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宋国青现场的论述，就上半年的经济形式评价、经济冷热与通货紧缩等问题，宋国青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盘点二季度经济运行
《21世纪》：根据统计数据，今年我国二季度的GDP增长率为9.5％，CPI增长率为1.7％，货物进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1％和16％。对此，您如何分析？
宋国青：这些数据的大部分和我们的预测非常接近，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就CPI来说，现在的情况与去年底的预测以及根据今年一季度情况所作的预测差别不大，原因在于国内的情况和预测很一致，预测有一些偏差主要是由于一季度的贸易顺差比原来预测的要高。
在“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一次报告会上我曾经提出过总需求U形反转，现在看来这个反转在二季度又再往回反了，而这个变化的基本原因是贸易顺差在月环比意义上的剧烈变化。因为美元在去年四季度大幅度贬值，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猛烈增长，使总需求回升；但是美元在今年以来呈现出升值态势，中国的贸易顺差自3月份开始趋于平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急剧减弱。
《21世纪》：与去年相比，今年二季度的经济运行体现出哪些特点？原因何在？
宋国青：按照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度量数据，今年二季度的主要宏观指标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特点。但是，这个情况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经济活动指标的比较异常的表现引起的，是所谓“基数问题”，并不表示现在的情况是高增长低通胀。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同比增长率数据及其变化会引起很大的误解。
数据所表现出的高增长低通胀，部分由于2003年的货币供给的剧烈波动，部分由于2004年4月份开始了一轮猛烈的宏观调控，2004年上半年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化比较剧烈。具体结果是，在2004年二季度，生产水平、投资水平和贸易顺差水平相对较低，货币数量增长极慢，而价格上升较快。这些情况使得今年二季度的同比增长率表现出了相反的变化，生产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贸易顺差增长率比较高甚至特别高，货币增长率上升，而通货膨胀率下降。
在这里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什么是“基数问题”。比如说一个出租车司机，7月份工作了20天，6月份工作了30天，结果是7月份的收入比6月份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是对的。但出租车司机又说，他6月份的收入与去年6月份持平，而7月份的收入比去年7月份增长了一倍。那么这两组数没有任何矛盾，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去年7月份他只干了10天，导致今年7月份的收入比去年大幅度增长。这就是同比增长率的“基数效应”。对于这样的情况，同比增长率的高低及其变化对于反映当前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说的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母是去年的数，分母小也可以引起比值高。
贸易顺差增长与内需疲软的双重考验
《21世纪》：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对大幅增长的顺差该如何理解？对全年的贸易您做何预测？
宋国青：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是今年宏观经济的特中之特。2004年上半年的货物贸易记录为逆差68亿美元，占GDP的－1.0％；2005年上半年实现了398亿美元的顺差，占GDP的4.8％。一里一外，货物贸易顺差的增量为467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上升了5.8％。按名义额计算，顺差增量占GDP增量的44.7％；按可比价格计算，顺差增量对GDP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
按照现在的情况，可以预测2005年全年的货物贸易顺差将达到1112亿美元，而去年仅为320亿美元。当然这个预测可能还会是偏于保守，即今年的贸易顺差将比去年增加近800亿美元，或2.5倍。其实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在经季节调整以后已经达到了520亿美元。上半年的实际的贸易顺差是将近400亿美元，但其中包含季节性因素。在现在的情况下，上半年的贸易顺差相对比较小而下半年比较大，如去年上半年是逆差68亿美元，下半年是顺差388亿美元。所谓季节调整，就是对一年中因为季节因素引起的偏低的部分增加一些，而对偏高的部分减去一些。
但是，月度的变化情况不支持顺差将会继续较大幅度增加的期望。从图1可以看出，剔除季节因素后的顺差在2004年后3个季度和2005年1季度猛烈上升，2005年2季度比上季略微下降。考虑到美元升值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后面2个季度的预测值也难以太高。从月度数据看，剔除季节因素后的货物贸易顺差在今年头2个月达到高峰，后面基本走平或者微升。这个情况和美元走强关系密切。见图1《21世纪》：贸易顺差增加将对国际、国内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宋国青：虽然不能说1993－1997年间中国贸易顺差的增加是引起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是在其他特定情况下，两者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些特定情况的大部分在今天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一个大国贸易盈余的迅速变化总会引起这样那样的变化，最后产生反向的抑制力量。这个变化的形式在上一次是东南亚危机。在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迅速下降，成为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中国的角度看，货物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4.5％上升到2005年的5.9％（预测数）或许并不特别厉害。但是，因为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按全球GDP算中国贸易顺差比例的上升就更加突出了。另外，发达经济的大部分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服务业，制造业比例小，正常吸收贸易逆差的弹性并不是很大的。
由贸易顺差大幅度增长带动的正常甚至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它意味着内需相当疲软。从现在的月环比情况看，对贸易顺差继续大幅增长的担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风险意义上的担心，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猛烈增长已经受阻。虽然在同比的意义上二季度贸易顺差很大，但是这也是“基数效应”。剔除季节因素后，二季度的顺差和一季度大致持平，虽然以后还可能有所增长，但是继续大幅度增长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所以，如何启动国内需求以保证经济平稳发展，是现在的一个重大问题。
