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末日本财政大臣盐川正十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但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看来，这一轮讨论缺少的是既有坚实理论基础、又切合中国实际的深入系统的分析，而只有这种实证分析才能给决策者以观察思考和权衡选择之依据。张曙光日前做了一份提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研究，在研究中他分析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的因素并计算其汇率弹性，根据直接投资和出口减少的数据，估算对GDP和就业的影响。日前本报记者就这一研究对张曙光先生进行了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形势，以及现在经济的外部失衡现象(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增长偏快等)产生的影响？

　张曙光：应当说，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形势很严峻。最近，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向中国施压，要人民币升值25%，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呼声再次高涨。

　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二：一是短期压力，二是长期压力，短期升值是由于经济运行内外失衡的结果，长期升值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走强的必然。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的确很大，集中表现为两个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

　一个是从实体经济来看，中国是个大国，经济增长很快，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原材料，而中国又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于是不得不大量进口。如，中国去年石油净进口超过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40%。进口的能源原材料通过国内的生产环节，加工制造出产品，完成生产循环。生产出的产品国内又消化不了，于是不得不大量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实现马克思说的“惊险的一跳”，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循环，近几年出口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去年的贸易依存度超过了70%，出口依存度达到36.9%。

　另一个是从货币经济来看，大量出口换汇和招商引资以及大量热钱流入，使得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并借此向流通中投放了过多的货币，为了稳定经济，央行不得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大量发行票据进行对冲和回笼，形成国内的货币流通和货币循环。增加的外汇储备国内使用不了，于是购买美国国债和存放到外国银行，外国政府和企业再拿来投资中国，形成国外的货币循环。这样一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就丧失了独立性，其操作取决于美元汇率和美国利率的升降是否为我国留有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升息、减税和汇率贬值三项政策组合，而我们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则显得束手无策。

　《第一财经日报》：请你介绍一下“中国汇率升值的成本和收益问题研究”。

　张曙光：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研究思路可以做如下的概括。

　第一步，分析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的因素，选择适当的经济变量，建立中国的直接投资函数和进出口函数。比如，影响中国出口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世界对我国商品的需求，二是我国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在出口商品生产成本一定的条件下，我国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主要取决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此外，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相同，周边国家与我国有相似或者相同的比较优势，在世界市场上处于竞争关系，除生产成本外，人民币汇率和这些国家货币汇率的相对变化，直接影响我国出口商品与这些国家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我国的出口。国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取决于世界收入，我们选择了与中国贸易量最大的10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的GDP作为变量，同时选择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以及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亚洲7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相对汇率变动，然后构造出中国的出口函数。

　第二步，用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1994年以后10年的历史资料进行实证计量，估算出各个变量的参数，主要是直接投资的汇率弹性和进出口的汇率弹性。所谓汇率弹性，就是汇率升值(或者贬值)1%，直接投资以及进出口减少(或者增加)百分之几。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中国的GDP增长1%，直接投资增长5%~7.75%，汇率升值(或者贬值)1%，直接投资减少(或者增加)1%。世界收入增长1%，中国的出口增长5.5%，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者贬值)1%，同时亚洲7国汇率变动滞后三期(三个季度)内，中国的出口减少(或者增加)0.8%~1.20%，此后迅速下降，四个季度后下降一半以上，七个季度以后几乎为零，即汇率变动的影响近于消失。中国GDP增长1%，进口增长1.5%，但进口的汇率弹性为正，与理论和我们的预期不符，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对进口的干预和限制较多，一些部门买涨不买落。因此，在估算汇率升值的影响时，我们暂不考虑进口因素。

　第三步，根据汇率弹性，运用2004年的直接投资和出口数据，估算汇率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影响。

　第四步，根据直接投资和出口减少的数据，估算对GDP和就业的影响。

　我估算了汇率升值5%、10%、15%和20%四种方案，直接投资汇率弹性为1,出口汇率弹性为0.8和1.19两种情况，共估算出八种结果。这里只能举出一种结果。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10%，直接投资的汇率弹性为1,出口的汇率弹性为0.8,则外商直接投资减少60.6亿美元，出口减少474.7亿美元，GDP减少690亿元人民币，就业减少380万人(按全部就业人员人均GDP计算)或者106万人(按工业部门劳动生产计算)，实际减少数量可能在这两者之间。

