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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愤怒: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
演讲者:何帆(论坛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时间:2012-06-07    阅读:634次   

全球愤怒: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

(长安讲坛总第217期)
时间:2012年6月7日(周四)晚7点
地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一层国际报告厅。

何帆

论坛特邀专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迎接衰退

    人们往往在危机之后过早的乐观。2009年,人们已经在谈论经济增长的“嫩芽”(green shoot),然而,“嫩芽”很快就被严霜摧折。2010年,人们又开始谈论“复苏的夏天”(summer of recovery),可惜,我们又从夏天一步迈入了冬天。这场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影响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料。

    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深刻的内在的调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过去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政策。房地产泡沫可以追溯到互联网泡沫崩溃之后美联储的降息。金融市场上无节制的创新可以追溯到当年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的放松监管。全球失衡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早就出现了,甚至很多经济学家曾认为,全球失衡会是引爆一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想要纠正这些由来已久的政策失误,想要调整这些根深蒂固的失衡,岂是短期内能解决的。

    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世纪90年代可以算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当时,信息技术风起云涌,全球化高歌猛进。全球经济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同时通货膨胀却一直被治得服服帖帖。从2000年网络泡沫崩溃,到2007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之前,有那么大约十年的时间,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仍然很快,但是技术进步已经慢下了脚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只是靠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把服务业外包到印度,才得以维持高额的利润,或许,我们可以把这段时期叫做“镀金时代”。如今呢?往日的繁荣,已似一场春梦,新的技术革命虽然正在酝酿之中,但我们看不到方向究竟在哪里。中原逐鹿,未知鹿死谁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黑铁时代”,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低迷和改革压力已经逐渐显现,但是其对政治和社会的冲击才刚刚开始。地震对建筑物的破坏是短暂的,倒坍的楼房可以很快再建造起来,但是灾害对人们的心理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则是深远的。从历史上看,19世纪末世界经济经历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但在一系列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突然转向为贸易保护主义,直至引发军备竞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大萧条,在美国带来了“新政”、在德国引发了纳粹主义、在日本催生了军国主义,而在苏联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对日本政治和国民心态造成的巨大冲击。所有这些历史,都在提醒我们,金融危机带来的政治后遗症是不容忽视的。

    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过去20多年是经济全球化的鼎盛时期,但是,这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经济全球化的高潮。19世纪中叶,经济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空前繁荣。这就是经济史学家所称的“第一次全球化”。那是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时代。英国人把它叫做“维多利亚大繁荣”(great Victorian boom),美国人把它叫做“镀金时代”(gilded age),阿根廷人把它叫做“美丽年代”(belle époque)。然而,它来得耀眼,去得匆匆。从19世纪后期,各国经济不断出现金融危机,各国的经济政策也逐渐从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义,全球化出现了停滞和倒退。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刺激了政治上的敌视,争夺海外殖民地的竞争日益白热化。进入20世纪之后,欧洲列强的军备竞赛逐渐升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出发的列车,最终开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一个最伟大的时代,却以最悲惨的结局收场。

    危机爆发之前,往往是空前的繁荣和盲目的乐观。19世纪上半叶,技术进步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19世纪初,工业革命已经从英国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国家,科技创新大幅度降低了远程交易成本。1807年,克莱蒙特(Claremont)的蒸汽轮船在哈德逊河上初次亮相。1836年,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轮船航班开通。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1830年,英国的第一条铁路,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建成。1869年5月10日,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建成。1866年,跨越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铺设成功。过去从伦敦发一条消息到纽约,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如今连一天都不用不了。伦敦和纽约市场上的同类金融资产的价格差下降了69%。在资本市场上,无论是后来的电话还是互联网,都无法和电报的影响媲美。交易成本的下降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勃兴。在这段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一半左右。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也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庇护。英国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谷物法》是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斗争的主线之一。地主们主张对进口谷物征收高关税,逐渐兴起的城市资本家则强烈反对。1838年,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经济学人》杂志就是谷物法的反对者为了宣传自由贸易而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格瓦蒂在《贸易保护主义》一书曾谈到,英国废除《谷物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持有自由贸易立场的皮尔首相权势很大,能够力排众议。随后,自由贸易政策开始为欧洲各国效仿。1860年英法签订Cobden-Chevalier协定,双方互相降低关税。在这个贸易协议中,有一个设计精巧的机关,那就是“最惠国待遇”。按照最惠国待遇,最初签署贸易协定的国家,无论对方再和其他国家签订什么样的贸易协议,均能自动获得同样的优惠政策。这等于国家和国家之间构架了一套自由贸易的电网。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德国、荷兰、瑞典和瑞士的制造品平均关税下降到不足10%,法国和意大利略高于10%。

