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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保增长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演讲者:魏杰    时间:2012-06-20    阅读:751次   

目前保增长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长安讲坛总第218期
时间:2012年6月20日(周三)晚7点;
地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一层国际报告厅。

魏杰

论坛成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今晚我想就近来大家都很关注的经济增长问题和各位做一些沟通。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的状态,去年第一季度的增长速度是9.7%,第二季度掉到了9.5%,第三季度掉到了9.2%,第四季度是8.9%,也就是掉到9%以下。今年第一季度是8.1%,这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的预期是8.5%左右,结果掉到了8.1%。四月份和五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出来,根据我们最近推算,这个状态要比第一季度还要差。如果过去我们讲下行的背后是我们预调的结果的话,现在恐怕要改变这个提法,因为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在不断的加大,下行的状态已经不是我们预调的结果了,这个共识可能是有一致性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增长的速度底线是7%,目标是7.5%。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来稳定增长,怎么样稳定在7%以上,实现7.5%的目标,完成这个任务现在有两种思路,一个思路就是救市,这种呼声随着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加大越来越强烈。另外一种思路,是强调对中国经济要进行深度调整,从对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过程中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现在学界争论的实际上是这两种思路。

    我自己的倾向是强烈反对救市,在学界恐怕我也是对救市这个思路批评比较多的人之一。为什么坚决反对?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实际上没有救市的能力,提出来救市也不可能救市。如果我们想救市一定要动用两个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基本上已经没有动用的空间。首先是货币政策,2008年为了保增长,我们对货币政策已经是超规模的使用,货币供应量已经非常之大。经济学界评货币供应量多还是少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和GDP比例,因为货币供应量是我们生产的货币总和,GDP是我们财富生产的总和,所以这个指标是一个评价货币是不是多的重要指标。2011年年底我们的货币的供应量是85.7万亿,GDP是47.3万亿,比例已经是190%还多,这个比例已经远远高于2007、2008年的150%左右。根据经济学界有的同志研究,发达国家GDP和货币供应量比例达到一百以后开始回落了,像美国现在是51%。很明显,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可动用的空间。如果要动的话,只能调整一下存款的利率而已,把去年的21%调整到19%左右,这种状况是微调,微调不是救市。真正救市就要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而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空间,所以用货币政策救市很难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程度。

    再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当然就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借债来刺激经济救市。但财政政策现在使用的空间也不大,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财政政策的使用有一个上限,就是我们借债的余额,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当年GDP的60%。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我们经济财政政策空间也不大。我们现在到底借了多少债,有两个提法:一个是国家审计署提出来的地方债务一共借了十万多亿,不到十一万亿;中央政府差不多四万多亿不到五万亿,加起来就是十五、六万亿,相当于GDP的37%左右。但是根据最近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我们现在各种债务加起来已经有28万亿人民币,而不是十六、七万亿,这里面还不包括两个,一个是BT项目,一个是社保基金的差额。我们的借债已经是28万亿,相当于我们GDP的70%,假设上限是60%,我们已经达到70%,所以财政政策也没有救市的可能。今年的财政政策我估计是把借来的债用在两个方向上,一个是稳定中小企业。就是对中小型企业进行兼顾性减税,中小企业解决就业的85%以上,所以兼顾性减税大致可能减税三千亿到八千亿之间。另外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借来的债只能向民生倾斜。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这样对消费率会好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年的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像2009年那样大规模启动基础设施投资。2009年保增长的财政重点在基础设施,叫“铁公基”,而今年的财政政策和预算的支出,不可能像2009年、2010年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包括房地产上,充其量能动的方向一个是中小企业,一个是民生。今年的经济财政政策对于建材绝对是利空,所以最近出现了十三年没有出现的现象,比如煤炭价格掉下来了,五大钢铁集团全面亏损,都是这个必然结果。如果要救市的话,未来的货币风险和财政风险将非常的巨大,其后果可能比把增长速度往下降一点还要严重,所以财政货币政策已经没有救市的可能,这是我反对救市的第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这次经济出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深层次出了问题,是救市不能解决的问题。救市也许会延缓现在的问题,但可能会使现在问题更加严重,未来我们就更难解决问题。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经济之所以处于这样的波动状态,就是因为为了保增长只好加大投资,投资一增长马上通胀就起来,一收缩货币,增长速度又掉下来。说明中国经济深层次有了问题,所以靠救市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只有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入调整,最后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我是坚定的反对救市。今年5月1号到5月20号,发改委网站上审批项目的速度在加快,我们看了以后非常担心,很担心又开始救市,这样的救市可能就会忽视对经济的深度调整,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堪设想。我反对救市,坚持这次要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对经济深度调整。