　《第一财经日报》：张教授，有一点我不大明白，为什么出口减少474亿美元，而GDP只减少了690亿元人民币？

　张曙光：你问得很好，一般人都会有此怀疑。这就涉及到GDP的核算方法问题。要计算出口和直接投资对GDP的影响，就要按照支出法计算净出口(注意：不是总出口)和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度。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度有的年份为正，有的年份为负，于是我们计算了近十年中净出口的平均贡献度是2.51%。计算直接投资的贡献度，先要计算投资对GDP的贡献度，再计算直接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近十年的平均比重为7.81%。计算公式是GDP减少额＝2004年的GDP×近十年净出口(或直接投资)占支出法计算的GDP的比重(贡献度)×出口(或直接投资)减少幅度。正因为如此，出口减少使GDP减少了274.6亿元人民币，再加上直接投资减少使GDP减少了415.4亿元人民币，就得到了GDP减少690亿元人民币的结论。

    《第一财经日报》：按照你的计算，你认为现在汇率改革应该采取何种方案，升值的话一次性升值幅度在多少才是最稳妥的？

　　张曙光：如果升值，方案和时机很重要。根据我的上述研究，升值幅度以5%~10%为宜，而且近几年内，只能升一次，不能升两次或者多次。因为，升值5%以下，幅度太小，不仅不能缓解升值压力，反而会增加升值压力，不得不再次升值，这是最不利的选择。升值10%以上，损失太大，整个经济可能承受不了。比如，升值15%，根据我的估算，直接投资减少90.9亿美元，出口减少712亿美元，GDP减少1034.9亿元人民币，就业减少159.4万~571.7万人。这样巨大的影响和损失，谁也承担不起风险和责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前面已经讲过，汇率问题有二：一是汇率体制，二是汇率平价。汇率调整也包括这两个方面，目前的问题出在汇率平价上，根子却在汇率体制上，主要是三位一体的汇率体制，即对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对商业银行的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因此，调整的方案应当是体制和平价一起动，就像1994年并轨并同时贬值一样。要改革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要加快外汇市场特别是远期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再问你两个关于汇率体制改革时机选择的问题，你怎么看待汇率体制改革与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系？

　　张曙光：汇率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汇率体制，二是汇率平价。二者既有联系，又不能混同。金融体制健全，无论是汇率体制还是汇率水平，其调整都有较好的条件，银行体系不健全，调整的风险自然要大一些，中国的银行系统和金融系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正是大家担心的地方。其实，金融体系主要决定汇率体制，不决定汇率水平，金融体系不健全，不能实行浮动汇率，但现行汇率体制更需要调整，这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体系不健全，汇率水平也不能长期高估或者低估，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因此，汇率调整只能在银行改革之后的说法不大确切。在目前的金融体系条件下，中国只能实行固定汇率体制或者比较严格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不能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体制，但汇率体制的调整和汇率平价的调整都应当而且可以进行，如适当改变目前“三位一体”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发展外汇市场，特别是建立远期外汇市场，也可以适当调整汇率水平和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第一财经日报》：对“投机性质的热钱”问题怎么看，这已经成为汇率改革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月初在亚行年会上也表示，市场投机的效果将适得其反，在过度投机的干扰下，中国政府目前的汇率改革速度和难度反而将增大。

　　张曙光：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亚行的讲话是有道理的，的确，可怕的不是升值，而是升值预期。因为有升值预期，热钱就会流入套汇套利，这必然增大汇率调整的风险和难度。我在研究中也计算了热钱流入带给汇率调整的额外损失。2003年热钱流入大致是600亿美元左右(1168＋450-458.7-527.7)，2004年流入1000亿美元左右，共计约1600亿美元。如果汇率升值10%，假定有一半流出，升值的成本(净损失)就是80亿美元，升值后流出880亿美元。正因为热钱流入(升值后)再流出，一方面造成净损失，另一方面减少了外汇储备，因而对整个经济运行形成冲击，因此，在汇率升值压力大、热钱流入多的时候进行操作，是很不利的。除了坚守不住、被动冲垮以外，主动操作不能选择这样的时机。在目前的情况下，所有的改革方案只能减小而不能避免热钱流入带来的影响。比如，在决定升值的时候，对外汇汇出在数量和时间上加以限制，还可以对外汇汇出征税，以减少损失。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汇率调整的配套政策措施？

　　张曙光：汇率调整的确需要有关政策配合，这样可以减少调整的风险和损失。比如，目前财政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比较好，财政收入增长比较快。因此，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资本流入和流出不对等(即鼓励流入和限制流出)的现状，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再如，对加工贸易的税收及其监管问题也需要研究调整。至于利率问题，不能与汇率一起调整，只能调整一个，否则震动和影响太大，而且无法观测和分析政策调整的效应和影响。增加国内需求是一个根本办法，关键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这需要进行一系列体制上的改革和政策上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