大概有1/3都造假，就是说有2000多家公司都在造假。这是非常可怕的，成了一种诚信的危机了。

   讲到近来的美国股市丑闻，不能不讲“安然”这个例子，这是美国这一次萧条以来出现的第一个大的公司的倒闭案。安然是怎么造假的呢？安然在自己的外边建了一大堆小公司，这些小公司就是用来给它倒账用的。能做几个亿大买卖的大公司，居然委屈在洛杉矶某写字楼的一个只能坐四个人的小房间里，它真的能一年做几个亿的生意？调查出来以后才知道，这完全是假的。安然为了包装自己的业绩，在1999年建立了一个公司，叫安然ON LINE——“安然天然气石油产品在线交易”。这个网络平台建立了以后，一年当中，它的营业额就达到了1万亿美元。大家知道，中国的GDP才1万亿美元，一个安然公司居然做了1万亿美元的生意，它是怎么做的呢？后来经过调查，真相被揭穿了，原来在这个网络平台上交易的所有卖主都是对着一个共同的买主，就是安然；而所有的买主又都对着一个共同的卖主，也是安然。于是，安然的“业绩”就出来了，迅速成为了美国第七大公司，它的股价就上去了，最高的时候上到90

    

   多元钱，然后就跌下来，最后只卖5分钱了，投资人血本无归。在这场泡沫当中，不管是银行还是个人，大家都吃了亏。

   问题是，美国现在不只有一个安然，而是有一堆安然。最近宣布倒闭的世通公司，它比安然公司还要大，它是超过1千亿资产总值的，也倒闭了。安然不仅造假，而且有黑幕交易，它的的CEO（董事长）向公司借钱买公司的原始股票，把股票挑高了以后套进，然后将盈利的那一块揣到自己的兜里。他自己通过这种黑幕的交易，倒手赚了两个多亿美元。这个股市丑闻被揭发出来以后，股民真是触目惊心，谁还敢再去碰美国的股票！

   为了重建股市的信誉，再树股民的信心，7月8号，小布什到华尔街去召集1000多个大公司的CEO，还有银行的领导人，给他们训话，说你们要诚信，你们不许再做假账了，再做假账，我就要送你们进班房。他讲的这个活是在做秀，想让股民相信美国政府是有能力让这种欺诈消失的。可是，就在他讲话之后，美国股市又连续出现十天的下跌行情。既然是树立股民的信心，为什么大家还要跑呢？我想，跑的那些不会是正常的股民，一定是黑幕交易人士，因为他们知道美国政府要动真的了。最近美国参众两院不是已经通过了完善股市的法规、加重打击的法案吗，而且扬言：8月14号以前，你要把自己做黑账的行为交待出来，该补的赶快补上，这样就可以减轻惩罚；否则的话，就要加重惩罚你。这个话一讲出来，股市就大跌。所以我说跑的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股民，要么是庄股，要么是黑股，都是操纵股市非法谋利的内幕人士。美国股市之所以有这么高的价格，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在操纵着的，你对他们打击得越狠，美国股市掉的就越厉害。所以，我看美国股市还有的跌。

    

   长远一点看，美国股市仍有继续下跌的趋势，现在的8000点不算最低，前一段时间最低的时候到了7500点，有可能还要往下掉。我的看法，美国股市的道指会跌破6000点。刚才我讲到，现在美国的PE是40倍，而在正常年份它是十二三倍，现在比正常年份要高出三倍左右。你现在跌了下来，离正常值还有相当大的一段偏差，你要让你投资股市的回报达到正常水平，股价就必须再往下跌，如果道指穿透6000点的话，我认为就会发生一场美国的金融风暴。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公司和个人都大量地向银行借钱炒股。另外，美国银行实行的是混业经营，银行自己也拿钱去炒股，这样，当股市的价格一路下跌，跌得太狠的时候，就会在银行内部形成大量的坏账，到最后就会窒息美国的经济。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日本，日本的泡沫经济破了以后，它十几年都走不出来。大家知道，从1985年到1990年，日经指数也是从10000点涨到40000点，跟美国道指从1996年初的4000点涨到1999年底的12000点是差不多的，也在4倍上下。后来日经指数就跌了下来。日本股市暴跌了以后，日本的银行就开始形成大量的坏账，因为银行被窒息了，所以就贷不出款，企业的日子就很难过。过去那么强大的日本，现在日子这么难过，原因就在于在发生了日本金融风暴之后，银行系统被破坏掉了，正常的经济运行被阻塞。

   所以我认为，在道指跌破了6000点以后，美国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效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如果发生这一问题，就一定会引发全球性的风暴。

   那么，美元在前一段跌了之后，为什么又涨起来了呢？这

    

   是因为美国的许多公司在欧洲和日本抛售资产，通过抛售它们在海外的资产，把钱调回美国来填补营业的亏空，以表现它们的“诚信”。它们把抛售所得的欧元和日元兑回美国，就变成了美元，这样，美元反而又走强了。如果美国发生了金融风暴，银行系统越发困难的时候，那么与此相连的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市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且这种互动的影响会一波一波地放大。这样，由美国的金融风暴引起，必然会形成全球的金融风暴，甚至会出现类似于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今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就叫《警惕全球金融风暴》。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当时在北京的讨论会上有不少人跟我争论，说我是危言耸听。结果怎么样呢，7月之后，大家都看得了股市的暴跌。由此，大家开始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发生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将是一个什么影响？

   我认为，唯一可能在这场全球金融风暴中受益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股市下跌的时候，欧洲和日本的股市并没有上涨。这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当国际投资人对美国股市恐惧，对美元前景恐惧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看好欧洲和日本，他们知道，如果美国不好，欧洲和日本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这个全球的资本，它是一定要寻找一个出路的，出路在哪儿呢？于是，它们开始关注中国这个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现在只有我们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持续地保持了9%的增长率，在最近几年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率。放眼全球，可以说只有我们中国一个亮点，国际投资人很可能会在中国为他们的资本寻找出路。 

    

   最近我听到一些议论，有人主张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人主张人民币国际化，甚至有人主张让外资进入A股。像这样的主张，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一定不能让人民币国际化，一定不能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你要开放了，就是自找麻烦。中国为什么能够避开’97金融风暴，就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开放。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当时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我们比较傻，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没做到这一步。但是，傻也有傻的好处，外面刮风的时候，你正巧没有开门，那么这场风就没刮进来。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有可能发生全球金融风暴，在这个时候你让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市场，那无异于做自杀性的蠢事。