    如果我们能确定要对经济深度调整,那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要如何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从稳增长的这个阶段来看,目前对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深化改革,我们必须要对体制做大的动作才行。深化改革的原因是我们的增长出了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制红利已经吃完了,现有体制已经很难保证我们还能有一个7%以上的增长速度,只有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化改革,才能产生新的内在性的增长动力。所以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化改革。怎么样深化改革?从稳增长来看,中国目前的深化改革必须解决三件事。

    第一件事,要尽快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必须真正把这个体制转向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目前我们的问题,都出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带来的一系列弊端,我觉得调整的重点是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企业,只有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才能保证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们的切入点应该是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在最近的调研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必须要调整的八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现代人类社会是由三大社会组织构成,一个是企业,一个政府,一个是NGO,NGO就是我们讲的民间组织,属于非政府非企业的组织,中国没有NGO法,我们民间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讲还没有法律的平台。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两大平等的社会组织,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它们之间不是谁引导谁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各司其责,企业触犯法律和政府没有关系,政府触犯法律和企业也没有关系。他们是法律上完全平等的两大社会组织。我们在德国调研时,发现德国就是典型的这种体制。我们在调研中问政府关于企业的事情,政府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说你要调研企业就到企业问,问我们干什么?德国政府只对药品和食品加大监管,别的企业政府从来都不去,因为它们之间完全是平等的社会组织。而我们却是政府在领导企业,政府是管企业的主体,实际上我们完全搞错了。我们应该充分的释放企业的创造能力,就必须要重新界定这个关系。如此一来,中国的政府就要出现第三次转变。毛泽东时代我们以阶级为斗争为纲,政府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邓小平时代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是搞经济建设的;下一步可能是政府要退出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建设的中心是企业不是政府,政府只是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因此,我们未来对政府的考核不应该以GDP为目标,因为GDP是财富增长的概念,而政府应该是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这就是政、企管理要确定的一个要点。

    第二要点是资源配置将不再是政府的事,而是要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机制。所谓市场,就是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在企业的平等竞争中得以配置,就是所谓市场配置。即使政府要参与这种资源配置,也不能采取行政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比如说有三项资源配置离不开政府,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公共建设项目,一个是政府消费,但是政府的配置不能采取行政方式,土地不能审批,必须拍卖,因为拍卖是市场经济方式;公共建设项目不能审批,必须招标,因为招标是市场经济方式。政府消费要走向政府采购,因为这是市场经济方式。未来政府参与这三种资源配置,一定要彻底的走向市场经济的配置方式才行,这样才能充分释放企业之间的竞争活力。

    第三个要点,政府必须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既然你不是领导企业的主体,而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所以政府对企业不能再搞审批制,而是要转向备案制。备案制就是政府主要公布准入条件,张三认为我符合条件,到政府备案以后就可以干了。李四认为我也符合条件,到政府备案我也可以干了。比如说开办银行,政府只要发布准入的条件,比如资本金的比例要达到多少,就业人员中有两年以上从业经验的人占到多少等等,任何企业认为我符合条件,都可以从事这种经营,你只要到政府备案就行。在研究这个要点的时候,我们考察发达国家这个备案的依据,基本上是第三方的证据,也就是邮局的邮戳。文件要送达政府,企业就交给邮局,邮局给一个邮戳,邮局送到政府的时候也给一个邮戳,双方都以邮戳作为备案的依据。前一段时间我们搞试点,有一个地方政府提出来,这么重要的文件通过邮局会不会出问题,提出来由企业直接送达政府,政府给的回执作为备案的依据。但是后来发现好多政府收到文件之后不给回执,老是讲领导最近不在过几天再来吧,我们发现这纯属变相审批,因为政府不给回执就等于你没有备案。所以我觉得发达国家试验的第三方依据可能比较准确,应该坚持所谓第三方依据,以邮局的邮戳为主,任何人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干,出了问题拿你是问。如果政府审批,出了问题政府也不好是问,因为是这是你政府审批的,所以要由审批制彻底转向为备案制。

    第四个要点,政府的公共权利必须受到应有的约束。按照政治学对人类社会的划分,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公权体系。公共权利包括两个,一个是行政权利,一个是司法权利。人权体系、产权体系、公共权利体系应该是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利构成,不能相互侵犯。比如说,不具有司法权的政府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财产,因为财产权属于司法权,行政部门没有司法权当然就不能查封企业财产。即使是司法机构你也不能随便查封,基本的原则是以立案为依据,如果没有立案,司法机构也不能查封,这就是要保护企业,保护企业的产权权利,保证企业的经营。行政部门如果发现企业违法,你可以起诉但不能动手,这是一个严格的界定。在我的印象中,我国人大赋予行政机构的司法权很少,好像一个是赋予中国海关司法权,另一个是曾经赋予中国证券会一个查封上市公司账号的司法权,对非上市公司也没有这种权力。所以我们要严格界定公共权利和产权的相互关系。