    然而,全球化在其最繁荣的时候,也种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表面上看,这时经济全球化仍然非常风光。发展迅猛的不仅仅是国际贸易,还有国际投资。到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都已经实行了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将各国的金融市场融为一炉。在美国的铁路投资热潮中,不乏英国投资者的身影,甚至还有中国的商人,如怡和行的创始人伍秉鉴。1870年,外国资产占世界GDP的比例为7%,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已经上升到20%。法国和比利时在德国钢铁业中的股份占20%。1910年,德国和比利时企业在法国洛林铁矿中持有的股份多达35%。法国企业在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的煤矿中均有投资。和资本的流动比起来,人口的流动更是蔚为壮观。当时对跨国的人口流动基本上没有限制。不要忘了,当马克思从德意志移居英国,去大英图书馆里写他的《资本论》时,他根本不需要办护照和签证。从1840到1870年,每年由欧洲移民到美洲的人数平均为30多万,从1870年到1900年,每年平均有60万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每年的移民人数已经上升到120万人。欧洲内部的移民也非常活跃。大量的爱尔兰人在饥荒之后涌入英国。东欧人口源源不断的向西欧国家迁移。到1912年,法国的洛林工业区有57%的人口是外来移民。

    但在19世纪后期,金融危机不断爆发,打断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比如,美国在1873-1877年和1893-1897年爆发了两次经济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失业率均超过了16%。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移民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它们也会带来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尖锐对立。来自北美和乌克兰的价格低廉的粮食让欧洲的农民叫苦不迭。来自“旧大陆”的移民让“新大陆”的工人提心吊胆,担忧饭碗会被夺走。北美的制造商把自己称为“幼稚产业”,让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和拳王泰森同台竞赛,这怎么算公平呢?从1870年起,欧洲的保护主义暗潮涌动。欧洲各国纷纷出台农业贸易保护政策。1870年,俾斯麦告诉德国人,一个新的德国将由铁和血铸成。十年之后,人们发现,德意志帝国是由铁和黑麦铸成的:俾斯麦的政策保护的是国内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1892年,法国推出了梅里纳(Meline)关税法案,对农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的进口都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在没有实行有效的农业保护的国家呢?1879-1894年间,爱尔兰、西班牙、西西里和罗马尼亚都曾发生多起农民暴动。在大西洋的彼岸,盛行的是对工业的保护和限制移民政策。即使是在欧洲各国纷纷降低工业品关税的时候,美国也没有追随这一潮流。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林肯总统进一步提高了工业品的进口关税。1866年之后美国的进口关税平均在45%以上,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始终没有降低。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基欧汉曾说,自由贸易政策从经济上讲是对的,但从政治上讲极其有害。自由贸易的结果将使南方的棉花种植园主变本加厉的维护奴隶制度。美国原本是个移民国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后代。但新的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引起了老移民的恐慌。美国最早、最臭名昭著的排外法案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至少一万四千名中国劳工,参加了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修筑,美国人不仅没有感激,反而很快就通过一部法案,规定华工十年之内不准赴美。从爱尔兰来的大批天主教信徒同样受到歧视,在纽约、马萨诸塞和马里兰等州经常发生袭击爱尔兰人的事件。