   我讲这个观点的时候，很多人说这岂不矛盾吗？你又要引资，你又不想开放，两者怎么统一呢？我说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香港呢！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引进外资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我们今年差不多又可以引进500亿美元。我们之所以没像那些开放资本市场的亚洲国家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重创，就是因为我们有香港，香港有一个中国概念股。大家知道，香港的一万多家上市公司，有90%在中国的内地做了投资。外国投资人到香港去买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就是把钱给它们，香港的上市公司再做内地的直接投资。所以当金融风暴起来的时候，直接投资抽不走，这样，中国的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就是稳定的。因为那么多上市公司的根都扎在内地，香港也相对

   保持稳定。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只有中国存在着，在中国大陆身边有一个专为她使用，专为她服务的高度开放的国际资本市场，这就是香港——世界第六大资本市场，世界各国都没有这个绝好的条件。我们现在还是应该走这条路，就是用好香港，把我们内地大量的企业推到香港去上市，让香港成为我们的邻岸金融中心，成为我们融资的窗口和渠道。

   为此，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要把国企和民企中好的企业都推到香港去上市，推它几千家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很多钱了。国际资本现在有几十万亿美元，流动性最强的约有7万亿美元，我们能不能从中拿到1万亿美元呢？1万亿美元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已利用外资的两倍多近三倍，我们如果能引进1万亿美元的话，那么中国的三农问题、下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就能基本解决了吧！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就应该好好把它把握住。我相信世界给予中国的机会也就是这么一次，我们如果把握得住，那么我们就能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解决我们现有的矛盾，使我们的工业化提前十年到来。

   我上面讲的是世界短期形势的分析，我对中国的前景还是持乐观态度的。下面我想讲讲今后世界大的格局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之间跨过大西洋盆地的国际分工，美国把欧洲变成了它的一个经济势力范围。二战以前，美国对欧洲的投资比重只占它海外投资的12%，到了70年代中期，美国的海外投资在欧洲的部分就占到了一半也就是50%以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美国海外利益的格局。过去美国的投资重点是在南美洲地区，那是它的后院。后来它趁欧洲那些国家在二战中打得精疲力竭之际，借着马歇尔的“援助计划”，在欧洲大肆扩张它的势力，如愿地把这个世界上除美国之外最富裕的区域拿到了自己手里。

   美国能够长时间地控制欧洲，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二战后50年间世界所处的冷战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对峙，使

    

   欧洲人时时感到外部的威胁，所以他们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以便让美国人在欧洲给他们出人出枪看家护院。在这种格局下，作为西方阵营的老大，美国自然也要求欧洲的小兄弟们作出种种让步。

   在冷战当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进行过一次重大的调整，这就是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上台以后，慌不迭地到中国来，跟中国人握手言和，为什么要这样？大家知道，他用的国务卿叫基辛格，基辛格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利益的重心是在欧洲，但是二战以后，美国在亚洲连着打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就使我们的军事重心始终放在了亚洲。那么，你看一看，我们在欧洲是利益重心，在亚洲是军事重心，这两个重心不重合，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合算的，应该使这两个重心重合才对，毕竟美国的在欧洲经济利益受到了苏联东欧军事集团的威胁。基辛格的这个话尼克松就听进去了，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就是他要使美国的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重叠。这样，他就要结束越战，就要和中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他就跑到中国来，和中国建立了先是联络处，后是大使级的关系。这说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以它的经济利益重心为定位点的。

   这个尼克松主义出现在70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冷战是随着1991年的“8·19”前苏联的转轨而结束的。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过去那么多年的冷战，说到底，还是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冲突，美苏两霸都在争霸，它们争的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它们都是世界大国，它们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庞大的人口，国内资源完全可以支撑它们的经济，所以它们就可以不用依靠对外的需求来保证自己的长期发展，这样的国家怎么能打起仗来呢！要知道，发动一战、二战的德国和日本，都是资源极度短缺的国家，因为它们的工业化没法支撑自己的经济发展了，它们就必须用武力扩张的办法去抢市场，抢资源。但是美国和前苏联都不是这种情况，既然不是这种情况，那就是冷战，彼此拉拉架子，做点武器摆在那里吓唬吓唬人。局部热点可能有一些，但是真正的冲突没有，冷战嘛，打起来就成了热战了，到了1991年，前苏联解体了，这个冷战也就结束了。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可能性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叫阶级矛盾下降了，民族矛盾上升了。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不仅杀共产党人，也杀你国民党人，它要整个地灭亡中国。所以国共两党就有可能再度携手一块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拿这个思想来分析分析冷战结束以后的变化，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政治矛盾下降了，经济矛盾上升了。对欧洲人来说，过去的敌人现在没有了，过去受着苏联东欧集团的威胁，现在人家转向了，要跟你寻求同样的体制，都是一家人了，那还有仗打吗？敌人没有了，朋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欧洲和美国，日本和美国之间被冷战所掩盖的那些矛盾，特别是那些经济冲突现在就突出起来了。

   实际上，在过去美国成为西方世界领导的时候，欧洲就一直存在着要求独立的潜流。比如欧洲1957年搞的煤钢联营，后来的欧共体、欧洲共同市场，再后来的欧盟等等，这一步一步，就是欧洲人独立过程的证明，他们要寻求自己的发展。到80年代初期的时候，欧共体九国在经济方面的势力就已经和美国开始势均力敌了，日本一国的实力达到了美国40%GDP的水平。当我在经济上能够跟你抗衡的时候，我凭什么老要听你的呢！

    

   于是，1992年，欧洲十五个国家在丹麦的一个叫马斯特里赫的小城，起草了一个欧盟宪章，实际上就是欧洲人要团结起来，把美国人的势力赶出欧洲。为此它设立了欧盟统一的时间表，还要在1999年实行欧元。美国对欧洲这种势力的兴起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一种经济的行为，人家也没有说是要反对你美国，人家搞的是一个公开的市场嘛，你照样可以进来。面对欧洲人的这一招，美国怎么办呢？它也使出了一招，1993年年底，美国拉着加拿大和墨西哥搞了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区，搞了一个美加墨大市场。

   于是我们看到，随着冷战的结束，统治世界50年的冷战格局解体了，一种世界区域化的格局出现了。美国现在想把它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所以它现在非常积极地推动APEC，就是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它现在做的比较快的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