    从第五个要点,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既然我们是平等的社会组织 ,当然这种社会组织的任何一方都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可以告政府。最近调研时,有人告诉我,你不告收拾我,你一告就更收拾我了。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了,既然已经赋予企业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就应该考虑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感觉到中国的企业正在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

    第六个要点,政府不能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的话,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个问题是很难做到政企分家。管理央企的机构叫国资委,国资委是一个政府机构,司、局长一年就几万块钱,而他管的这些央企的老总们一年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最后的状况非常难办。现在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空降”,政府机构的人空降到央企当副总,甚至当老总,个人收入马上就提高,这个空降完了那个再空降,空降下来是政府人士,思维和行为方式与企业都不同,经常会发生冲突,矛盾会非常多。而且底下的干部说干到一定时候就到顶了,再往上走不可能,因为人家要空降下来了,结果是没有了动力,这就是制度的设计问题,只要你坚持这个状态,必然解决不了问题。另外政府作为国有产权代表,他只是一部分企业的后台老板,而有的企业不是你这个老板,在处理他当老板的企业和与他没有隶属关系企业的关系的时候,很难做到公平公正,所以政府不应该是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我们研究发达国家发现,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自己财产权的都是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它对国会负责任,国会只是起到监管作用,因此没有我们现在的这种问题。所以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现在远远没有到位。

    第七个要点,政府对企业税收的收取,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而应该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它为我们服务的时候需要成本,有了服务成本就应该收税,成本多就多收,成本少就少收甚至不收。到底收多少税,应该以政府提供的服务为依据,不应该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依据。我们现在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九年前全年税收不到一万亿,而去年突破了十万亿,中国的税收越来越高。经济增长越高,我们收的税就应该越高,这点观念其实是错的。政府收的税是用于公共服务的成本,你要拿钱去干什么,大家同意你干了,你就收多少税,要先有预算后有收税,因为它不是投资,要先有资本再有投资,这是两个概念。中国要解决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一定调整好这个依据,否则企业很难保持继续推动增长的动力。

    第八个要点,政府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是一个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它不是一个盈利机构,所以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如果要投资,也应该是以公共产品为主,一旦这种盈利项目企业可以来投,政府就不应该再投。比如修一条高速公路,如果建成了不收费,这就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来投。如果是收费公路,搞商业运作,那就应该是企业来投而不应该是政府来投,这是界定它们之间投资权限的重要问题。现在好多好的投资项目政府要抱在自己手里,高速路收费已经到了年限还在继续收费,背后一定是有政府的参与,所以它的权利必须要重新界定。

    以上就是从现阶段稳增长出发,政企关系要重新界定的八个要点。如果我们能按照这样八个要点来重新塑造政企关系,中国经济增长别说7%以上,可能更高的速度也会迸发出来。现在主要是政企之间非正常状态,导致企业创造力受到了很大的约束,所以我们应该重新界定政企关系,关系重新界定以后,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系就必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深入改革当中我们觉得最为迫切的第一件事。

    深化改革的第二件事,解决好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从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中央和地方都非常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今年以来浙江省和重庆都召开了振兴民营经济大会,中央六个部委还发布了关于放开民营经济投资准入的界限,提出要反垄断,把垄断部门向民营经济放开。温总理也讲到要解决民营经济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应该说现在从上到下对民营经济都非常关注。但是我们调研的结果,可能会使大家有点失望,民营经济目前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观,我们最近越讲让他们投资他们越害怕,觉得你出了问题没有钱了才想到我了,过去怎么不想我。而且你们对我放开的投资领域,你没有放开控股权,只是我们可以参股而已,等于我把钱给别人,让别人来运作,相当于封建社会招上门女婿,只有儿子责任没有儿子地位。实际上民营经济不是喊两句口号就发展起来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深层次问题。