    保护主义的本意是要在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国界线上建造政治防御工事,以防外国竞争对本国的入侵。适当的保护主义或许能暂时平息骚动不安的国内政治,但过分的保护主义却打开了军备竞赛的大门。1910年之后,欧洲各国的猜忌和竞争日益加剧。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提高了平民的工资。既然挣钱的机会多了,自然没有人愿意当兵。欧洲各国普遍感到征兵越来越难,这让各国的军事将领们不得不为本国的安全忧心忡忡。法国军校的毕业生有一半以上流失到私人部门。1909年,英国招募的3.5万名新兵中,有80%的新兵身高都达不到1867年的征兵要求。到一战前夕,法国的军队缺编800名中尉,6000名中士和1.5万名下士。德国的军队中有五分之一的中尉空缺。越是兵力不足,越是让欧洲各国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开始互相结盟。1882年5月,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维也纳签订同盟条约,形成同盟国。1892至1907年间,俄、法、英三国先后签订协约,形成了与同盟国对立的协约国。事与愿违的是,结盟不仅没有让欧洲国家获得和平,反而加剧了两大阵营间的冲突和较量。尤其是在摩洛哥和巴尔干半岛出现的一系列危机事件,使得欧洲列强在1912年之后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到战前的1913年,德国常备军已扩充至87万,法国达80万,沙俄也准备增加到230万。德国和英国在海军竞赛中从暗斗转正了明争。1900年德国制定了海军法,打算扩充海军规模。英国则针锋相对的在1905年开始建造无畏舰。德国毫不示弱,在1907年也开始建造无畏舰,英国则宣称要保持二比一的比例,在军舰的数量上压倒德国。到这时,欧洲已经是充满了火药味,一场战争随时可能爆发。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事件,只是掉进这个火药桶的一根小小的火柴。

    克鲁格曼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只有一个样本,那就是历史。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全球化并非必然的历史趋势,如果全球化的速度过快,引起政治的反弹,政治的阻力完全可以使全球化停滞,甚至倒退。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引起了收入分配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并进而会引发政治力量的调整。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带来了全球政治的断层线。我们已经能够依稀看到三个断裂地带:一是年轻人失业可能带来的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二是贫富差距拉大以及中产阶级的衰落,可能导致缓解社会矛盾的“中产阶级民主”机制失灵;三是在衰退期间保护主义会加剧,引发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

    衰退中的一代

    青年人失业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青年失业率为12.6%,远远高于成年人4.8%的失业率。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无助而绝望的失业青年。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北非中东国家,年轻人失业率平均高达25%。西班牙是欧洲危机最深重的国家之一,青年人的失业率是40%。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受到失业冲击最大的也是年轻人。

    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最大的创伤,或许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往,经济衰退的时候,工人会失去工作,但到繁荣来临的时候,工作就会失而复得。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很多就业机会可能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回来了。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建筑业的很多就业机会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随着金融机构的破产,金融行业中的很多就业机会也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被外包到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离开的就业机会再也不会回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失去的就业机会中,又主要是年轻人的工作、男人的工作,这将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

    英国Warwick大学的Andrew Oswald教授是少有的专门研究“幸福”的经济学家。根据他的研究,失业对幸福的影响,仅仅次于亲人死亡和离婚。失业对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打击更为沉重。年轻人工作经验缺乏,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在就业市场上本来就处于劣势。20多岁,是人生最敏感多变的季节。20多岁不期而遇的一场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这一代年轻人的命运。即使这些失业的年轻人最终勉强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失去了的士气,可能将永远无法重振了。衰退时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像赶上了一班慢车,繁荣时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像坐上了一班快车。绝大部分坐慢车的乘客,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是落后,就越是悲观,越是悲观,就越发被动,最终的结果就是,越失业、越无能。金融危机对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冲击,大概要到十多年之后才能逐渐抹平,但人的一生中,实际收入的2/3是在事业的头十年挣出来的。一批批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就像诺曼底登陆时候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爬到岸上,就已经被无情的子弹撂倒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挫折和磨难准备得最不足的一代人。在过去二三十年,教育的理念越来越宽松、自由。老师和家长推崇的是快乐教育。这一代孩子,打小就在赞美和鼓励中长大。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要做人上人的。2006年,心理学家Jean Twenge出版的一本书叫《自我的一代》(Generation Me)。这或许是给80后一代的最好的标签。根据2009年的一份调查,在美国,74%的孩子认为自己比别人漂亮,79%的孩子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40%的孩子认为自己到30多岁的时候,能一年挣7.5万美元。事实上,那一年30岁的就业者,能够拿到的中位数收入只有2.7万美元。靠着虚幻的赞美培养出来的自尊,鼓励的是懒惰,而非努力工作。很难想象这些孩子怎么面对日益黯淡的前途。