   说到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区，它对我们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把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给包括进去了。以前美国跨过大洋，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和中国进行分工，也就是说，它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主要是从太平洋彼岸的亚洲国家进口的。而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把墨西哥包括进来，就等于美国把它分工体系的一只脚，从太平洋的另一端收回到美国本土了，这就直接影响了我国的贸易结构。1994年的时候，大陆加香港加台湾——我们叫“大中华圈”——的纺织品在北美市场是第一大供应商，份额达到49%；但是到了1996年，第一大供应商就变成了墨西哥；到了1998年，大中华圈在北美市场上的纺织品份额下降到了28%。出现如此变化的道理很简单，就是美国对墨西哥没有配额，它对墨西哥的关税几乎是零，当墨西哥生产的大量纺织品可以源源不断地付给美国的时候，我们的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美国的门槛就被大大地提高了。所以1994年是一个拐点，在这一年，中国第一大创汇产品就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而是机电产品了，在这以后，创汇比重一直上升的就是机电产品。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头些年，我们乡镇企业的平均增长速度是30%；但到1994年以后，一个跟头栽了下来，乡镇企业现在的增长速度也只有百分之十几。另外，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要启动内需，但是在工业生产当中，国有企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已经是一个历史高峰了，达到了9%到10%。我们在过去二十年最好的时候，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也不过是这么高。外资企业的增长一直在12%到14%的水平，也是一个比较均衡的曲线，国有企业是一个很向上的高仰曲线，只有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一直在5％到7％之间徘徊，过去那个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增长速度，我们再也看不到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乡镇企业很多是外向型的，搞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但是到了1994年以后，北美自由贸易区出现了，我们原来的产品出口困难了，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眼下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占整个出口额1/4，差不多是25%，这个25%的份额虽然在我们手里拿着，但是未必拿得牢固。大家知道，2000年12月，欧盟在英国的尼斯开会，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政治上要有一个统一的宪章；第二个就是说欧盟要东扩，到2004年的时候要扩进来10个国家。而我们注意到，这10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不像现在的欧盟15国那样都是发达国家。它们进到欧盟后，一定会产生和美国一样排挤我们产品的效应，我们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就会受到第二次阻击。

   现在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不是全球化，而是区域化！这个区域化对我们中国已经产生了而且今后还要产生着不良的效应。我们过去是以美欧市场为出口导向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20年出口平均增长15％，而GDP平均增长9％，也就是出口贸易增长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没有那个15％，就没有这个9％，我们太依赖外需了。当美欧市场相继挤压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寻找一种新的方式，而是继续过度依靠出口，依靠外部需求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那么，这个路子将会很难走。

   其实，不只是中国受到区域化的影响，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它们也同样受到这个影响，其影响之大影响之深，

   在有些方面比我们还要严重。欧洲市场、北美市场不仅要对中国关门，也要对其他亚洲国家关门。所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在考虑改变它们长期以美欧为导向的出口贸易战略。现在，大规模到中国来投资的日本、韩国及台湾的产业很多。陈水扁虽然要搞“台独”，但是最近台湾当局说可以不经过第三地，直接对大陆投资。它不吃大陆饭怎么办？它每年对外的逆差是100多亿，对中国的顺差是200多亿，折合下来还有几十亿的顺差，没有大陆的这个支撑，台湾经济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台湾正把它的产品大量地转向大陆，从上海的昆山到苏州的一些生产线，现在几乎被台商垄断，他们办了几千家厂子，向大陆转移他们最先进的技术。韩国也有动作，韩国产业的特点是以大企业为主。韩国三星集团董事局三个并列的主席之一李金镐，最近被派到北京来。他先投了四个亿的美元在国贸附近搞一个三星大厦，还要在我国进行多项投资。有人猜测，也可能是他们自己放风，说三星的总部可能要从韩国迁到中国来。韩国的现代公司则说，未来它要争取坐世界汽车工业排行老五的位子，而这老五的位子就要靠中国市场的份额来争取。最近它准备在北京的顺义进行第一期数额为15亿美元的投资，要搞一个现代的汽车城。还有日本的日产公司，最近要和我们的二汽合作，准备投资500亿人民币，在二汽那里也搞一个汽车城。

   这真是大的动作！他们之所以要把先进技术和巨额投资都拿到中国大陆来，就是不甘于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对他们的挤压，他们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市场，而这个理想的新市场就是人口众多，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中国大陆。

   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在上世纪90年代，日、港、韩、台加上中国大陆的出口，大概是增加了1亿美元。在这新增的1万亿美元出口当中，有50%是这五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我们从中看到了经济整合的趋势，我把它叫做西太平洋经济区，我觉得这个西太平洋经济区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至于中国要和东盟搞“十加一”的自由贸易区，我不太主张。因为我们和东盟有太多的近似的关系，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没有，竞争大于互补。但是我们和亚洲日、港、韩、台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就非常强，他们有资金，有技术，我们有市场，有便宜、优质的劳动力。因此，这种经济整合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看到了这么一个前景，就可以明确我们现在对外开放的方向，引资的方向，合作的方向，明确我们现在应该定位在哪一个区域里边。我想，即使世界经济区域化的趋势给我们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能和日、港、韩、台经济整合成功，那么我们也会出现非常强劲的发展。

   我们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GDP在全国只占3%，而现在占到了13%。广东的经济发展得益于香港的拉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它旁边的香港经济总量比它大两倍。今天，广东的经济总量已经比香港大10%了，所以香港已经拉不动广东省了。现在，台湾经济总量是福建的十一二倍，韩国经济总量差不多是山东加辽宁之和的两倍，日本经济总量则是中国大陆的四倍。如果这几家经济整合能够顺利地进行，如果它们面向中国大陆，和我们共同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体，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会有更加强劲的推动力。

   可见，世界经济区域化不见得不好，就看我们在战略上如何应对。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美国对这个事情怎么想。

   美国现在极力地推动APEC组织，它想把环太平洋地区的肥肉都装到它的兜里。刚才我讲，尼克松主义的内核就是把它的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重合起来。最近我们注意到，美国已经公开宣布，它军事战略的重心要在2005年之前转移到环太平洋地区，这是美国国防部在去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里面讲的。这个白皮书讲得很具体，说美国的潜艇部队，现在大西洋盆地和太平洋盆地的部署比重是六：四，就是大西洋那边占了六成，太平洋这边占了四成，它要在2005年之前变成倒六四，就是要把潜艇部分的60%放到环太平洋。同时它最近在日本的关岛部署了从来没有在海外部署过的巡航导弹，把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从一个增加到了两个等等。为什么美国现在把它的战略重心向东移动？我们如果知道了尼克松主义的来龙去脉，我们就知道它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就是美国已经认定了环太平洋地区是它的经济利益重心。