    民营经济实际上有两个非常深刻的障碍。一个障碍是理论障碍,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别的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尤其资本不创造价值。既然资本不创造价值,让资本拥有者分去了那么多收入,他们说这是剩余价值属于剥削性质,按照这个理论民营经济就被放到了剥削经济的性质上。民营经济如果是剥削经济性质,他一定会考虑未来,担心什么时候动手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最近我们开了一个富二代的座谈会,专门找了十七、八个都是要接班的人,这些富二代对接班没有任何兴趣。其中有一个跟我聊,说我是学经济学的,我知道你们现在发展我们是无奈的选择,你们不发展没有税收,不发展没有就业,不发展没有GDP,但是消灭我们始终是你们伟大的理想。我的父辈可能因为穷吃不饱穿不好只能拼命干,但是我没必要这样干了。我听了才知道,创业一代和第二代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创业一代是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而第二代要解决的是平等、民权、民主问题。这位富二代告诉我,如果你们不改革这一条我不会去干,因为我大可不必为生存而忧虑,我一旦干了之后就成了你们消灭的对象,所以我不愿意做这个事。如果要做,你们就应该重新评价这个群体,要从理论上改革才行。我知道理论改革很难,如果理论上不能有震撼人心的调整,没有振奋人心的调整,我估计民营经济积极性很难创造起来。因为它被放在对立面,这种思维体系大家不要小看,现在仍有很多人在用这种思维体系。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讨论会,由于来的晚坐在第一排,正好有一个人在讲怎么解决目前的收入差距。发言人是一个80后博士女孩子,她在发言中讲,现在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收入差距引发的收入差距,而是因为有人有资本收益,有人没资本收益,所以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要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挟持资本直到最后消灭资本。我旁边坐了一个民营企业,眼睛瞪着很大的看着她,然后问我魏老师是不是这样,我说我不知道,反正她这样讲就这样认为吧,这位企业家他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在这种思维氛围和条件下何谈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我们要在重大理论上有所突破才行。

    第二个障碍是法律障碍。首先是宪法障碍。我们的宪法里有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我们实行的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从宪法就可以看出来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已经不同了,已经有区别了。既然宪法中就有差别,民法、刑法等等就不可能做到平等,一定是一个有差异的状态。这个问题最近争论很大,有人提出来是不是我们修改一下这个提法,能不能修改成中国实行“混合经济”。所有经济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种成分都有劣势和优势,他们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法律上它们是平等的,就叫“混合经济”。我觉得这个提法挺好,而且我也研究了一下,如果我们继续提公有经济为主,多种成分并存的话,我们对现存制度就解释不清楚。以哪一种经济成分为主,一般有四个评价指标,一个是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个是它对税收的贡献,一个是对就业的贡献,一个是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按照这四个贡献来评判的话,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主体地位了。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对增长的贡献是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是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是80%以上,对技术的贡献也很突出,我们专利局受理的专利申请绝大部分是民营经济的。这样以来,民营经济好像不是并存而应该是主体了。所以有人提出来,宪法规定我们是公有经济为主,多种成分并存,民营经济已经这么多了你还要大力发展,这是违法宪法的。违宪的原因其实是就是宪法自身规定所导致的。

    有一次我和某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谈到能不能考虑修改这个提法,提出“混合经济”的概念,这个同志反问我一句,如果这样提的话,我们和美国还有什么区别,我们还能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然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哥们儿,底线是不能触碰的,你要走过了底线我们就会收拾你的。但是,如果不能动的话,怎样才能让民营经济获得一个完整、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竞争地位呢?今年1月份我在浙江调研,几个民营企业家和我聊天,说魏老师我们现在都成了“两院院士”了,要么进法院,要么进医院,这就叫“两院院士”。所以虽然最近我们讲得很热闹,怎样放开准入条件,怎么鼓励他们发展,但我们研究的结果很失望,因为民营企业并没有什么大的动作,目前仍然是移民的倾向高于投资的倾向。

    民营企业发展的理论障碍和法律障碍怎么解决,对中国人的智慧真是一场考验。最近无意间读了王蒙同志的一本书,叫《中国天机》。通常中国人讲天机不可泄漏,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中国天机》。我读完之后深深感到,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这三十年,真是需要无穷的智慧才能解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自己跟自己斗,并不是别人在约束我们,而是我自己在约束自己。所以我觉得民营经济问题很可能再次来考验中国人的智慧,究竟怎样才能解决深层次的障碍,才能真正让民营经济激发活力实现发展。

    深化改革的第三件事是解决二元经济的问题。中国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经济,城乡二元经济的解决过程,是这个体制释放增长的过程,也是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所以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必须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的问题。现在提出来的口号叫“城乡一体化”,我很赞成这个口号,但是怎么实现城乡一体化?我们最近调研发现,“城乡一体化”应该是三个一体化的统一。

    第一是城乡价格体制一体化,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工业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样。农村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城市的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样。现在我们一产生通胀就把问题放在农产品涨价上,最后的结果都是打压农产品。最近正是小麦收割季节,上星期我去河南调研,我才知道河南的小麦十年前就是一块钱一斤,现在还是一块钱一斤。只要一涨价中粮公司就要打压不能涨。温总理有一次在西安调研,问农民为什么不养猪,农民回答的很有意思,不养猪的原因是因为养三头猪不如打一天工。农民告诉温总理,你们一定要放开猪肉价格,让猪肉价格涨到我们有利可图的时候,我们就会养猪了。政府补贴吃肉的,放开猪肉价格就都解决了,我觉得这个农民的经济学常识真的很厉害,放开价格,加大对穷人的补贴,整个世界不是都这样解决问题的吗?而我们现在不是,动不动就要打压。最后的结果是农民不可能富裕起来。