    日本在过去二十年的经历,将是其他欧美国家的殷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仍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年轻人,主动或无奈的逃离了主流社会,不找工作,也不上学,天天呆在家里。1990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逃离社会的年轻人数量大增。到2002年,在日本估计有大约250万年轻人长期呆在家里,人们称之为NEETs(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或Hikikomori(大意是“离群索居者”)。他们大多和父母住在一起,单独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他们往往整天都不出门,几天都不出门,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出门。吃饭的时候,父母或送外卖的把餐盘放在他们的门口。很多hikikoromi的作息时间已经紊乱。他们在清醒的时候睡觉,在别人睡觉的时候清醒。一个人孤寂的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午夜节目,或是整日整日的发呆、做白日梦。表面上看起来,hikikoromi是社会中的失败者,实际上,他们非常敏感而睿智。他们就像能够感知地震到来的小动物一样。他们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比日本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更清楚的知道,日本的经济和政治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

    年轻人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才刚刚显露出来。慢慢的,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将发作得越来越明显。两位经济学家Paola Giuliana和Antonio Splimbergo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经历了衰退的年轻人会改变自己对社会和政治的见解,而且将从此固执的坚持自己的观点。从历史经验来看,衰退中的一代对社会不平等更加关注,总是觉得运气而非个人的努力是最重要的,他们会要求政府更多的干预经济体系,支持政府实施收入再分配。2010年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人,只有28%的人认为其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将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决定其经济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个人努力,而是外在的社会因素,42%的人觉得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不利影响。

    历史上,凡是有大量年轻人失业的时候,几乎都会出现社会动荡。据说马丁路德发动新教运动的时候,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就是失业的年轻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主角都是一批幼稚而充满激情的年轻人。1968年席卷全球的造反运动和社会动荡,其实就是骚动不安的年轻人的疯狂聚会。在美国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主要的参加者是年轻人。伦敦街头骚乱的主力,是年轻人。在巴黎市区烧、砸、抢商店的是年轻人。挪威枪杀案的冷血杀手是年轻人。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还没有看到像1848年或1968年那样的全球革命浪潮。在美国,有大约10%的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搬回去和父母一起住了。他们到目前为止,还只是阁楼上孤僻的孩子,而且越来越沉默不语。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而我们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

    1%和99%

    乍看起来,在美国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就像一种布朗运动:不过是一群没有目标的人们凑在一起。参加这一运动的人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诉求,他们的唯一相同之处就是都很愤怒。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旗帜上,能够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抗议者们团结起来的只有一个口号:1%和99%。从某种意义上讲,占领华尔街运动迟早是要发生的,因为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由来已久。但是,这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贫富两极之间的斗争。1%+99%=100%。这场运动将整个美国社会卷了进去。美国社会稳定的根基是中产阶级民主。但当中产阶级站到了统治精英的对立面之后,过去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妥协和默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隐含的社会契约,都统统作废了。

    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三、四十年以来一直不断扩大。经济学家拉詹在《断层线》一书谈到,1976年,收入排在美国前1%的家庭的总收入占当年国民收入的8.9%,但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就已经跃至23.5%。2005年,花旗银行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讲到,只要抓住了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你就能牢牢的占领美国市场。在美国,排在前1%的家庭每年的收入相当于排在后60%家庭的收入之和。排在前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是排在后90%的美国家庭的财富之和。美国经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豪经济”(Plutonomy)。