   美国这样认定是有它的理由的。它不会不看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亚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70年代中期日本完成了工业化，80年代中期“四小龙”完成了工业化，90年代中国和东盟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在加速。平均算来，世界经济在亚洲地区的增长速度比在欧洲快得多，这就出现了亚洲经济的规模要逐渐超过欧洲这样的一个趋势。再看美国的对外贸易。在1982年，美国跨越太平洋的贸易破天荒地超过了它跨越大西洋的贸易，到1997年，美国仅对中国和日、港、韩、台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就大于对整个欧盟的贸易。所以，美国不能不重视亚洲。

   另外，美国的经济版图是这样的：长期以来，它的经济重心放在东北部的13个州加上一个华盛顿特区。这13个州就是跟着华盛顿起草宣言的13个州，它们集中了美国50%的人口和70%的GDP，而美国的西海岸地区却长期不发达。后来借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在西海岸地区部署了一些工业。在80年代初期，里根搞星球大战计划，在那一带搞了很多高技术的产业。后来冷战结束，这些高技术产业就成为美国新经济的基础，所以就出现了美国西海岸的繁荣和发达。这样，美国国内的经济重心也开始逐渐地从它的东北向西南移动，在1990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口署统计到，美国西南部地区的人口开始大于东北部地区。当时有学者估计，到本世纪后期，美国西南部地区的人口会占到全美的60%，产值会占到2/3以上。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重心在从东海岸向西海岸转移，而在它西海岸的太平洋对岸，便是经济正在崛起的亚洲。如果我们把美国东部地区的经济规模和欧盟的实力加起来，再把美国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和环太平洋APEC 20国的实力加起来，两者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大概是旗鼓相当的。但就增量来说，还是环太平洋地区要快得多。所以美国的经济重心现在虽然正处在将变未变之际，但从趋势来看是一定要转到环太平洋地区的。既然美国看到了这个趋势，看到了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和日、港、韩、台等的经济整合速度在不断加快，它的国家战略就一定要进行调整，它就一定要使出一些招儿，否则，它在经济上就打不进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那里搞关门政策，你搞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亚洲国家进行经济上的阻击，你还要把亚洲拉到你的势力范围内，亚洲能心甘情愿吗？从经济利益上讲，西太平洋经济区自成一体，跟美国是渐行渐远的。

   于是，美国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仍然沿用冷战思维，它要在亚洲地区树立一个“敌人”的形象，用这个“敌人”来团结“朋友”。那么，这个“敌人”树谁呢？朝鲜？不行，太小了，而且它正在同韩国谈统一的问题，而且最近也说要进行改革。于是美国就选定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块头大，只有用这么一个大块头的敌人形象，才能把西太洋地区的其他国家拢到一块。所以，在美国现在的战略设计中，是把中国当成一个“敌人”的道具来使用的，它要拿中国这个“敌人”来团结“朋友”。

   弄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海峡两岸关系的风云变幻了。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两岸关系也随之变化。李登辉在1992年还在和我们谈历史来往，达成’92两岸共识，当时甚至讨论了李登辉到中央政府来是给个副主席还是给个副总理当的问题。可是，1994年他突然变脸，提出“两国论”。1996年以后，民进党的势力越来越大，后来民进党上台，就开始搞“台独”。实际上，90年代，恰恰是台湾经济和大陆经济加速整合的时候，但是在政治上却越走越远，这自有原因。原因就是美国在那里捣鬼，在政治上支持一批台独分子捣乱。而且美国国会居然通过决议，说如果大陆对台湾动武的话，它们要出动军力来武装护台，给台独分子去撑腰。美国还极力妖魔化中国，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军费开支，损毁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这都是美国人干的。有人说小布什对中国不好，克林顿对中国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大的战略调整都是在克林顿那个时代完成的，这个中美关系、台海问题，矛盾的突出都是出在克林顿时代。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不管是哪个政客上台，他都把太平洋地区作为美国利益的海外的重心，他要用调整后的新战略去分化瓦解西太平洋地区的整合，来把这块经济利益揣到他自己口袋里头来。所以我说美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对台政策，它的对台政策都是从属于对华政策的；而且美国也从来没有独立的对华政策，它的对华政策都是从属于全球战略的。当年，尼克松这个右派的领袖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来到中国和毛泽东握手言和；今天，克林顿跟中国搞到这个份儿上，小布什跟中国搞到这个份儿上，都完全是出于美国战略的需求。

   但是，我认为美国是不能够阻止西太平洋经济区的整合趋势的，它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徒劳的。不过，对此我们还是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美国的新战略有足够的认识，要认识到当今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西太平洋地区，要认识到台海问题的背后是美国在分化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整合，从而搞好我们自己的战略设计。

   现在美国在海湾和亚洲地区布设了两个点，在海湾地区它准备打伊拉克，是有它的算盘的。因为从短期看，美国股市塌下来，美元衰退了以后，国际资本的短期流向肯定是欧洲。为什么不是日本？因为日本相对来说太小太弱，而欧洲比日本要大要强，所以资本到欧洲去更具有可能性。如果美国眼睁睁地看着国际资本流向欧洲而自己无所作为，那是不情愿的。就像欧元在1999年1月份启动以后，3月份就爆发科索沃战争一样，美国当时打的不是科索沃，它打的是欧元。今天美国借世界反恐怖问题，把伊拉克给牵扯进来，没有任何根据地就要打它，实际上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布一个点，让国际资本向那个地方流动。为此，它就要在那个地方制造是非，有所动作，而且它也在寻找恰当的时机。你看现在美国老是吵吵要打伊拉克，可它又按兵不动。那么它什么时候动呢？我看，当美国股市跌得很厉害，美元跌得很厉害，而欧元涨起来，欧洲股市涨起来的时候，就一定是美国用兵的时候！它在那里打的是国际资本的流向，因为国际资本讲的是安全，那个地方战争一爆发，钱就一下子又回到美国去了，而不敢放在欧洲。