    第二个是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农村和城里人应该平等享受国家的民生支出。民生就是三件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现在城乡居民不能平等享受。农民进城打工只有就业机会,没有社会生存机会,不能享受我们城市的民生投资。最近出现了两种现象,一个现象讲留守儿童,我们现在有6500万留守儿童。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个报告,讲留守儿童的心灵成长很难走向正常。因为留守儿童属于隔代抚养,后果就是从一开始就有失落感,他的研究结果是甚至这些儿童长大以后还会感觉很落寞,因为各种各样的现象都是由于从小心灵不能正常发展而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也理解了人权最重要的一条是亲情权,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情和抚养,对人的心灵健康有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有6500万留守儿童隔代培养,他们未来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很多人的心灵在一个不健康的条件下形成的,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个报告引起我的高度关注。我最近调研了两个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学校,都在山里边。令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和父母在一起是这些孩子最大的奢望。我不是学心理学的,我很难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一个小孩最大的奢望是要和父母在一起。也许不和父母在一起就有被抛弃的感觉,心灵就不能正常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的孩子虽然被父母带进城了,但是他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农民工子弟学校我几年前就调研过,这学校实际上就是培养小孩从小仇恨我们这个社会的地方。因为他会觉得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你们为什么有那么漂亮的教室和操场,而且是国家拿钱,我为什么要在这么破烂的学校上学,他们从小就感到了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进城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这些孩子们,未来人生成长将是一个什么过程和结果,我们需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了!这位社会学家的报告引起我的极大关注。调研之后我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不能解决,以前穷不能解决,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解决了。我们少干一些往脸上贴金的事,估计这个钱就有了,问题是我们到底想不想真正想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要点是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所谓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就是农村的产权制度和城里的应该一样。现在城里的人买了房子有产权,这个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宅基地和房子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这个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耕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农民的这两部分财产——房子和耕地没有产权性质,没有产权性质就很难有财产性收益,所以农民很穷。现在提出来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但是并没有走到这个一体化上来,背后的原因是和我们的土地制度有关系。农民的土地叫集体所有制,城里的土地叫国有土地。集体所有土地是小产权,国有土地才是大产权。我最近调研才明白什么叫大产权小产权,就是这个土地的利益国家没有拿走,就叫小产权;如果国家拿走了就叫大产权了。有一个大学调研了十七个农业省,政府征用农民土地,给农民支付的赔偿是一亩地一万八左右,而转身一卖一亩地卖到了八十八万。现在农民也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利益全让开发你们拿走了,所以农民就反征地反拆迁,而我们为了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只好强拆迁强征地,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我们既不能怪地方政府强迁强征,也不能怪农民用暴力手段反拆迁反征地,其实背后是制度的问题,也就是利益的配置不合理。这种资源的利益配置到底应该怎么配置,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最近国务院强调尊重农民产权,我听完之后很振奋,应该可以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了,既然尊重农民产权首先必须要清晰这个产权,确定这个产权是你的,这叫确权。但是我看了文件才发现我振奋的太早了,因为我们的确权不是确定给自然人,而是从村委会确定到村民小组。过去这个产权是村委会的,所以谁当村长就搞腐败卖地,现在不行了,要确认到村民小组,一个村民小组规定至少要有五家农户。我就问有关同志,为什么不能确定自然人,一家一户的确定?当地人告诉我,村民小组算是公有制,一家一户就是私有制,我们不能搞私有制,我们必须要坚持公有制。我很纳闷,为什么规定五家就算一个公有制?我就想到1979年办企业要搞工商登记,当时民营经济只放开个体经济,没有放开实业经济,而民营经济分为个体和私营两种。确定你是私营经济还是个体经济,工商局搞了一个规则,雇八个人以上叫私人经济,八个以下是个体经济,说这是马克斯讲的。我一查还真是马克斯讲的,雇八个人以上就是资本家,雇八个人以下就是小业主。我就在想,我们用这种极端的方法理解马克斯主义,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出来?对产权一体化的调研越深入就越意思,越来越感到我们真是要靠智慧来解决一些问题了。直到今天,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私有是万恶之源,所以坚决不能搞它。实际上关键不是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是它的权利界鉴定非常重要。我有一个同学在美国定居了,有一次我到他的家里做客,一个大宅子很漂亮,前面有八百平方米的大草坪,紧靠院子外面是大马路,汽车过往挺多。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在院子周围种篱笆围起来,显得私密性好一点。他说对不起不行,买房时就规定了,这个门前只能种草坪,连树都不能栽。我发现公权和私权相互是有约束的,关键在于彼此的权利约束和界定。在这种条件下我觉得大可不必讲谁是万恶之源的问题,关键是对公私权利的界定或者制衡。我想我们城乡产权一体化的问题,恐怕还要继续依靠智慧才能超前推动。现在仅仅承认农民产权是一大进步,但是怎么实现它的确权,需要调整和改革才行,这是深层次的改革。综上所述,城乡价格体制一体化,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只有实现这三个一体化,城乡二元经济才能解决,才会释放对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就是我们最近从稳增长出发研究深化改革,是不是这三件事最为迫切。一是要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释放企业对增长的贡献能力;二是关于民营经济的调整问题,让民营经济继续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力量源泉;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的解决,要推动城乡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过程将释放出更多增长的力量。这是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的第一件事,叫深化改革。