    在影响贫富差距的各种经济因素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可能最为显著。这表现在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进行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高中毕业生的工资中值为27963美元,而本科毕业生为48097美元,比前者高出将近72%。拥有专业学历的人(如医学博士或工商管理硕士)的薪水则更高,其工资的中值为87775美元。这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中对制造品的消费比例会下降,但对服务品的消费比例会提高,比如,人们会更多的关注健康、休闲和文化等。与此同时,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速度往往更快。假设人们对制造品的消费需求增加了10%,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那么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10%。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想要得到稳定和高薪的工作,必须到要求教育水平更高的高科技行业和现代服务业,比如IT行业和金融行业。经济学家Claudia Goldin和Lawrence Katz在《教育和技术的赛跑》一书中谈到,在20世纪的头75年,大部分美国人从技术进步中享受到了收入提高的好处。这是因为教育的进步比技术的进步更快。能够赶上技术浪潮的劳动力人数众多,远远超过了可能因技术进步失去工作的劳动力。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教育的进步开始落后于技术进步。大学的毕业率增长放慢,高中的毕业率基本上没有提高。尽管美国的高中教育曾经在世界上领先,但现在,美国的高中毕业率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是排名倒数第三。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工作岗位的流失。IT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可能被标准化和数字化。一旦工作可以被标准化和数字化,也就意味着可以被外包到工资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政治因素也很重要。两位政治学家Jacob Hacker和Paul Piersor将美国经济称之为“赢家通吃的经济”(winner-take-all economy)。他们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美国政治的转向,以及一系列政策的变化,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从税收制度来看,对富人的所得税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不断降低。1960年,最高的所得税税率为91%,到1980年为70%,1986年进一步下降到50%,到现在已经是35%。对资本所得和其他投资收入的征税也非常低。劳动法对工会运动和工人越来越不利,工会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逐渐式微。公司治理制度的调整鼓励了企业高管给自己发放高额的薪酬和奖金。比如,很多跨国公司采取期权的方式提供对高管的激励。20世纪90年代,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ant Standard Board,FASB)就已经发现,这一做法将鼓励企业高管盲目追求短期业绩,而且会利用这个漏洞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收益,但美国国会却对这一呼吁充耳不闻。

    事实上,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早就该爆发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之所以一直没有引发大众的不满,是因为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统治者通过扩大信贷、鼓励消费的方式,来安抚大众,减少人们的不满情绪。无论是改革教育体制,还是创造就业机会,都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努力,但政客们的习惯是寻找能够短期见效的应急之策,而非致力于长期的改革。改革总是痛苦而漫长的,任何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所以无法立刻解决选民的燃眉之急。因此政客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其他能够快速见效的方法来安抚选民。通过降低利率、降低贷款的门槛等政策,政府其实是在号召人们借债消费。即使人们的收入没有增加,就业市场依旧黯淡,但当人们可以通过宽松的贷款条件和优惠的利率买房、买车、到加勒比海度假的时候,他们就会暂时忘记真正的问题。难怪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有一篇文章说:“债务是资本主义的肮脏的秘密”。

    从表面上看,政府鼓励借债消费的政策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银行业也欢迎更多的人到它们那里借款。随着贷款买房的人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建筑业红红火火,就业的机会也增加了。但是,这种政策将整个经济体系引向了一场全民的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崩溃,对美国经济的打击要远远小于这次金融危机,因为当时的投资者都是拿自己的钱买dot.com的股票,而现在,买房者都在用别人的钱买房。20世纪初,美国也曾经采取过刺激信贷的做法,为了迎合中小农场主和产业工人的贷款需求,美国政府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管制,并鼓励银行大量放贷。过度的信贷是导致美国大萧条时期银行业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融危机之后,借债消费的模式难以持续,房价大幅度下跌导致很多美国人付不起月供,最终失去了抵押品的赎回权,工作机会朝不保夕,而美国的失业救济制度又难以应对这场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结果是,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正在走向衰落。这意味着从20世纪罗斯福新政以来,协调美国阶级矛盾的隐含的社会契约已经失效。这种社会契约的解体不是突然之间出现的,而是在过去三十多年来一点点被侵蚀掉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过是宣布已经过期的合同正式失效。

    这种隐含的社会契约是统治者和大众之间的默契。新政以来,美国的经济体制转变为“混合经济”,而建立在这一经济体制上的政治制度则是“中产阶级民主”。在这种经济社会体制安排下,政府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将较为平均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劳动法和其他的政府政策力图使劳方和资方在谈判的时候能够处于旗鼓相当的地位。结果是,工人的工资稳步上涨,工人的收入增长之后,社会消费随之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繁荣,这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税收制度刻意的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中,高额的遗产税旨在消除代际之间的不公平。严格的金融监管压制了金融业的扩张欲望。在里根实施放松管制政策之前,商业银行是一个非常乏味的行业,投资银行是和普通大众离得很遥远的一个独立王国。少数的富人拿自己的钱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如果出现了亏损,一定是投资者自己而非纳税人承担损失。《纽约客》的专栏作家George Packer谈到,当时,大部分美国的思想库发表的观点都较为折衷,他们力图使自己的政策建议反映出社会各阶层的声音。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也力求平衡各方利益。1964年,约翰逊总统成立了一个“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全国委员会”,旨在研究技术进步对美国劳动者的影响及对策。这一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两个工会领袖,两个企业界领袖,争取公民权利的社会活动家Whitney Young,以及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Daniel Bell。这一委员会最后提交的政策建议是:要保证工人的基本工资,并实施一个能够让工人广泛参与的就业培训计划。