   国际资本另一个可能的流向就是亚洲，主要是中国这个地方。所以美国就有可能趁美元美股暴跌的时候在台海问题上做文章，就有可能鼓动陈水扁他们去闹独立。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去利用这个机会把世界的资金向中国引，还是用兵去打台湾不让它独立？我在北京的许多讨论会上说，就看我们能不能过政治这一关，假如我们能过政治这一关，就可以在坚决不承认台湾“独立”的前提下，且放它50年。当年我们解放大军打到广州的时候，跨一步就到香港，毛泽东说“停住”，这真是雄才伟略。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处理呢？如果台湾真的闹了“独立”，我们一定要表明立场，坚决不承认它的所谓“独立”！但是我放在50年以后解决。现在两岸经济可以照常往来。这样的话，国际资本就可以到中国来。因为只有台湾问题才能让中国动武，一旦中国动武，美国的军事力量就可以介入，介入以后，国际资本就会跑。所以，现在我看美国人长短期的战略都有它自己的考虑，关键就看我们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的软肋就是台海问题，如果你打我的软肋，我就闪开，让你打不着，我可以照样走我的路。这也是国家战略，你出一招我出一招，如果你出的这招让我应付不了，那我就死了；如果我有很好的应招，那么对不起，你就想下一招吧！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战略上的考虑。我们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要多考虑我们自己下一步发展的路子怎么走，要先把经济搞上来，胳膊粗了以后咱们再去跟人家较量。这个世界就是强权的社会，谁胳膊粗谁说话就好使，你没有人家力气大，你跟人家打起来有什么好处？我们还是应该先发展经济，很多国际上的事件我们且能忍就忍，能躲就躲，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

   再讲讲我们国内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在我看来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区域结构方面的考虑主要是准备打仗的需要，而不是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按照市场空间结构去合理布局中国的经济，考虑较多的是什么地方在打仗的时候不要损毁了，什么地方的战时供应线比较方便等等，考虑的是这样的问题，所以经济布局是散点式的，是不合理的。总的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格局是“东轻西重”，“南轻北重”。所谓“东轻西重”，就是东边轻工业多，西边重工业多，当时搞三线建设，把重工业内迁，防止敌人一进来先在沿海地区打烂我们的摊子。所谓“南轻北重”也是这样，东南是沿海嘛，所以南方轻工业多，北方重工业多。这种格局的特征，就是全国大分工的特征，因为轻重工业品要互相交流的，那么就在全国范围之内展开这种交流，

    

   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几年中，中国的这种区域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地区间的大协作还在不断地发展。中国省际之间的交流基本是通过铁路的，水运很少，而公路运输主要是短距离的，多用于省内的交流。于是，随着省际之间交流的频繁，中国铁路的平均运距是越来越长。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铁路平均运距年增长率是0.37%； 到了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铁路平均运距年增长率是5%。 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1979年的时候，中国铁路的平均运距是500多公里，现在已经超过了800公里，每吨货物大概要多运300公里。这当然反映了一种经济活跃，反映了交流范围的扩大，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货运周转量大大增加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货运量本身也很大，去年即2001年，我们的货运量是135亿吨，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数字对比：美国的经济规模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很大了，物质产品——农业和制造业的产品——加起来大概是今天中国的3倍，但是美国70年代中期的货运量只相当于今天中国货运量的80%。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规模是人家1/3的时候，我们的年货运量是135亿吨，但是美国货运量最高峰的时候也就是110亿吨。我们的经济规模比人家小得多，但是我们怎么有这么多货物要运呢？就是因为我们分工格局不合理，空间结构不合理，这才需要有大量的货物不断地在铁路上运输，在公路上运输，就逼迫着你修越来越多的道路，增加越来越多的运输工具。

   我们现在都在讨论物流问题，大家都说中国的物流业不发达，物流效益太低，还举了很多数字，比如说中国的运输费用在GDP中占的比重比发达国家高出5倍，中国的流动资金的周转是每年1.7次都不到，而发达国家是每年15～18次，我们比人家低得多。但是你想一想，物流是什么？就是货物在运来运去，既是如此，那么流动资金的周转就取决于物流的速度，要是空间缩短了，物流的速度当然也就快了，货物在流动过程中的时间减少了，你资金的周转速度就加快了，你的效益自然也就提高了。有的人可能没有仔细想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物流业的效益低，首先是缘于宏观经济的空间结构不合理。

   我曾经比较过美国和日本的区域结构，发现美国和日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美国跟中国的版图差不多，有930万平方公里，但它这930万平方公里有70%是平原，所以美国的道路建设根本就不用考虑我要占多少耕地，不像咱们中国，每年都要计算又减少了多少耕地，一减多了领导人的头就大，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它的面积不到美国的1/24，比美国要小得多，但它的人口数量却很大，这就给日本出了一个难题：怎么既能保证农产品的基本供给，不至于因修过多的道路而大量减少平原的农田，又要保证城市化在平原的推进？要两者兼顾，你就得考虑怎么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果了。

   这样，就出现了美国和日本两种不同的模式：美国是大城市很少,小城镇很多，全国7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5万人以下的小城镇里面。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2.7亿人口，却只有4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日本呢，情况倒过来了，有 6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日本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有14个，比美国多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日本它在不断追求土地产业率的提高，减少道路的建设，建设道路毕竟是要占土地的。结果日本就形成了一种都市圈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而美国的模式是全国的大分工，美国东北部的14州（包括华盛顿特区）的产出占全美70%，本身消费占50％，多出来的供应其他地方去消费。与美国不同，日本有三大都市圈——东京都市圈、大阪神户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在全国1.2亿人口里面，三大都市圈集中了900万人口，每个都市圈都在3000万人口上下。这三大都市圈之间几乎不交流，1979年日本运输省有过一个统计，就是三大都市圈之间的交流，只占全国运输量的1.5％，它98.5％的物流量全都在都市圈内来进行。这就是说，它的每一个都市圈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体系，在都市圈里面生活的人们，基本是靠着这套独立的生产体系来实现他自己消费的供给，日本就是这么一种模式。

   当然，作为自身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日本是高度开放的，每个都市圈都对外开放，很开放，但是对内却几乎是封闭的。不是他们不愿意交流，也不是政府有法令限制他们交流，而是因为有了这种相对独立的体系就没有必要再交流。比如说咱们东北人，咱们用“捷达”是近水楼台，你要用“富康”，你要用“普桑”当然也可以，那是你个人偏好。但是那些车运到这儿来，加上运费，比本地产的车要贵出不少的时候，你也不见得非要去买外地的车。愿意买外地产品的人肯定是有的，但就消费的主体来说，可能是本地化的。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人口和人均收入，当人口群体达到一定规模，而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这个市场就形成了需求，它就和产业形成了一种对应的关系。比如鞍钢，如果你产1000万吨钢，东北区可能用不了，你就得到别的区如华北区去找销路。但是如果咱们辽宁人的收入已经达到两万美元，家家都像美国那样有一两台汽车的时候，你鞍钢这1000万吨钢就不够了，还不够辽宁7000万人口吃的，你还要增加钢产量。

