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先生一开口，立刻激起千层浪。他最近接受金陵晚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对此，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撰文《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代表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提出的所谓“股民强势论”表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有瑞磬在人民网刊文《为什么听话要听音 吴敬琏说的是诤言》，为吴敬琏辩护，称其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一时间，吴敬琏再次被推上“股市舆论场”的风口浪尖

　　本报记者 凌翔 发自上海

　　对于几千万中国股民来说，在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吴敬琏”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和他们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这种缘份在2000年10月时，因为吴敬琏抨击“基金黑幕”而埋下种子；在2001年初时，又因为吴敬琏发表“股市赌场论”而引起轩然大波；在今年7月底，又因为吴敬琏的所谓“股民强势论”，再次成为中国股市舆论场的众矢之的。

　　仅仅为“良心”代言？

　　今年已75岁的吴敬琏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不是一个投资者，也不是一个股评家。但是，他顶着经济学家的桂冠，直接闯进了中国股市的舆论场。在这个最充满投机性的经济领域里，通常只容纳政府和市场的声音，当经济学家要用“第三种声音”介入其中时，争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让吴敬琏的回忆把我们带回到4年多前中国股市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2月30日，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嘉宾，在回答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时，我又重复了历年对于股市的一些看法。这个节目于2001年1月13日播出。与此同时，2001年1月12日，我赴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在旅馆里接受了追踪而至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就记者提出的有关庄家操纵股市的问题作了回答。这一次访问的录像在1月14日播出。

　　“也就在这个时候，证券监察机构早于2000年初开始的加强监管力度的举措逐步加紧。它先对基金派出了审查小组，又在2001年1月9日和10日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了1月14日至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于是，“庄家”们望风而逃，而股价则从1月15日起大幅连跌4天。这时，“吴敬琏一言毁市”的流言也在股市上传开。一时间，引来了无数评论和诘难。

　　“接着，颇有影响的《证券市场周刊》把我的观点概括为三条：1、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市盈率过高，并针对这三个问题刊出了《九问吴敬琏》的提纲。

　　“2月11日，争论进一步升级，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五位先生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据会议的组织者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他们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摘自吴敬琏《十年纷纭话股市》）

　　随着其他学者和经济学家不断加入争论，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由于沪深股市随后创出新高，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也曾一度被市场嗤之以鼻。但这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一直延续到那年的“两会”。

　　吴敬琏在这年的“两会”期间举办了一场“私人新闻发布会”。他打破沉默，对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学者不久前联袂举行“经济学家和媒体恳谈会”对他的质疑作出反击，并且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表达了他被投资者误读的心境：“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场大争论后没多久，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

　　如果说2001年的股市转折是从吴敬琏开始的，这多少有点让老先生一个人背黑锅的意思，但这位喜欢莫扎特的经济学家当时的率性而言，对2001年中国股市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这和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有必然的联系。

　　在中国经济学界，吴敬琏是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作为顾准的弟子，吴敬琏曾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之一，他对经济决策人物、包括当时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影响都不可忽视。

　　但吴敬琏之所以能蝉联2000年、2001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凭的绝不仅仅是他的学术威名和朝中门生，而是他在中国股市的歌舞升平年代，用经济学家的“第三种声音”扮演了“良心”代言人的角色。他在当时提出的“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至今仍振聋发聩。

　　一家南方报纸在评选2001年十大股市人物的时候，是这样评价吴敬琏的：“作为中国报业先驱邓季惺的儿子，吴坚守学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发出的声音，往往被每一个投资者细心倾听。如果只评选一个人作为2001年中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当选的无疑应该是吴敬琏。”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这几乎可以说是最高评价，但对于一个经济学家，仅仅为“良心”代言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向一个经济学家所要求的，不是他为谁而代言，而是他超越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学者智慧。

　　经济学家有“两种身份”？

　　2004年，中国股市舆论场依然风起云涌。8月9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一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质疑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9月初，吴敬琏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一位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在10月对吴敬琏的专访中如此写道：

　　“7月份，谤言又来自另一方面，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决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借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谢世的机会，重弹2001年股市大辩论旧曲，声讨吴敬琏，声称今天的中国股市满眼飘绿、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困境，全是由４年前吴敬琏对‘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和‘股市比赌场还不如’提出批评造成的”。

　　“在8月间，‘非主流经济学家’积极声援这种批判。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长江商学院的郎咸平教授‘由案例而问题、由问题而主义’地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和这种经济主导下的国企改革而掀起了新的高潮”。

　　“据网络媒体的分析报道，‘郎咸平旋风’引发了据说是‘倒郎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激战。一些平面媒体则在睁大眼睛看‘吴市场’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属于哪一个派别”。

　　“北京一家官方媒体也发表文章，说吴敬琏既不全盘肯定郎咸平教授对一系列企业家的指控和对国企的主张，又不‘拿出事实和数据来驳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极推手’，说是像吴敬琏这样的学者只‘乐于到企业做顾问或独董’，‘互相唱和跑跑堂会乐得屁颠屁颠’，而‘对于真正关乎改革成败，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而看到了但不深入去做，即使做了也是……从概念到概念，犹如隔靴搔痒’。”（摘自柏晶伟著《吴敬琏：我心依旧》）