    我们很难说,过去美国富豪的贪婪和欲望比现在的美国富豪更少。但是,即使是在当年富人们被指责为“强盗大亨”的年代,富人们仍然能够表现出远比现在的华尔街人士更多的社会责任感。1895年,当美国面临着一场银行危机的风险时,JP摩根坐着火车到了华盛顿。他提供了350万盎司的 黄金,在危难时刻拯救了美国经济。1907年,当美国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摩根和其他的银行家一起,向银行体系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存款,平息了市场上的恐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摩根还救助了几家信托公司、股票交易所和纽约市政府。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的时候,华尔街的巨头们也曾经合力干预,只是由于行动得太慢而最终失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同样是华尔街的巨头,但其对危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在整个市场都要崩溃的时候,华尔街的巨头们考虑的是如何趁火打劫,而非联手行动。美国前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最终这些资金大部分流入了华尔街的巨头们,为他们注资,帮助他们改善资产质量,但当美国政府要对金融高管的薪酬进行约束的时候,却遭到了华尔街的激烈反对。

    经济精英们的社会责任感之所以逐渐减弱,是因为放松管制的政策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贪婪即美德”的道德风气助长了富人们的骄横,同时也是因为大量的金钱流入美国政界,使得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全球化使得经济精英们形成了一个全球范围内联络密切的俱乐部,各国精英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利益互相攸关,但他们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区联系的纽带却断裂了。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或是美国的Aspen论坛,你都能发现,精英们关心的都是全球问题,很少关注本地的利益。然而,无论经济如何全球化,政治永远都是本地化的。当全球的精英俱乐部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之后,他们和本国的利益将越来越疏离。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担任国防部长时,查尔斯曾经说过,凡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都对通用汽车有利,凡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都对美国有利。如今,对华尔街有利的事情,往往对美国不利,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往往对华尔街不利。当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其精英阶层的利益出现如此尖锐的矛盾之后,政治冲突和社会分裂将会不期而至。

    非我族类

    1954年,Golding出版了一本寓言式的小说《蝇王》。故事说的是一群孩子因为飞机失事,被困在了一个孤岛上。一开始,这群孩子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努力建立起来纪律和秩序。但是,很快,孩子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孩子代表理性和文明,另外一派代表野性与原始。拉尔夫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是理性派的代表。杰克是唱诗班的大孩子,充满了野兽本性。他把打猎时得到的野猪头插在尖木桩上,逼着其他孩子,像野蛮人一样把脸涂得花花绿绿,跳舞狂欢。在Golding的小说里,野蛮派的孩子逐渐占了上风,两派孩子最终陷入了互相杀戮,整个小岛陷入了恐怖和火海。Golding的这本小说其实写得非常糟糕。比如,他在书中写到,上岛之后,大孩子们和大孩子们呆在一起,小孩子和小孩子们呆在一起。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会知道,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小孩子是不喜欢和小孩子玩的,即使大孩子会欺负他们,他们也要千方百计的和大孩子一起玩。但是,Golding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人的本性究竟是互相友爱的,还是互相仇恨的?

    说到底,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和所有的群居动物一样,在团体内部,我们会发现很多利他主义行为,但在小团体之间,则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研究黑猩猩的动物学家发现,在非洲的丛林中,黑猩猩最大的敌人不是狮子,也不是豹子,而是另外一个黑猩猩的部落。黑猩猩部落之间经常爆发冲突。一个黑猩猩部落,会对另一个黑猩猩部落发动突然袭击,将敌人打伤致残。在人类社会中,最大的敌人也是那些陌生的熟人,即从同一个大的团体里面分裂出来的另一个小团体。什叶派最大的敌人是逊尼派。红卫兵最大的敌人是另一支红卫兵。人类并非生来自私,但生来都是仇外的。不是群体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仇恨,而是仇恨导致了差异。群体内部的成员会互相模仿,但会刻意寻找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人们会高估群体内部的一致性,高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当然,人类社会毕竟和动物群落不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合作的社会秩序会逐渐演化,一系列的正式制度(如法律、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如习俗、习惯)会强化和鼓励人们之间的分工。但是,当经济处于衰退时期的时候,人们会更多的寻找团体内部的支持,但对团体外部的成员会更加排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可以周游世界,但劳动力却只能困守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会从全球分工中受到损失,因为很多工作,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工作会消失。但是这些工人同时又是消费者,他们能够购买到越来越廉价、越来越多样的商品。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对政治的影响将是复杂的。金融危机之后,当国内经济处于长期的不景气时,最容易成为出气筒的就是外国的劳工和外来的移民。结果,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很容易抬头。

