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泰斗之一，吴敬琏先生并不经常对股市发表评论，但偶尔对股市的表态，总是一鸣惊人。伴随股市的连年下跌，吴先生的确有太长的时间不谈股市了。去年晚些时候他曾说，自2001年3月起，他就不再发表任何预测言论，原因是该说的此前都说完了。而每当评股后，总会有利益群体产生，这也是他不愿说话的原因。

　　最近，吴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又开口谈股市说：“中国股市逼近千点真的是没什么意义的事情。解铃还须系铃人，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股市定位的问题，制度安排有问题，一定要把制度改过来，定位明确了，股市是干什么的；如果制度问题不解决，定位不明确，就是想到股市1000点了，人为往上抬，是不行的！”没想到此言一出，又引起轩然大波，赞成者有，批评甚至谩骂者更甚，有人质问他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吴敬琏又身陷口舌漩涡之中了。

　　对此，吴先生很坦然也很凛然，他说：“我没有什么多想的，作为一个学者，我只是根据我的理解发表我的意见，以后中国股市还有问题，我要是看清楚了，我还是会说。”

　　一位74的老人、外表看起来很文弱的学者，心里为何升腾着的一股凛然和正气？今年7月1日，为纪念顾准这位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者诞辰90周年，吴敬琏写了《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这篇长文。读懂了这篇文章，就读懂了吴敬琏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操守。

　　“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1956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1963年他重回经济所到1974年12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1968年到1972年期间，我们两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我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的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怀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这样一个当时使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对我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因此，我是从他受益极多的。”

　　吴敬琏的背后站着一位思想的巨人。

　　“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荡涤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浊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15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在这种时刻，我想我们知识界尤其需要发扬顾准那种立志为世界人民服务而不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的精神，为大众的利益、为推进改革而奔走呼号。”

　　吴敬琏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秉承了顾准的一脉精神。

　　记者曾几次采访过吴先生，听吴先生讲话，如沐清风，他儒雅、谦逊、睿智，平易随和、娓娓道来，既不张扬也不做作。

　　吴敬琏是顾准生前最后一位想见的人。多少年来，他一直以顾准先生那种“完全忘我的境界”为追求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忘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无畏。从顾准到吴敬琏，划出了一道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的清晰背影。顾准的使命感、责任感更多地体现在对中国历史进程和所走道路的反思中，吴敬琏沿着顾准的思考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前沿，走进了百姓中间。

　　有人曾这样评说吴先生：嘴对着领导者的耳朵，脚站在百姓中间；大半辈子在计划体制下度过，满脑子却是市场经济思想；拿着微薄的薪水，却为人们提供成为百万富翁的理念。

　　为谁代言，确立了经济学家的学术定位和人格定位。为百姓代言，坚守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操守，成为吴敬琏先生的一种自觉选择。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聆听真理，开启民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