    

   就是说，某个地区，如果人均收入低，人口规模小，这里的产业特别是大的产业就要外散，否则难以生存，因为它的产品销不出去。但是当这一地区人口数量增长或者人均收入提高的时候，那就会把许多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效益的产业吸纳到本地来。

   所以日本就是走的都市圈的路子，我们中国是不是也应该转向这个路子？虽然中国的土地面积比日本大，可我们的人口数量也比它多。城市化只能在平原地区进行,而中国的平原只占整个土地面积12%，这12%中的90%又是集中在沿海地带的,非常有限。按照我们全国的人口来计算，我们人均的平原面积只比日本多一点点，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均结构其实跟日本非常相似，既是这样，我们发展战略的取向，特别是在空间架构的安排设置上，也应该向日本学习，否则，我们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现有的土地根本就不够你占的！我们的十五计划里有一个到2010年的土地使用规划，规定到2010年中国建设用占地一共只能被占2000万亩。十年占2000万亩，一年也就是200多万亩，但是我们过去的四年，平均每年都占400万亩，也就是说，十五计划所规定的目标，五年之内就都用光了，那你后五年不搞建设了吗？

   我们应该重视土地问题，这是中国的国情。像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小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当城市发展了，工业发展了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土地变成城市，不种田了,而是把工厂建成了以后，生产出产品，到国际市场上去换粮食吃，它们走的是国际交换的道路。但是，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我们也能够把自己的农产品供应放到海外去吗？大家也许知道，在1994年的时候，美国一个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所长叫莱斯特布朗的，在美国外交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人》。他说，日本、韩国、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不生产农产品了，农产品的进口依赖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中国的人均结构跟日本、韩国、台湾差不多，如果也走这个路子，肯定也得大量进口农产品。可是，中国是这么庞大的规模，你要大量进口的农产品，国际市场能供应吗？他还算了一笔账：说日本人现在的人均粮食消费是550公斤，中国人现在人均粮食消费是400公斤，每年总共需要5亿吨多粮食，再过30年，到2030年，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费再增长50公斤，按450公斤算，到那时，16亿的人口每年就得需要8亿吨粮食。但是你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要把你的土地逐渐占去，占去以后，中国每年只能产出粮食3亿吨，和需求差出5亿吨。这是什么概念呢？全球现在每年的粮食贸易量在2亿吨上下，全卖给你中国人还差3亿吨！所以莱斯特布朗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

   这确实是个问题。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比我们人均耕地少，但是它们可以不要一点耕地，我们中国不能这样，中国必须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保持大量的耕地来供养我们的人口，这就使我们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更加的有限，这就迫使我们去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

   所以我特别主张搞大都市圈，我认为不能盲目发展小城镇，发展小城镇对中国来说是死路一条。因为我们中国是这样一个情况，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对比，每平方公里GDP的产出相差40倍。如果你建了那么多的小城镇，那就是说，你要用40倍以上的土地，才能够把这些人口装进去，才能够生产出那么多GDP来。那这就很可怕，数量暴增的小城镇会使我们本来就很有限的土地消耗殆尽。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发展大城市，争取到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提高到全国总人口的50%，到2030年提高到70%甚至是80%，那就意味着可能有十几亿人口生活在城市，而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的只有3亿人口。我认为将来中国一定会出现100个甚至200个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对我们中国来说，你不走这条路，你就没有工业化，没有城市化。所以我在参加很多地方的城市规划论证时都在讲这个观点，我说一定要考虑大城市的建设问题，前一阵子我参加深圳市的2030年的城市总规划的讨论，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深圳应该考虑再放大一点，你现在只考虑到这么一点点的规模，将来是要吃亏的，因为城市建设这个框架一旦定了，人口规模再一膨胀，你这个框架就会成为你的负担，你还要回过头来重建。你们大连是不是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    

    

（2002年9月6日）

    

    

    

   主持人：王健先生，您在19８８年的时候曾经来过大连，今天还有观众在当时听过您的讲座，您那次谈的好像是关于沿海开放城市如何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问题。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应该说您一直在关注着沿海开放城市以及我们大连的发展变化，那么您对我们大连今天的开放程度作何评价呢？

   王  建：我可以在这里引用国外一个机构的资料，是关于对中国投资环境评价的。它列举了七个城市，说有３０％的外企投资首先会想到上海，有２5％的企业考虑的是在北京，然后是深圳、广州，大概是占到了５％左右，然后大连、青岛、武汉也是外商愿意考虑的，大概是占１％～２％。大连、青岛、武汉，大连是排在前面的，算是好的位置，这就是一个评价。

    

   主持人：您认为目前大连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王  建：讲一个印象，富不富，看汽车。北京现在跑在马路上的有八成是私家车，不少车还很漂亮；来到大连，我看马路上的是出租多。所以我感到大连的城市环境非常好，但是人的富裕程度还不够。我想，大连是不是应该出现更多的像韩伟这样的企业家，让一个公司带动成千上万户人家，大家共同富裕，增加收入。另一个方面，就是要着力培育大连的支柱产业。

   过去大连有很多支柱产业，特别是重工和化工方面都非常有名，但是这些年好像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打得响的不多。大连既然已

    

   经建设了这么好的投资环境，那么下一步就可以结合刚才我讲的“西太平洋经济区”的形成，不放过国际资本向中国流动的机会，抓住几个重点产业，突出我们的优势，把它发展起来，使大连人的收入增加得更快，那么，这个区域市场就能更加繁荣起来。

    

   一观众：王建先生，您刚才讲到，1994年以后乡镇企业走向滑坡，原因是劳动力型企业和外向型经济这两个路子不太准，后来不得不着力发展国有企业。但是我认为在中国发展乡镇企业还是非常必要的，我想请您谈谈新世纪前20年乡镇企业如何走向，如何发展。

   王  建：我想可能有一个误会。首先我说乡镇企业的滑坡现象是存在的，但是我不是说根据这个现象就导出来我们只能发展国有企业，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乡镇企业滑下来后，我们的国债投资主要指向了重工业，而国有企业在重工业里边是最密集的，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上来了。很多人说，从这几年的国债投资指向看，几乎是建国以来的第二次国有化浪潮，是和我们前一段市场化的路子相悖而行的。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内需不启动也不行，所以就表现出来国企这一段有比较好的增长。但是我看将来中国的经济支柱肯定还是民营企业，因为国企这一段的增长并不能证明国企内部的机制真正有了创新，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看，在将来的竞争中，国有企业还是不如民营企业。                  