    西方世界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随着妇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药具可以合法、公开且较为廉价的出售、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增长,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20世纪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儿的出生率曾经有过一次井喷式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婴儿高潮”,但结果是,那一代人的数量既比其父辈多,也比其子女多。等到生育高峰一代退休的时候,西方国家的老龄人口将会急剧增长。从现在到203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65岁以上人口与18-65岁人口的比例将会增加两倍甚至更高。

    如果发达国家变成了老龄化社会,谁来为这些老年人打工,谁来服兵役?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必须补充更多的移民。美国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而欧洲则吸引了大量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据估计,到2020年,西班牙裔美国人将占美国总人数的20%。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默罕默德已经在英国最流行的男孩名字中排名第五。鹿特丹人口的40%是穆斯林。到2015年,俄罗斯军队中一半以上的士兵会是穆斯林!到时候,车臣战争会怎么打呢?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表明上说的是文明的冲突,其实担忧的是人口消长对世界格局的颠覆。人种之间、民族之间的出生率差异极大,出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国,但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则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伊斯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大超过基督教国家。这种人口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国家的沉浮。移民的涌入从经济上给西方国家增加的新鲜的血液,但是在政治上埋下了内部冲突的地雷。种族之间的隔阂是很难用政策消融的,即使在美国这样号称是“大熔炉”的国家,即使共同生活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猜忌乃至敌意都难以化解。

    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球化的退潮、人口老龄化又带来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举棋不定,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渗透到国内政治的分歧分化,这会使我们未来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

    催化剂

    我们至少已经发现了全球政治中的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种冲突的作用力下,社会板块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会更加激烈。英国《金融时报》将2011年称为“全球愤怒之年”(Year of Global Indignation)。其实,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在未来数年,全球愤怒将呈燎原之势。

    导致全球愤怒蔓延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它们将如催化剂一样,使得社会变动来得更加猛烈。

    第一个因素是遇到债务压力的各个国家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从长远来看,财政紧缩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内,过分严厉的财政紧缩反而会加剧经济衰退,并引发社会动荡。财政紧缩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减少,并使得受到危机影响的社会成员处境更加艰难。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将会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紧缩财政,必然实行裁员,这将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又可能减少失业救济支出,这对失业者来说乃是雪上加霜。Ponticelli和Voth曾根据欧洲的历史,对财政紧缩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当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2%时,包括游行、骚乱、罢工、政变等社会动乱发生的概率将明显提高。按照欧洲各国目前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将超过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将超过3%,英国和许多欧元区国家将超过2%。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40年,全球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之中。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创新活动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样可以是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所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到201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居住在贫民窟。潜在的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在伦敦和巴黎街头的骚乱,已经警示着我们,在城市繁荣的表层下面,不满和愤怒的地火正在燃烧。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随着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跨国界交流也日益密切,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可以更容易的学习、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会运动更容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染。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和示威运动,很快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北非中东国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便导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并进而引发了利比亚内战。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早是在纽约市海狸街16号的一间房子里酝酿出来的。参加海狸街16号会议的人员,既有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也有来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腊的人员。这些社会活跃分子中,有的参加过阿拉伯之春,有的组织过欧洲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的创意,其实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现的占领太阳门(Puerta del Sol)的示威运动。