国内需求的迷雾
《21世纪》：相比持续增长的对外贸易，扩张国内需求和控制投资增长引人关注，对此，您如何判断？
宋国青：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名义增长14.7％，实际增长9.5％，GDP隐含价格指数上涨4.7％ .去除贸易顺差，国内名义需求增长8.4％，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内需实际增长仅为3.5％，而仅国内消费实际增长一项对内需增长的贡献已达3％－4％。如果假定GDP、货物贸易以及消费数据是可靠的，那么实际投资的增长率差不多是零。如果国内投资的名义增长率在20％左右，加上名义总消费的增长可能超过10％，如何能使国内需求仅增长8.4％？
这里说的投资是总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后者是指存货的增加。如果其他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基本可靠，结果就是存货投资大幅度下降。因为绝对数太大，单用存货变化很难解释。
当然，这其中可能存在各种统计和估计误差，包括GDP和贸易以及消费的统计都可能有一定误差。统计部门对这些误差在作全年平衡时会加以部分调整。不过，从不同数据历史稳定性和可能误差等角度分析，结合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数据，我更倾向于“国内实际投资同比增长率很低”这一看法，因为在各大项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季度数可能包含相对更大的误差。这样的话，依据上半年和二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等数据来估计目前的总需求情况就可能产生很大偏差，何况同比增长率数据本身就有“基数效应”，去年二季度的投资数据相对比较小。
对短期预测来说，最近几个月的变化情况有更重要的意义。6月份的投资比起前几个月来究竟如何，现在很难估计，我也不愿意轻下判断，但是不排除6月份的投资在环比的意义上增幅比较大的可能。现在的问题是，消费很难有特别表现，主要的希望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环比增长率能够冲上来弥补。从货币方面的情况看，还是有相当大的希望。本来是可以比较乐观的，但是房地产销售的不景气构成了对总需求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对于短期的总需求而言，房价的波动肯定有影响，但这样的影响比起销售疲软的影响来说是次一位的。房地产销售的持续疲软必然引起投资的疲软，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
工业增长的隐忧
《21世纪》：对今年上半年的工业增长状况，您如何判断？
宋国青： 按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度量，二季度的工业增长率为16.5％，其中6月份的工业增长率为16.8％，都是很高的。按图2的数据，剔除季节和春节因素后，工业增加值在3月份比上年12月份增长了5.6％（年率24.5％），而6月份比3月份只增长了2.9％（年率12.0％），其中6月比5月增长0.9％（年率11.8％）。月环比增长率与同比增长率的这样大的差别，是不太多见的。
12％这样一个工业增长率，对应的GDP增长率约为8.0％。这样的情况应当说已经到了通货紧缩的边缘。见图2《21世纪》：这种高增长的原因何在？结果如何？
宋国青：如前所述，这是由基数效应引起的，不反映当前的情况。当前的情况要通过观察最近几个月的月度变化情况才能看出来。在考虑月度变化情况时，对有关数据作季节调整是很重要的。我计算和估计的结果是，6月份比3月份增长了2.9％，折年增长率为12.0％，其中6月比5月增长0.9％，折年增长率为11.8％。这样的增长率对应的GDP增长率约为8％。从过去的情况看，8％的经济增长率背后的总需求可以说是达到了通货紧缩的“警戒线”。如果这一状况继续，则到明年二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就会达到8％左右。
8％的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在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快，企业的成本来不及调整，将导致利润的猛烈下降。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同时伴随着价格的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企业利润面临着双重的下降压力，这导致企业利润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弹性在边际上大约为10倍左右。利润在短时期内的过于猛烈的下滑可能导致金融部门坏账增加以及银行“惜贷”等一系列问题。
季节调整后的CPI环比表现良好，折合年率大约3％，另外6月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经季节调整后与上月基本持平。目前的CPI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同比增长率的下降是基数效应，因为去年二季度的CPI比较高并且快速上升。但是，工业品出厂价格面临向下的压力。不过，上下游价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上下游价格传导”并不成立。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以控制总需求，将CPI的涨幅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这里只有“预测误差”问题导致的短期波动，没有必然的通货膨胀率周期。
经济短期趋冷但未必通缩
《21世纪》：综合以上因素，您对当前经济的冷热作何判断？会不会出现通缩？
宋国青：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根本上源自于去年的“百日调控”的周年效应，就是基数效应。目前M2的环比增长率甚至可以说“恰如其分”。唯一的疑虑来自于当前货币增长的结构问题。在贷款受到抑制的情形下，货币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外汇储备增加，在结构上是否与增加贷款等效，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当然，我现在也加入“看冷”的“大合唱”之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确实存在总需求走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若大家都“看低”经济走势，会引起当局的重视，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如此更有可能避免经济步入紧缩的轨道。在当前很多方面不确定性较大，特别是国内投资增长“疑点重重”的情形下，如果不对问题加以足够关注，宏观经济有可能出现不甚理想的局面。
我认为不存在出现中长期通货紧缩的必然因素，短期内可能由于政策调控不当而出现暂时的总需求疲软甚至通货紧缩，或者说本来要防冷弄成防热，但还是相信刺激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另外，由于利用利率、汇率手段抑制总需求相对容易，但要重新启动总需求则较为困难，因此我建议“总需求宁强勿弱”。从汇率方面考虑，这一点更为重要。如果下一步决策层认为有必要再调汇率，先行增强内需以抵消汇率变化对贸易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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