    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的第二件事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必须要通过转变增长方式,而获得一种新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靠货币投放,而是靠调整增长方式而获得一种新的动力。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元素有三点,一个是外需,一个是人口红利,一个是投资。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三大最主要元素。第一个是外需,我们利用外需搞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拉动了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第二个是人口红利,我们叫低成本,这种低成本的增长方式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个是投资,叫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三重元素现在的增长力量已经开始弱化。比如现在外需已经很难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最近出口的下滑幅度很大,我们出口的两个主要目的地,美国和欧盟都出了问题。美国现在失业率太高,奥巴马要把失业率降下来,就必须恢复美国的实业,不恢复实业不可能创造就业机会,美国提出来再实业对中国绝对是利空,中国对美国出口短时期不会有大的进展。

    再一个是欧盟。因为欧债危机,导致欧盟国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就是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主要的功能是收缩市场需求,当然包括收缩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外需短时期很难好转。我觉得最近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给中国经济提了一个醒,就是试图依靠外需的增长元素已经很难,所以中国必须要考虑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向问题。

    再一个是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我估计人口红利不仅是消失的问题,还有一个中国劳动价格要高速增长的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很可能要超出我们原来的意想。去年十二月份在宁波调研,宁波的企业告诉我们,越南现在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中国十七年前。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以低成本为特点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存在了,也没法再持续下去。去年我们民营出问题就是成本上升过快,一个是融资成本,一个是劳动力的成本,占企业成本85%左右。转移成本只有三个渠道,一个是产品涨价,但是它又不能涨价,因为它都是过剩产品没法涨价;二是政府减税,而我们又不想减税;第三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出来的,结果企业支撑不了这种过高的成本,大量企业只好收缩经营、变动经营,结果信用链就断了,就出问题了。我一直认为温州不是资金链问题,而是成本上升太快没法转化。

                                                                                                                                                                                                                           再一个是投资,我们已经不可能再靠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投资的背后一定是货币多投放,财政多借债,我们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作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

    因此,我们原来维持增长的这三大元素已经逐渐在消失。中国需要寻找新的拉动增长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是内需,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消费。所以,增长方式要从原来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增长方式;由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向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从原来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转为消费支撑型的增长方式,这是目前所谓增长方式转变最主要的内容,我赞同这个提法。增长方式的转变,讲起来非常容易,而且也觉得共识容易形成。但是真正运作起来才发现难度之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里举一个关于技术的创新的例子,最近一两年我研究的重点是关注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发现技术创新不简单是技术问题。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是实验室经济,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美国人把它看作技术创新的孵化器,是物质基础,因为任何人离开这种实验室经济,都不能把知识转为技术。实验室经济是现代经济中重要的经济形态,我发现真正形成实验室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的公私性质、产权制度都需要新的体制配合,如果没有这种形态的支持,我们很难实现技术创新的问题。最近我们在对个案分析,实验室经济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治理模式为佳,以什么样的产权制度作为一个制度构成,它的融资通道由什么通道来构成,很值得我们来研究。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太多的知识储备或者实践储备,这样一来我们技术创新的难度就极其之大了。技术创新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是人才制度,人才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基础。这种人才制度是以强调人的差别为核心的制度,它强调人是不同的。而且我发现它强调人的不一样是四种差异的统一,一是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的差别,二是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三是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四是收入方式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它是以差别为核心安排这种制度的。我觉得这种理念在中国可能难度比较大,因为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差别,我们有时就不认可。我们的概念叫望子成龙,认识人是没有差别的,人的差别是教育差别引起。实际上,这背后不简单是教育的差别。因为我是搞教育的,我很赞成这种制度,我觉得人的差别太大了,有时甚至不是一点点。我们要接受这个理念,要认真研究很多问题。最近和一个同事讨论,他说魏老师你千万别讲这种事情,人家非骂你不可,人家明明生个孩子等着望子成龙,你来一套这种理论人家怎么接受。有一个同志的孩子要上幼儿园,他要选最贵的去交钱,我开玩笑说你别上那个,如果你儿子将来能考上北大、清华,现在上什么幼儿园都行,如果考不上,你上什么都考不上的,结果人家一听很烦燥,实际我觉得这是科学的。最近为了说服别人,我给自己补了点课。研究了一下人类学和遗传学,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人正确认识自己很有意义。我和有的同志聊天,说你老考虑孩子上什么中小学,还不如考虑和谁结婚更重要。人类社会没有解密你和谁结婚孩子基因好,但是我们最起码不要强调都一样,因为人是有差异的。在这种差异制度安排下,科学经营和技术经营才能脱颖而出,而我们刚有点差别就喊不公,我觉得这种制度需要调整。我深深的感到技术成功的背后,不仅是经济而且是社会心理状态的调整。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井以后为什么大部分走不出来,因为你想要走出来必须要成为创新兴国家,创新兴国家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是简单的技术创新,是整个民族思维的创新,没有这种理念的确实就很难走出来。所以研究增长方式转变,这是中长期目标,我们短时期通过它的调整,把速度维持在一个我们所要求的水平上。彻底的转变是中长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这次增长方式转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重要的是要提高居民收入。中国人消费低的原因,还是普通老百姓收入太低。有人讲中国老百姓有钱都不消费,我想那是瞎说,谁有钱都会消费,消费多爽,拿着银联卡在刷卡机上划了一下,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不敢刷的原因是想来想去没有钱可刷,这就要提高居民收入。要重新调整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机构,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这种调整背后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现在讲居民收入,就要减少财政收入,把财政收入减下来,把三公支出要减下来。