    第四个因素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互联网、聊天室、社交网站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瞬时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手机和互联网联系起来之后,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关系,有些类似电报和电话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相似,但电话和手机使用的便利性远远超过电报和电脑。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往往会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认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鼓动和号召作用。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只能强化人们对固有理念的认同,尚难以起到启蒙和讨论的功能,而且,互联网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适合激发持有同一理念的人们自发的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合。但是,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一位网上的政治积极分子Zack Exley建立一个匿名网站,号召大家起来抗议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结果在选举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就爆发了100多次抗议活动,参加人数多达数千。2001年,菲律宾的民众通过手机信息互相通气,一起到黎刹靖国神社(EDSA Shrine)抗议Joseph Estrada总统的腐败,最终导致总统下台。

    挑战

    在上述三条断裂线和四种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的国际政治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全球化时期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主流思潮对公众已失去吸引力。各国政府在今后既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又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尽管从逻辑上讲,唯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条件考虑如何分蛋糕,但由于全球经济将处于长久的低迷,当全球经济的蛋糕难以扩大之后,各国政策会转为争抢面包屑。处于停滞的经济引起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两群利益迥异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团体,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败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护,绝望者要求革命,这势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压力。在多种政治压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导向随之改变。

    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的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贸易战和货币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对政治更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贡献会更大。随着制造业逐渐升级换代,机器将越来越多的替代劳动。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将逐渐萎缩。但是,和服务业的就业者相比,制造业工人的组织程度更高,工会的力量不容忽视。由于制造业大多是可贸易部门,因此当制造业就业受到影响的时候,政客们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有效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相反,可能会处罚连锁性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但美国国会还是在1930年6月实行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措施,使得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全球贸易一片混乱,从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刚刚通过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为7.8%。但到1931年就骤然升到16.3%,到1933年已经达到25.1%。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各国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但贸易保护主义仍然逐渐抬头。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基本停滞,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显著增加。巴西总统Dilma Rousseff宣称:“面对目前这场国际危机,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扩张和捍卫我们的国内市场。”

    货币战尽管是在国际层面打响的,但也起源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所谓货币战,是指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利率、印钱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可以干预汇率。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两次货币战。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策略。先是1921年德国马克贬值,这导致德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史上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1925年法国在恢复金本位制之前贬值,以获得扩大出口的利益。这给英国带来了压力,英镑本来就高估,后来又遇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到1931年,英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被迫退出金本位制,数月之内英镑对美元贬值30%。1933年,罗斯福总统刚刚上台,就宣布没收黄金,并在市场上大量买入黄金,以此促使美元贬值。这段时间的货币战加深了各国的衰退程度,并使国际金融市场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另一次货币战爆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自己遇到的国际收支问题。1967年英镑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已经岌岌可危,其他国家不信任美元,纷纷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这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且单方面征收10%的特别进口税。之后,各国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元对黄金贬值9%,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3-8%,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7%。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经济并未焕发活力,而是在1973-1981年间经历了三次衰退。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次担心贸易逆差,又要求其他国际货币升值。1985年十国集团达成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法郎贬值40%,对日元贬值50%,对德国马克贬值20%。美国本来希望贬值能刺激制造业的就业,但到了1986年,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7%。从历次货币战的结果来看,靠货币贬值的办法,既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也无法有效的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但政客们一心寻找快速治疗方案,总是对货币战情有独钟。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轮新的货币战硝烟又起。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Guido Mantega说,我们正处在一场货币战争之中。人民币成为了这场货币战中的最大受害者。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经济协调的方案更难以实现。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向内转向,双边协调和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协调更多的依靠多边体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应运而生,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最主要的平台。G20的成员更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了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债权国和债务国,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G20建立了领导人出席的峰会机制,并配合以部长、副部长级的工作会议,能够较为有效的执行会议的有关决议。但是,从G20的发展来看,未来前景不容乐观。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发达国家忙于救市,发展中国家只是在旁观望。2009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时,国际经济协调自然较为轻松。然而,从2010年起,各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分化。有些发达国家还在担心通货紧缩,但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各国政策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美国的数量宽松政策,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进入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就推高了能源价格和初级商品价格,进入新兴市场就带来了这些经济体资产价格上涨、货币升值的压力。G20在协调各国政策方面,开始显得捉襟见肘。G20提出的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已经化为泡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在G20的谈判桌上已基本上偃旗息鼓。发展议题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新内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局面。对于G20而言,目前能够期待的最好结局,就是不要发生最糟糕的结局。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历史或许不会完全复制自己,但以史为鉴,足以使我们警惕未来的潜在风险。毕竟,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已经不是同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