　　尽管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决不能再用了。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对于身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担任内地几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吴敬琏，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也不是一件易事。

　　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而经济学家纯粹的学术身份，也日益受到其经济身份的拷问。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至2万元的有18家，2万至3万元的有26家，3万至4万元的49家，4万至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有16家。

　　今年7月，当上海律师严义明再次将矛头指向顾雏军，吹响中国独立董事“独立运动”的号角后，吴敬琏的讲话颇耐人寻味，“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还存在缺陷，要想让独立董事真正发挥独立作用，必须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来完善这一制度。严义明律师征集科龙股东投票权，并竞选独立董事的竞选一事，希望最终结果能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促进独立董事制度的改善，希望该案例能够引发大家对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缺陷的思考，促进包括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在内的各方尽快着手，采取推动制度建设的相关配套措施。”听了老先生的这番话，或许该将做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集体无为，看作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先天性缺陷所致了。

　　何处寻求大智慧？

　　2005年，是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年，各路学者、经济学家为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具体方案，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其规模和热烈程度尤胜4年前那场事关中国股市走向的大讨论。对于3年多前就已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思路的吴敬琏，人们自然希望再次听到他来自“良心”的声音。

　　且听吴敬琏与一位金陵晚报记者于7月底所作的谈话：

　　“记者：现在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都要求得到非流通股东给予更大的补偿，您觉得这样的现象正常吗？

　　吴敬琏：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股东了。流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当然他们可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是不是公正的。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现在这个是权利不对等的。现在方案通不通过权力完全在流通股手里，这是证监会交给他们的权力。

　　记者：您觉得证监会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通过与否权力交给流通股东，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吴敬琏：权利要平等、对等。为什么流通股东的权力要大于非流通股东呢？最早上市的国有企业的非流通股溢价很高，对于当时买了流通股的人确实有很大的损害，那为什么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谈判中间，权力却在一方呢？我认为现在股权分置改革真的没办法去算得清什么方式进行补偿是完全合理的。

　　记者：既然您现在认为没办法，那么您2002年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思路是否能放在现在呢？

　　吴敬琏：在2002年时，我说大家都让一点，只要大家向前看，共同来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但现在不是大家让一点的情况，现在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

　　记者：但非流通股东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在推出股改方案时，要求100％非流通股东同意这个方案，才能推出方案，最终非流通股东也要参与股改方案的投票。

　　吴敬琏：但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可是代表非流通股东提出意见、投票的，还是经理人，那可不是这位老板或经理的钱呀，可是对全体老百姓来讲，这可是我们自己的钱呀。”（摘自黄燕的《吴敬琏：千点托市不应该 补偿流通股股东不公正》）

　　吴老先生一开口，立刻又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方面，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撰文《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代表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提出的所谓“股民强势论”表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有瑞磬在人民网刊文《为什么听话要听音 吴敬琏说的是诤言》为吴敬琏辩护，称其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

　　对于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一些争议。为此记者采访了著名学者刘纪鹏教授，刘纪鹏表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将股票全流通，而在股票全流通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以前的政策和法律定的是非流通股暂不流通，而事实上，非流通股本身高达4500亿的份额在进入股市之后，确实会给流通股股东造成股价下跌的趋势和风险。对于这个风险，当初在1400家上市公司的招股书中都没有提过，没有披露过这个风险，更没有防范这个风险的任何措施。所以，现在股票要全流通，而这种流通必然会带来非流通股的股价上涨和流通股股票的股价下跌，因此我们才提出了对价的理论。即在非流通股流通的时候，非流通股股东要对流通股股东作出一个承诺，就是我的流通不以对你造成损失为代价。

　　刘纪鹏说，对价的理论本身并不是说是传统理论下单一补偿的问题，不是简单根据历史来进行补偿。而是根据未来，非流通股要流通了，流通时会给流通股股东造成风险，因此流通股股东要求非流通股股东对于造成风险的这一个环节提出对流通股股东的承诺，这个承诺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补偿，但是也可以不用补偿这个词，就将之理解成一个承诺。

　　对于吴敬琏提出的观点，刘纪鹏认为实际上吴也是不了解股权分置改革按照对价理论推进的理论依据和前提。刘纪鹏说，现在谈的对价理论不是建立在追究历史成本上的，对价理论就是，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管理层同意非流通股股票要流通的同时，对会给流通股股民带来的损失给予的防范。补偿补的是历史，而对价对的是未来。

　　刘纪鹏说，目前大家约定俗成的用补偿这个词，是由于我们之前对于改革理论的宣传不够造成的。现在监管部门被动的地方就在于没有把改革的理论依据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充分的阐述以打消人们的误解和疑虑。

　　或许真得没必要再揪住吴老先生的几句话，在补偿流通股股东公不公正这个问题上，来争个你是我非，因为吴先生也不过只是一个“地球人”，即便他是一个学高八斗的经济学家，但是只要他想和变幻莫测的市场先生说话，争议就一定不会结束。

　　如果改革可以试错，也必须在试错中前进，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有试错而前进的机会呢？