    大家最近对“三公”问题有意见,说三公消费高,我历来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你不知道究竟是高还是不高。我们有预算法,但是并没有规定三公应该花多少钱,你公报它花了多少钱,算多还是算少你怎么知道。“三公”预算降不下来的话,怎么能提高居民收入,这背后是利益结构的调整问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是谁来约束政府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增加方式的转变,它也是一个中长期的改变,我们近期的调整只能维持在一个水平上,未来可能是一个更高、更深层次的调整问题。不管怎么讲,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们深度调整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发自一种内在的增长,如果不转变我们的增长方式,最后可能真得要救市。

    对中国经济深入调整第三件事是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因为我们的结构有问题。从短期来看,恐怕两个产业的问题很重要,一个是房地产业,一个是服务业,这两个产业是短期内调整能够发挥作用的。房地产产业不能绝对化或者政治化,我们调整房地产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房价回归理性,一个是让房地产继续释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是两个目标的统一。中国是已经形成多个社会阶层的社会,我们的调整可能要讨论从现在的一刀切走向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问题了。我最近研究房地产,发现用平均价格和平均收入来评价房价都说明不了问题,而是要区别对待。比如你到底是讲一年收入几百万、几十万还是几万元的收入,平均计算没有什么意义。房价是讲高档房的价格,还是讲一般房的价格,一定要区别看待才行。有一次我到北京一家房地产企业调研。董事长比我来的晚一点,售楼小姐不知道我是来调研的,把我当成客户给我推荐房子,说我们这个小区最便宜的一套房子是五千万人民币,介绍说有多么多么的好。我说你别给我介绍,因为我不是你的需求方,要买五千万一套房子的人,个人财产应该在五个亿以上,我告诉她五千万元放在一般的地方理财一年收入差不多有五六百万,有一年五六百万的收入我每天可以住在五星级饭店,再雇上两个人伺候我,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它背后是一个利益问题,根本不是一个价格平均的问题。我们现在再搞绝对化不行了,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我一直认为高档房产的价格不能统计在均价里边,那是富人的事。就像买手表一样,随便买一个就能看时间,但是有人非要戴二十万一块的,那你就去戴好了,那叫奢侈品,奢侈品是不统计在CPI里边的。所以高档房产一定要把它清除在均价之外才行,富人买房涨的越来越高越好,对经济增长更有好处,你管它干嘛。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穷人没有住房的问题,是保障性住房的问题。但是保障房的价格也不能统计在房地产价格里面去,因为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物。再就是一般商品房的问题,要针对不同的阶层来讲问题,才走出目前这种难堪的状态。