   刚才我讲了，说我们现在的外部需求受到了压缩，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大市场整合的加速，一定会对我们产生挤压效应，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启动内需。讲到启动内需，我们就必须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在今天正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水平上，我们的服务产业只有33%，我们的农村人口还是那么的庞大，所以我们工业化、城市化还要走很长的路。特别是服务产业这一块，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因为在人均GDP1000美元这样的国家，它的服务产业比重都在50%～55%，甚至更高，比如东盟国家，像马来西亚像泰国像菲律宾等等，它们的服务产业在我们这个GDP人均水平上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么低，原因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太庞大，农村人口庞大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的消费都不通过市场，不用货币。虽然你在乡镇企业里，但是你还是在你自己的菜田里种菜吃，你家里的很多服务都是自助性的、互助性的，结果服务产业就没有一个市场。所以我们要通过城市化来启动内需，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把现在散布在全国各地乡间的乡镇企业迁入到城市来。随着城市模型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和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这样，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了，我们的服务产业发展了，那么就可以把我们的内需就打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启动内需，用国债投资，来搞点基础设施建设，那只是治表。你要想治本，你就必须推动中国的城市化，使大批的人口进入到城市。因为大批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它标志着中国高收入人口群体的扩大，在今天，中国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相差三倍。所以在城市人口增加并获得就业机会后，中国就会有更多的人增加收入，就可以提高中国的整体购买力。所以最近我一直在呼吁，我说城市化是启动内需的根本的突破口，应从这个地方着手。

    

   主持人：我想也正是基于您的这种观点，您提出了构建中

    

   国区域经济九大都市圈的构想。那么在辽宁和东北亚的区域经济重构中，我们大连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王  建：我在构想这个九大经济圈的时候，首先就想到辽宁的大连和沈阳应该是个都市圈。大连和沈阳的区位特征特别像日本的大阪和神户，阪（大阪）神（神户）就是一个共同的都市圈。要构成一个都市圈，按照日本的经验，最好是3000万人口，3000万美元GDP，城市的半径大约是120公里。半径的概念就是从城市的中心到城市的边缘，120公里，汽车装货卸货，一天打个来回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物流速度最快而道路需求最低的一种空间的配制模式。所以我设想，这边是大连，那边是沈阳，中间是辽宁的中部城市区，组织那么一个都市圈，大概有3000万到4000万甚至更多的人口在这个大都市圈里面。要是那样的话，沈阳和大连最后都应该是1000万人口以上的规模，这是我的一个设想。

    

   主持人：我们经常听到的是经济圈的概念，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都市圈和经济圈有何区别。

   王  建：经济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你说什么都可以，哪一类的经济都可以说成“圈”，而且大圈小圈都可以画得出来。都市圈讲的是特定的城市群的范围。刚才我讲的就是都市圈，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由一定的人口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组成的一定规模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基本上就把这个都市圈内的产品消化掉了，因此它一般不对外交换，它的产品多是内生内化的。

    

   一观众：王建先生，你刚才讲到物流的时候多提到省际之间的铁路运输，那么对于我们大连这个口岸城市来说，如何发挥海运的优势呢？

   王  建：省际的交流主要通过看铁路，我看辽宁也是如此，不然可以比较一下铁路的运量和海运的运量。因为咱们有相当的一部分都是煤炭运输，另外就是重工业产品，比较大的物件，这就使得铁路始终保持一个大的运量。至于这个海运，我觉得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它来发展同世界各地特别是同中国周边国家的联系。也可能是一些稀缺资源，别的地方没有，只有东北特有，然后通过一个出海港外运。我知道像吉林、黑龙江的一些大件的产品，都是要在大连下水，运到各地去的。但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意思是，如果你是个都市圈，你的主要产品是内生和内消化的，那你就不见得要大量地和国内的其他省份去交换。当然我们稀缺的资源很多，必须从世界各地运来。所以我有个观点，我说我们的九大都市圈是应当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的。所谓对内封闭，不是说绝对封闭，而是说圈和圈之间的交流可以逐渐减少；所谓对外开放，就是说和世界各地的交流还要保持一个相当的比重。从这一点上来说，大连的省际交流，我越来越倾向于它通过铁路和东三省进行交流。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铁路的运货量，会发现辽宁的前两位的贸易伙伴就是吉林和黑龙江。吉林和黑龙江在辽宁的铁路运输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46%到47%，而且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我看东北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区，当然吉林和黑龙江那边也还会形成一个都市圈，这样铁路的交流就越来越在省内了。拿辽宁来说，辽宁现在省内铁路运输也就是内循环占了六成，这个比重非常大，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样。如江苏、广东也是大省，它们的省内运输比重分别是1/4到1/3，而我们是2/3，可以看出我们辽宁呈现出来经济区域的特点。

    

   一观众：如何估价西部大开发与西太平洋经济圈的关系？

   王  建：现在国家计委在筛选对西部投资项目的时候，筛选来筛选去，觉得好项目不是太多，因为它的投资回报跟东部的简直没法比，在那儿进行没有效益的投资，不是等于白白撒钱吗！对于西部来说，它现在面临的倒是一个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那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本来就非常脆弱，你要是再盲目开发，那就会更进一步地破坏它的环境。所以我看当前主要应该考虑如何保护西部的生态环境，让那里相当一部分的农村人口向沿海城市转移。要有这样一些战略上的考虑，否则的话，将来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局面就难以收拾。当然，中国西部地区肯定处在这次西太平洋经济区的整合当中，但眼下还难以找到它的位置。

    

   一观众：王建先生，刚才您对国际资本的间接投资讲得较多，而对外商的直接投资讲得不多，我想请您在这方面再作些阐述。

   王  建：刚才我讲的间接投资，实际上和直接投资关联性很强。现在流动性强的大外资，它只做间接投资，你让它做直接投资它是不干的。你要想把它引进来，你就得开放资本市场，而开放资本市场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又做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通过香港来做，就是让中国的产业公司到香港去做红绸股或者H股，到那个地方去上市，然后从那儿将募集的资金拿回我们的内地做直接投资。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间接和直接的过程，而有了这个间接和直接的过程，就可以使我们避开

   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的不利影响，而把那个有利的一面尽可能地放大，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不是说不考虑

    

