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盛洪表示,收入分配有一个机制,大致是市场的机制和政策的机制,目前有特殊资源的领域和有些特殊作用的领域依然是政企不分,行政部门有实际上的立法权。可以通过一纸通知和办法,实际上履行的是立法的程序,立法过程是一个到现在为止是有倾向性的立法过程叫做部门立法,造成了现在中国存在着非常危险的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性的机制。
经济学家张曙光表示,要解决分配不均这个问题,现在重要的是讲政府的政策和政府的行为。新浪联合董事会主席段永基表示,最近的统计是做房地产最赚钱,之前是做经济出口最赚钱,20世纪90年代初是作证券最赚钱,他分析出靠近政府公权力最近距离的人最容易赚钱。
央行副行长郭树清表示,现在的收入分配如果不合理首先是市场分配不合理,市场秩序是不合理的,市场是不是正常的市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没有竞争有序的格局,也谈不上统一开放方面做得非常好的东西。
郭认为目前的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比如劳动力市场,距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这四个要求差距很大,在其他要素市场上,土地市场上问题也非常严重。在资金方面的市场也是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市场不完善的问题。
郭建议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增加公共支出,在目前财政收入从每年增长1000亿到现在的4000亿、5000亿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实现最基本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支出。郭认为现在完全具备条件推行社会保障法律。据悉,目前覆盖劳动者社会保障大概养老保险超过20%,医疗、失业保险覆盖的不到20%,非农就业的人标准可以低一些,郭认为这必须纳入这个体系。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表示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要抓主要矛盾。他认为解决收入分配和缓解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他建议在解决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时候,要以抓绝对贫困为主,在解决收入平等和机会平等的时候,要加强机会平等。汤敏表示机会平等的核心问题是教育问题。他认为每个人的能力不均、贡献不同,之所以贡献不同,基本问题是他们的教育不同。政府要解决机会平等的问题,首先要把教育作为政府最重要的内容做起来,目前来说能不能赶紧把基础教育或者说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他估计需要100亿到400亿的资金,现在农民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已经是个共识了,连柬埔寨、尼泊尔、越南这些人均GDP是中国1/3的国家,他们也在教育上完全免费了,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让农村的义务教育免费。在农民工的培训和职业教育中国家再出一部分钱,加一把火,使机会平等更好地实行,在目前来说,既花不来太多钱,而且能比较快地解决收入平等比较重要的部分。
汤敏认为收入平等的问题和收入分配的问题,目前在中国来看核心的问题还是在政府的职能转变,他认为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均相当部分是因为政府定位没有定准,而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他建议政府的真正职能是解决市场失败的问题,比如说教育、卫生等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就业问题。解决分配不均需要先把这三个问题抓住。(刘宝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