    近期里结构调整还有一个是服务业,服务业调整起来可能见效比较快。服务业分为四大类,一类叫消费服务业,主要表现在餐饮和商贸。第二类是商务服务业,商务服务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从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到会议中心、培训机构等等都属于商业服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服务业。第三类是生产服务业,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的服务,比如有的企业为钢铁厂服务,帮你调整工艺流程,让你实现节能环保,帮你在钢水出口处加一种原料让你成为一种新的产品。第四种服务业是精神服务业,精神服务也是一个宽泛的产业概念,娱乐、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原来讲“文化产业”实际不太确切,它应该属于服务业的构成,就叫精神服务。这四大类服务业对增长的贡献很有意义,尤其是短时期稳增长很有意义,因为它容易对增长发挥很快的释放作用。如果我们对服务类的企业稍微在税收上做一点调整,马上对增长贡献就很大。我曾经研究过一个案例,对服务业减一块钱的税,可以让它的产值增长六块钱,基本上是一比六的概念。如果今年减税能减上六千亿的话,就能增加三点六万亿的GDP。我们去年的GDP总量是四十七点三万亿,对稳增长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种服务业的调整见效比较快,所以从短期的稳增长来看。我们的结构调整一是要重视对房地产的调整,二是要重视对服务业的调整。

    从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主要是两个产业,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调整,对中长期增长是有巨大意义。比如说制造业,我们国家仅仅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大国,而不是一个现代制造业大国。现代制造业市场已经被两大经济主体瓜分,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盟。从未来的增长的角度看,要从现在的传统制造为主要转型,就必须要重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我们国家是飞机需求大国,现在空客每年产量的20%卖给中国,波音是也占到27%,如果我们自己能生产,那对经济增长贡献会有多大。再就是装备,我国是装备需求大国,但是我们的石化设备75%靠进口,如果我们能满足自己的市场需求,现代制造业对我们生产的贡献将是非常大的。我不赞成救市的原因之一,就是一旦要去救市,很可能又是传统制造业得以扩张,而忽视了对现代制造业的调整。我觉得现在是现在调整的最好时期。

    现在世界变化真的很快。过去是美国消耗别人的能源,把自己的存下来不开发,最近却忽然宣布它不再依赖国际市场的能源,要自己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自足。为什么?因为它要跟普金较劲。俄罗斯暂时不可能靠竞争力来和美国竞争,只能依靠能源。但是西伯利亚的石油价格如果掉到每桶92美金以下,普金所有的战略意图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它的财政不可能实现盈余,也不可能进行所谓的装备和国防的改造。美国不买国际上的原油,国际油价就会跌。所以普金上台以后,首先出访了一圈对他能源有需求的国家。争取稳定这个格局,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新的竞争了。这恰恰给中国创下一个最大的机遇,尽快来推动自己现代制造业,我们要加紧调整这个结构,这样对我们未来有重要意义。

    战略新兴产业现在讲的就是七个要点,第一个是新能源,第二个是新材料,第三个是生命基因工程,第四个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第五个是节能环保,第六个是新能源,第七个是高端装备制造。从中长期来看,它既是战略性又是新兴的,未来发展将有巨大的空间。比如新材料是战略新兴产业,因为它会影响到许多其它产业。到欧洲实验室宣布他们发现了反物质材料,加拿大实验室前年发布发现超光速材料,有两个英国人宣布他们发现了超薄材料。最近全世界提出第三次工业浪潮,其中一个是信息,一个是新材料,一个就是新能源,这三者的融合,会产生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工业化的进程。所以战略新兴产业的调整涉及到我们未来中长期发展的问题,要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调整。

    我们要把握好两个重点,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战略新兴产业。短期来看一个是房地产产业,一个是服务业,我想如果能够把握好的话,短期内也就是今、明两年能够对房地产产业和服务业实行一个最佳的调整,让增长速度维持在7%以上,实现7.5%肯定没有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我们加大对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调整,中国也可以获得一个较快的增长。

    总体来讲,我们觉得从稳增长的较多来看,深度调整中国经济主要是这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深化改革,我们提出来目前要解决的三个要点。一个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调整问题,一个是民营经济的问题,一个是城乡二元经济的问题。第二件事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刚才讲到实际上也是三个要点,一个是从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要转向内需支撑的增长方式。一个是以成本优势为特征增长方式,转向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转向消费增长方式。这三个要点都必须要推进才行。第三件事是结构调整。调整分为近期和中长期。近期类主要是房地产行业和服务业,中长期主要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这三件事能够做好的话,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就可以缓解,甚至部分可以解决,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内在的发展动力,而不是靠货币多投放或者借债来刺激经济,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能达到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

    对于中国经济目前增长速度下滑,我是偏向于借这个机会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我坚决反对救市,千万不能救市。只有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中国经济才能够实现稳中求进。如果是救市,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现在我最关注的是七月初要公布的第二季度的数据,如果比第一季度还要差,尤其差的太多的话,我估计救市的呼声可能又会再起,又要加大投资、加大放贷的压力就会加大,结果是增长速度也许得了一定的上升,但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对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只能是把我们的问题继续往后推,救市的结果也会继续加大我们的货币、财政风险。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对于稳增长问题调研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