   直接投资，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说到外资对中国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和内资比较，因为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值的。现在我们国内的银行存款在上个月已经达到了3。5万亿人民币，从这一点看我们好像有很多资金，但是你拿很多的人民币去做这个外资的事恐怕你做不了，因为外资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和它资金相连带的技术、管理、观念等等。所以，要是真像我刚才讲的能有一万亿美元的资金进入中国，我们就会同时引来先进的技术、设备，大幅度大面积地改造我们的企业，那么，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一定会超过以往。

    

   主持人：这里有一个观众的条子，他说现在日本、韩国等都加大了对华的投资，请王建先生从发展战略的高度谈谈大连应该如何加大引资的力度。

   王  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走过的历程是轻型化的，以普通消费需求打头，拉动轻工业增长。但到1992年以后经济转型了，由轻转重，经济增长模式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拿工业结构来说，1990年的时候基本上是轻重工业各对半，到了今天，我们的重工业已经超过了60%。一般来说，当达到了2/3到3/4的重工业比重，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就算大体完成了，所以当这个经济的重心在变化的时候，就给我们辽宁带来比较明显的机遇了。刚才我讲到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征，是东轻西重、南轻北重，而南轻北重的重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集中在辽宁。拿辽宁省在全国经济增长的排位来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在往下掉，1990年我们还在第五名，1996年我们就到第八名，但是到2001年的时候，辽宁在全国的位置没再往下掉，仍保持了第八名，这说明我们辽宁这个重工业的优势逐渐发挥出来了。所以，

    

   将来辽宁产业的定位，还是要考虑怎么发挥我们现有的重工业基础的优势。在重工业这一块，我们有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优势，还有营销渠道。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把我们的现有的产业基础与韩国和日本的产业技术相嫁接。如果说台湾产业的强项是电子工业和轻工业的话，那么，韩国和日本产业的强项是机械制造、化工工业，正好和我们大连和我们辽宁和我们东北区的产业结构特点相吻合。未来20年将是中国的重工业的高峰发展区，预计辽宁省和大连市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排位会不断地上升。既然过去的5年已经遏制住了我们不断下落的趋势，那么今后拐点可能就来了，可能就要往上走了，但要把握好机会，特别是要防范全球金融风暴，争取引进大的外资，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一观众：王建先生，您在演讲中没有提到和我们邻近的印度，它和我们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最近几年对世界经济也有相当的影响，我想请您谈谈印度对我国会有什么影响。

   王  建：真是难得在大连还有关心印度的朋友。我跟印度大使馆的副大使是很好的朋友，经常来往，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一方面，现在我们大量的产品进入到印度，印度觉得我们是在抢它的饭碗，非常地不愿意。另一方面，印度一些大的软件公司也准备开拓中国这个大市场。但从合作的方面来说，顶多也就是中国的轻纺产品进入到印度，印度的软件产品进入到中国，当然还有一些铁矿石，印度供给我们中国铁矿石。说实在的，我看中印之间的贸易额也难有扩大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结构有很多地方是比较相似的，结构相似，你有我也有，大家就没法发展更多的贸易关系。我跟印度的朋友也经常谈到这些，

    

   而他们最近谈得比较多的，是希望开放到印度的旅游，因为他们看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到东南亚去旅游，让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赚得蛮多的，他们挺羡慕，说我们能不能把中国游客也给引进来啊，最近在讨论这个事，也可能中印之间的旅游就要放开了。

    

   一观众：我是一家外贸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公司出口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刚才王建先生讲，北美已建立了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贸易圈，欧盟到2004年也会吸纳10个发展中国家，而这肯定要削弱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一些产品搬到东欧或是墨西哥去做呢？

   王  建：看来大连企业家的素质很好，马上就反应出来这么一个办法，而这正是很多外贸企业现在考虑的一个应对的措施，就是要把我们的步子迈出去，在东欧那个地方建立我们的前沿基地，然后把我们的半成品，把我们的组装件运过去，在那个地方雇佣一部分当地劳动力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间接地、迂回地进入到它们的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它们刚刚进入欧盟，改革也是刚刚开始，我觉得在那里有空子可钻，我们中国人是很会钻空子的。先建立渠道，然后再占领市场，我想还是有机会的。

    

   一观众：我是韩伟集团的，我们公司正面临着融资渠道的选择问题。刚才王建先生讲到将来可以把香港作为我们融资的窗口，可是根据我们搜集的资料来看，一家公司要想在香港上市，交易成本是很高的，而市盈率目前还比较低。所以，我想请您谈谈我们在香港上市的可行性。

    

   王  建：我认为，如果国际资金哪儿都不能去，就只有到中国来。如果我们把香港这个池子挖大一点，那么，短时间之内，香港肯定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资本市场。到大家都来追逐有限的股票的时候，市盈率自然就上来了。如果有在香港上市打算的话，你不妨再等一等。

   另外，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比较有风险的选择，就是你这个企业现在可以大量介入美元。为什么要介入美元呢，因为美元要贬嘛！据我所知，现在许多机构在讨论人民币是不是要和美元脱钩的问题，认为再跟它这么挂着，我们是要吃很大亏的。所以介入这个贬值的货币，将来的负担是会减轻的。但是目前不能介入欧元，我认为大概在年底之前这一段，欧元的涨势还比较迅猛，可能会达到1欧元对1. 1甚至1.2美元。如果是这样，你介入欧元或是介入日元就会吃亏，但你介入美元这个趋向于贬值的货币，恐怕就有便宜可占，对企业会有好处的。

    

   一观众：我对通信感兴趣，现在中国已有多家大的企业进入到通信领域，大量地进行投资建设。我想问一下，在中国会不会像美国那样，出现因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收益而导致通信业破产的现象？

   王  建：我觉得咱们和美国还没法相比，美国现在的通信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应用水平，是太大的浪费。但是中国则不然，即使我们现在的手机数量是世界第一位的了，即使我们现在的固定电话规模很庞大，但是我们的电话包括无线通信的拥有量也只达到30%。所以我们现在规模再大也不能叫做泡沫，泡沫是说你供应的能力已经超过了需求的能力，可你还在盲目地发展，然后你就把你的回报吹得很大。我认为当前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包括电信发展空间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主持人：王建先生，正如您所讲的，最近20年对我们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为了抓住这个机遇，我们大连不仅进行了工业革命，进行了环境革命，而且现在正在进行着学习革命，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王  建：工业革命、环境革命和学习革命，前两个是硬件的，后一个是软件的，就是要对人的思想进行格式化，用新的观念新的理念来指导我们做新的事情，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从你们这次组织的“长安—大连（电视）论坛”，我就感受到了学习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